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科時期就讀于浙江師范大學。大三那年，一位學長向我推薦了先生的《求索真文明》。借回來后連夜通讀，為其中細密的考證、精彩的推斷、深邃的思想深深吸引，欲罷不能，掩卷而起的時候，已是東方拂曉。那段時間我正在準備考研，幾乎每天要到學校圖書館四樓的期刊室去翻各種各樣的研究生招生目錄。從積累的信息來看，多數名師不招碩士研究生。后來通過打聽、確證，知道朱先生還在招收碩士生，興奮不已，再加上自己最感興趣的方向是思想文化史，報考復旦歷史系思想文化史專業的目標就在心中確定下來了。

但想到報考名師，心里總有些不安，時而擔心競爭激烈，時而擔心自己程度不夠。那時候年紀小，喜歡耍小聰明。于是拿起毛筆，給先生寫了一封信，想用這種方式引起先生的注意。從信寄出去那一刻起，就在焦急地等待。大概等了個把月，收到廖梅老師用最平實的語言寫的回信，告知先生已看過我的信。頓覺心里踏實多了。

九九年暑假，我來了趟上海，原本只是打算來買些書，借宿在華東師大的學生宿舍里。另一位想報考復旦法學系的同學，硬拽著我要來趟復旦，說是想來找老師。我說暑假里哪找得到老師，他說找不到逛逛校園也好。于是兩個傻小子，蹬著自行車，花了將近兩小時斜穿大半個上海市，從華師大到了復旦。

那時候法學系和歷史系都在邯鄲路南邊的文科樓，法學系就在一樓。正如所料，那位同學在走廊上游蕩了半天，除了被滿懷戒心的值班人員盤問來意之外，沒有任何收獲。正當我想離開的時候，他又攛掇著我說，既然來了就去九樓歷史系看看吧。于是我倆聊勝于無地進了電梯。正當電梯門快闔上的時候，門廳里走進一位長者，喊了聲“等等”。我們撳著按鈕等待。長者進了電梯后發現我們摁的是九樓，就默默站立在一邊。到了九樓，三個人一起下電梯。正好在走廊上的一位中年女性(后來我知道這是系文印室的吳蕾老師)跟長者打招呼，喊他“朱老師”。

聽到“朱老師”這三個字，我的神經頓時敏感起來。那位同學照例在走廊上一通亂逛，被吳蕾老師訓斥了一通。我看到電梯對面就是老師們的信箱，就一動不動站在前面研究起來，發現當時的歷史系只有一位朱老師，那就是朱維錚先生。巧的是，下樓的時候，朱先生也和我們乘的同一趟電梯。電梯里，我凝視了先生數秒，一個鄉下小孩兒第一次和名師面對面的感覺，難以名狀。些許躊躇之后，鼓足勇氣問道：“請問您是朱維錚先生嗎?”先生回答了兩個字：“我是。”數秒鐘的遲疑之后，我開始語無倫次地講述自己報考研究生的打算，電梯達到底層時還沒說完。先生靜靜地聽著，最后說了句“我剛從香港回來”,就匆匆走了。

這就是我第一次見到先生的場景。這么多年記憶猶新，仿佛就在眼前。那年暑假的一個午后，還去逛過福州路的書城。翻到一本第五十八輯《中華文史論叢》,第一篇文章是先生的《維新舊夢已成煙》(后來先生出版《維新舊夢錄》,用這篇文章作為導言)。我找了個地方席地而坐，把這篇文章看完出來的時候，已經是黃昏時分。先生的文章就是這樣吸引人。

零零年秋季，我正式入學，正好趕上先生重新開設“中國經學史”課程。上課地點是文科樓九樓會議室。聽課的同學每次都把這個地方擠得進出頗為不便。先生每堂課結束之后，都會預告下一講的內容，要求同學們預先準備，并會在下次正式上課前請兩位同學作讀書報告。作為新生，第二次就被先生點到了，報告題目是“孔子和原始儒學的關系”。在準備過程中，我發現一個問題。先生曾在課堂上講過，甲骨文中沒有“儒”字。但有不少研究成果提到，甲骨文中是有“儒”字的，最初提出這個觀點的是徐中舒先生。七十年代，徐先生曾以《甲骨文中所見的“儒”》為題，在《四川大學學報》上發表過論文。在報告中我談了這個話題。之前，我心里還稍有些不安，不知道這樣合不合適。誰知先生聽完之后非常高興，要我把徐中舒先生的文章復印給他看。之后，先生還給《文匯讀書周報》寫了篇文章，專談這個問題。個把月后，先生開始著手編輯《利瑪竇中文著譯集》,點了我這個新生和其他幾位師兄、師姐一起參與，應該和這次發言有關。這對先生來說，或許并不算一件太大的事情，于我來說，卻是莫大的鼓勵。

先生平時不茍言笑，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嚴師的形象。平時談話的機會不多，內容也主要是圍繞學習。總覺得很難把握先生的想法。倒是和同門師兄弟們幫先生一起搬家的時候，才深刻地感受到平時威嚴的先生，是一位慈祥的老人。有一次搬書搬到天黑，先生說要請我們幾個吃飯，但看了看銀行卡，里面只剩五百塊錢了。我們都推辭，說不吃飯了。

