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婆婆是精神分裂癥患者，斷斷續續幾年。去年10月，全家終于下定決心要把她送到精神病醫院治療一段時間。作為一個寫作者，我記錄下了從她入院到出院的整個過程。

01 心驚膽戰的一天

鋁合金的大門“哐嘡”一聲，震得地面的灰塵都向上跳了幾下。婆婆終于進去了。

老公背過身去，額頭抵在窗臺的瓷磚上，肩膀抖得像被風刮著的樹葉。我遞給他紙巾，手指碰到他的手，涼得就像一塊冰。

前一日晚上，他吃飯就有些心不在焉，端著米飯，筷子在空中停了許久。飯后，我們倆坐在桌邊，他雙手用力抹了一把臉，擔憂地說：“明天也不知道行不行，到時我來開車，你和媽坐在后排。”

“媽不會在車上就發作吧？”我小心地問了句，心里也沒有底。

“不會，但是快到的時候，你和媽媽聊聊二姨，別讓她看到醫院的牌子。”他囑咐道。

晚上9點多，老公準備帶兒子睡覺，婆婆打來電話，她很少這么晚打來電話，老公本不想接，我戳了一下他：“趕快接，不接更刺激她。”電話里傳來婆婆那熟悉的、焦急的聲音，“昊，明天我們還是不回去，回老家再給你爸看就行了。”老公只回答了一個字，“嗯”不一會兒就掛了，公公的微信立馬跳出來，“明天照常進行。”

婆婆還被蒙在鼓里，這次我們是以公公生病的理由騙她。半年前，在老家，我們是以體檢的理由騙她，好不容易做完各項檢查，在入院時她意識到了，立馬像受傷的動物一樣哀嚎、打滾，公公心軟了，計劃失敗。這次，只能換個理由。

早上，我們把兒子送到幼兒園。出發前，老公不放心，又給醫院打了一個電話，意思是婆婆屬于精神分裂癥，不太配合，希望到時候醫院能協助一下。我們下了樓，公公婆婆早就在門口等著我們。婆婆今天穿了一件黑色的抓絨外衣，一條卡其色的褲子，還戴了一頂土黃色的帽子，手里緊緊握著她的挎包，不管去哪兒，這包是她的命根子。

一上車，她就跟老公說：“說了不去，等回老家再去看就行。”老公都沒有吱聲，婆婆見得不到答復，就開始問我：“出門時陽臺窗戶關沒關，鎖門的時候用沒用鑰匙再轉兩圈？”這是她每天都要重復的問題，我已經形成條件反射式地回答，“都弄好了，媽。”接著她又開始絮絮叨叨，“冰箱里的水餃記得吃。”“你倆在外面好好吃飯我才放心。”……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她在關心我們，而我們卻一直騙她，要把她送進醫院，轉念一想，騙她也是為了這個家好，再不治，家就散了。

車進入醫院大門，我先下車，本來想去找護士，可是還沒走進門診大樓，就看見婆婆和老公都下了車，公公也走在他們的前面，看來計劃有變。

進了醫院后，公公進入醫生的診室，假裝看病。老公站在婆婆身邊，勸說婆婆：“媽，你也一起做個檢查吧。”婆婆聽了這句話，就像換了個人，說話聲大了好幾度，聲音里還有些哽咽，“我不看，我沒問題。”前排座椅的幾個老人都轉過身以好奇的眼神望著我們，我一聽，這是要發病的前兆，趕緊一邊拉著她坐下，一邊安撫道：“不檢查就不檢查吧。”

老公也進了診室，估計是一起商量對策去了。我趕緊和婆婆聊天，好轉移她的注意力，一開始我是有些敷衍地聽，但聊著聊著，竟然真的和婆婆聊下去了。從她絮絮叨叨的話中，我知道，她不愛去醫院，公公的酒量最近又增了，她覺得家里的空氣不好……這哪是一個精神分裂癥的病人，分明是一個很善談的中年婦女，最后，她說：“你爸和昊腦子都有問題，他倆應該好好看看。”這句話，又讓我清醒了幾分。

不一會兒，醫生出來了，他的胸牌寫著，“主任醫生、黨委書記”，年紀應該有五十幾歲了，但是頭發烏黑，眼神明亮得像光滑的大理石面，他雙手叉在白大褂的口袋里，以一種聊天的方式說：“大姐，你也做個檢查吧。”婆婆又恢復了她的那一套，“我沒病，我不做檢查。”老公在旁邊有些著急地說：“媽，爸的病有傳染性，你也做個。”可是，婆婆根本不為所動，就像戰士守衛著國土一般，一寸都不讓。醫生遞了個眼神給你老公，轉身又回來診室。不一會兒，老公和公公兩個人出來了，手里拿了一些單據，去了繳費處。從繳費處回來，身邊多了一位高高壯壯的醫生，我猜想可能要上強制手段了，心往上提了一截。

意外的是，那位醫生一直在電梯口等著我們，老公過來喊我們說是要給公公做檢查，婆婆沒有懷疑，跟了過去。我們進了電梯，上面用紅色的貼紙標了一句醒目的話，“不要在公開場合討論精神病人的隱私。”婆婆笑瞇瞇地看著醫生，顯然沒注意到這句話，而我盯著那行字，手心有些出汗。

電梯門開了，正對著是一整面白色的墻，中間有一扇鋁合金的門，門上貼著一副對聯，“醫護人員盡心守，病患安樂康復快”，門邊貼著四個藍色的大字，“綜合病區”。 醫生對婆婆說：“大哥進去做檢查，得家屬陪著，大姐，我們走吧。”婆婆一聽自己也要進去，立馬變了臉，一邊拒絕一邊往后退，老公趕緊拉著她胳膊，但婆婆一把就甩開了，這時公公有些生氣，臉色變得很難看，咬牙切齒地說：“快點！你這個人怎么回事？”婆婆明顯是有些害怕公公，不情愿地又走回來，臨進去前把自己包系了扣，交給了老公。

這才有了開頭那一幕，進去沒一分鐘，里面就傳來婆婆的哀嚎聲，就像一只花貓突然被踩到了尾巴，我站在門邊，隱約聽見她喊，“不要，不做。”后面就完全是“啊啊啊”的哭喊聲，一會兒就又恢復了平靜。五分鐘后，公公出來了，又過了一會兒，一個護士出來了，把婆婆的衣服、鞋子，包括內衣都卷成一團交給了我們。

我看著婆婆的衣服有些恍惚，上午它們還在婆婆身上，這會兒就被強制扒了下來，婆婆失去了自由，衣服卻出來了。

我們在病房外開始整理婆婆的包，我才知道，家里的每一把鑰匙、存折、身份證、社保卡婆婆都隨身帶著，而且都用透明膠帶一個個纏了起來，存折包得已經看不清封皮的顏色，最后發現包里還剩一卷沒用完的膠帶。

中午，我們給婆婆買了一些日用品送了進去，加了醫生微信，但是醫生說建議兩月周以后再來探視，而且拒絕拍任何婆婆的照片、視頻給我們，我們理解但是有些無力。

中午我們去家附近的素食自助餐廳，我打了一盤菜，有些餓了，迫不及待往嘴里塞食物，抬頭的瞬間看見老公放下筷子，眼圈周圍又有些紅，周圍吃飯的人熙熙攘攘，從他的嘴里出來一句話：“不知道媽中午吃什么？”聲音像空中飄浮的紙。我望著他，不知說什么好，只機械地咀嚼著嘴里的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