四川
隨著因果工黨把目光投向安迪·伯納姆，視其為可能的“救星”，倫敦兩場針鋒相對的示威，也凸顯出英國政治危機之深。由湯米·羅賓遜發起、那個再次被荒謬命名為“團結王國”的極右翼集會，體現出一種威脅，而大多數工黨議員如今已經意識到這一點。
改革黨在前幾日地方選舉中的大勝，已經引發了一場全面政治危機。
盡管所謂“伯納姆反彈”主要建立在公眾對基爾·斯塔默的強烈厭惡之上，而斯塔默是否下臺，如今似乎也取決于這位曼徹斯特市長是否愿意接替他，但如果伯納姆真的成為梅克菲爾德補選候選人，工黨仍會被視為勝選熱門。即便如此，他對改革黨的領先也只是十分微弱。
改革黨獲勝并非沒有可能。如果出現這一結果，工黨的選擇將比現在更少，同時也會再次確認，不寬容的民族主義正在成為英國政治的主導主題。
羅賓遜選擇這一天舉行示威，當然不是為了“團結王國”，而是為了把分裂最大化，與一年一度的“災難日”示威正面相撞。
這場“災難日”示威，是為了紀念以色列建國過程中750000名巴勒斯坦人被逐出家園，并要求落實聯合國承認、但這些人及其后代始終被剝奪的回歸權。
由于日期重合，這場聲援巴勒斯坦的示威也將比平時更明確地帶有反種族主義主題。組織者將其宣傳為“第78個災難日：為巴勒斯坦而行，與湯米·羅賓遜和極右翼對抗”。
極右翼那場示威則會進一步強化其一貫突出的反伊斯蘭和反巴勒斯坦主題。
聽工黨和政府部長的說法，兩場游行似乎都是問題。
現實中反猶襲擊的上升確實令人警惕，但工黨和保守黨都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把責任歸咎于大規模聲援巴勒斯坦的游行。
部長們談論要禁止的，不是極右翼示威，而是聲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新增進《犯罪與警務法案》的壓制性“累積影響”條款，針對的也是后者。
立場荒謬失衡的倫敦警察廳，將首次使用實時面部識別技術來處理這些示威。
該機構負責人馬克·羅利此前還曾散布不實說法，聲稱“巴勒斯坦聯盟”試圖從猶太會堂前游行經過，以此抹黑這一組織。
另一個令人不安的新動向，是當局威脅要讓組織方為臺上說出的所有言論負責，理由據稱是打擊“仇恨言論”。
一個政府會以涉嫌在演出中展開真主黨旗幟為由，控告音樂人犯有恐怖主義罪行；一支警察力量會因為有人舉著“我支持巴勒斯坦行動”的標語牌，就一次次成百上千地抓捕領取養老金者。這樣的政府和警察，并不值得被視為言論自由的可靠守護者。
要求組織者承擔責任的警告，與對和平運動領袖本·賈邁勒、克里斯·奈納姆、索菲·博爾特和亞歷克斯·肯尼的起訴一樣，目的都是恐嚇整個運動，讓和平抗議面臨更高風險。
斯塔默領導下的工黨仍抱著一種幻覺，認為自己代表著受到左右兩端極端主義威脅的理性中間地帶。真正走向極端的，恰恰是工黨自身。
它在威權主義和壓制公民自由上走向極端；它教條式堅持債券市場正統觀念，而這種觀念已經掏空了公共服務和英國工業；它在外交政策上與地球上最具攻擊性的國家——美國和以色列——保持一致。
它敵視移民，仇視和平運動，因此也太過頻繁地與極右翼站到同一邊。而極右翼實際上蔑視它，也蔑視整個工人運動。
工黨需要的，不只是重新思考公共所有制和提高薪資的問題，盡管這兩者它的確都需要。任何希望獲得工會支持的領導層競爭者，也都應當明確反對英國繼續滑向警察國家。
前日的兩場游行并不相同。“第78個災難日”游行，是為了和平、正義、人權和國際法。工黨議員不該譴責它，而應加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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