但先生還是執意將這五百塊錢從提款機里取出，請我們吃了一頓。在飯桌上聽先生講學林掌故，比上課還有趣。搬到后面幾天，先生囑咐我，請小區里看自行車棚的師傅來幫忙收拾廢舊報紙、紙張。說這位師傅來自蘇北，帶著老婆孩子在這里謀生很不容易，請他來幫忙，既可以讓他拿走這些我們用不著的廢舊之物，增加收入，還可以讓他感覺到這是自己用勞動換回來的，不用背負受人恩惠的慚愧。先生說這幾句話時的形象，也一直深深印在我腦海中，讓我第一次知道，原來平時針砭時弊、辭鋒犀利的先生，有如此細致、溫情的一面。

得知先生要留我在系里工作時，非常驚訝，因為之前先生從未透露過相關消息。工作之后，和先生的接觸漸漸多起來。感覺中，先生還是嚴的一面多一些。直到先生病倒，才越來越多地感受到先生慈的那一面。一零年秋，先生手術之后，身邊不能缺人，師兄弟們輪流陪夜。輪到我的那個晚上，我居然在深夜睡著了。先生起夜，不忍叫醒我，就摸索著自己起來了。我聽到聲音后驚覺，先生說：“不礙事，你睡吧。”當時心里，有一絲莫名的感動，忽然覺得先生好像一名慈祥的老父親。

去年年底，先生病情惡化，住進了新華醫院，我們去陪伴的時間更多了。那時候，癌細胞已經擴散，由于背部疼痛，不能臥床太久，這導致先生睡眠質量很糟糕，略睡一會兒，必然被疼醒。我守護的那幾個晚上，先生一般睡半個小時就要起來一次，略好一點的時候，最多一次也就睡一個小時左右。但即便在那個階段，先生也從不將病痛表露在神情上。為了減緩疼痛，先生就到走廊上散步，值夜的學生就陪著先生一起走。師生閑步間，先生會找一個令人開心的話題來聊，比如說說他最近看過什么書，書里有哪些好玩的故事；有時候也會講講他以前的經歷，和學界前輩的交往經過。說至興致處，先生會哈哈大笑。聽到先生這樣的笑聲，我卻感到絲絲心酸。因為在先生身體健康時，很少這樣。此時聽上去爽朗的笑聲，只不過是他想讓氣氛變得樂觀些、活躍些，不愿意讓我們為他的病痛擔心、難過。一直以來，在我們心目中，無論是身體還是作風都如此硬朗的先生，就這樣瞬間衰老了，我們甚至連一點準備都沒有。原以為，先生還會一直這樣硬朗下去。

先生即便在醫院里，床頭柜上也還會放很多書。去年上半年在中山醫院的時候，先生床邊的書基本都是關于辛亥革命主題的，可能和百年話題有關。至少說明，那個時候先生還能集中精力思考一個問題。但下半年到新華醫院的時候，書的結構就變了。病房里的書，從古人筆記，到近代人物傳奇，跨度很大。此時先生看書，可能完全只是消遣，不一定能集中思考問題了。

一二年的元旦，先生是在病房里度過的。我去看望的時候，先生和我長談了一次，囑咐我不要把過多的精力花在無謂的事情上，還是要把根牢牢地扎在學術界。先生知道我愛好廣泛，社會活動很多，也知道我前陣子一直忙著拍百家講壇。先生問我，這幾年你都在干些什么?以前一直看著你，不說你，現在再不說，怕是來不及了。過了幾天，德國漢堡大學的傅敏怡教授去探望先生。當時我不在場，事后師母告訴我，先生花了很長時間向傅先生推薦我，說要找機會讓我到國外去學習一下，拓寬些眼界，提高學術水平。每次想起這件事，我都感到深深的愧疚，覺得自己辜負先生的教導良深。

先生的最后一個春節，也是在病房里度過的。節后不久的一個下午，我和研究室的高晞老師、鄧志峰老師一起到先生病房，作了一次長談，內容是關于一名博士生的畢業論文。那個下午，先生堅持在椅子上坐了兩個多小時，期間不停地變換著坐姿。我們知道，他正在忍受著病痛的折磨，但他依然從不把這些痛苦轉移到臉色表情上，也不用語言來表達。我們之中，誰也沒想到，這竟是和先生最后一次學術長談。之前，先生遲遲不肯對自己的人生和學術作總結。但那段時間，先生已經開始考慮這個問題，并囑咐我們協助他一起完成這件事。這次病房談話后不久，高晞老師特別擬定了一份名單，安排了不同的人幫助先生一起整理不同的內容。名單擬好后，我拿到醫院給先生過目，先生說沒問題，讓他先思考一下，下個星期開始正式啟動，由他口述，我們錄音，事后整理成文字。誰知從第二天開始，先生的病情就急轉直下。從第三天開始，我們就永遠失去了和先生談話的機會。

所有的人都沒料到事情會來得這么快。我們真的都沒有準備好。……算了，就說到這兒吧。拉拉雜雜，不知所云。說再多，也說不盡，說不清。痛定思痛，該好好想想，如何少辜負些先生的教導。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作者簡介：姜鵬，2000年至2006年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思想文化史碩士生、博士生。現為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室講師。

來源《懷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