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6月，一名比利時傳教士在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巴林右旗的遼慶陵中，發現了四件灰色砂巖質正方形哀冊，其中兩件哀冊上寫的是漢字，另兩件哀冊上寫的是一種當時人都不認識的文字。后經研究，這種“不認識的文字”，正是失傳了700余年的契丹小字。

自契丹文字發現至今，已有三代學者薪火相傳，致力于破解這一神秘文字中的“文化密碼”。如今，研究的接力棒傳到了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院長吳英喆手中。在吳英喆看來，這是一場與歷史對話的旅行，目的是發現千年前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密碼。

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院長吳英喆在查閱契丹小字研究書籍

吳英喆：我于1992年考入內蒙古大學蒙古語言文學系，當時隱約聽說有人在研究契丹文字，并沒有深入了解。1996年讀碩士后，我的導師呼格吉勒圖教授問我對契丹文字研究感不感興趣，那時年過七旬的清格爾泰先生正在尋找繼承研究契丹文字的人。清格爾泰先生是我國著名語言學家、現代蒙古語言研究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自己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導師讓我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就這么“誤打誤撞”開始了契丹文字的研究。

契丹文字雖然失傳已久，難以辨讀，但看上去總覺得有點眼熟，因為這是以漢字的筆畫形體為基礎創制的文字，被稱為“漢字之半”。

吳英喆：契丹文字包括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是遼朝官方使用的文字。依據目前的研究結果，從字形上看，契丹文字脫胎于漢字，是通過對漢字增損筆畫創制的一種表音文字。

雖然契丹文字長久淹沒于歷史長河中，但是契丹文字中包含蒙古語言的語音、語法、詞匯元素，通過對契丹文字的解讀，可以將蒙古語言史研究向前推進200余年；契丹文字以拼音文字的形式，記錄了漢語借詞，對古漢語音韻學的研究同樣大有幫助。

目前發現的契丹小字有5萬余個，大概有400個原字。然而契丹文字已經數百年無人使用，也沒有契丹文字與漢字對譯的資料和詞典等，目前大量的契丹文字仍然是難以辨讀的“天書”。

吳英喆：文字需要有使用者，才能得以傳承。遼朝滅亡后，大多數契丹人都融入其他民族中，說契丹語的人越來越少，記錄契丹語的契丹文字也逐漸成為不為人識的“死文字”。破譯契丹文字，成為一場復雜的“解碼”。

吉林博物院遼契丹文八角銅鏡

在中國古代已經消失的少數民族文字中，西夏文字有《蕃漢合時掌中珠》等字典性工具書傳世，女真文字有《女真譯語》傳世。但契丹文字除了刻于唐乾陵無字碑陽面的雙語碑刻《大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之外，沒有一篇是與漢字對譯的。也就是說，契丹文字沒有對照的“字典”可查，因此解讀起來非常困難。

契丹文字的研究，是對未知領域的探索，解讀的過程充滿艱辛，也常常會碰壁、走進死胡同。但一旦有所發現，讓這個陌生世界照進一道光，對于吳英喆而言，那種樂趣是無法用語言表達的。

吳英喆：契丹文字的數詞中，有的帶點，有的不帶點。帶點和不帶點有什么區別呢？有的學者推斷，不帶點的表示個位數、帶點的表示十位數；也有的學者提出，帶點的表示強調或敬意。學者們議論紛紛，沒有形成學界共識。

大概20年前，我在做博士課題研究，有一天將收集到的契丹文字資料錄入電腦中。我突然發現，墓志銘上常記載墓主人有幾個子女，出現了大量數詞，這些數詞有的帶點、有的不帶點，仿佛有某種規律。我又找來大量資料對比，發現數詞加不加點可能涉及“性”語法范疇，帶點之字修飾限定男性、不帶點之字修飾則限定女性。

發現這一現象后，我激動得一晚上沒睡覺，找來更多的資料論證我的觀點，結果可用于佐證的證據越來越多。比如《蕭大山和永清公主墓志》用契丹小字寫成，第13行有一段漢譯為“男孩子三個”，14行有一段漢譯為“女孩子三個”，契丹小字中同樣表示“三”的原字，前一個在右側有個點，后一個則沒有點。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沖到清格爾泰先生家，向他匯報了這個情況。清格爾泰先生聽后也很高興。他一直說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找到規律才能深入研究，否則永遠是亂碼。契丹文字研究就像一場接力賽，一代代研究者接力尋找“亂碼”中的規律，一個個發現累積在一起，我們就會逐漸聽清千年前古人的所言所語。

契丹文字不僅“長得”和漢字有幾分相似，其所記錄的內容，也大量引用漢文化典故和經典語句。契丹文字于方寸之間，書寫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動故事。

吳英喆：用契丹文字寫就的帝王哀冊、官員墓志銘中，常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善行福積”“積善之家，必有余福”等，皆是中原文化經典的縮影。當時契丹文字的墓志銘廣泛引用漢文古籍中的典故，說明契丹人長期學習漢文經典，全面接受了中原傳統的儒家文化。

我和團隊通過建立契丹小字相關數據庫，促進字母組合規律研究工作，同時也在嘗試建立一個研究系統，包括字音、字形、大字小字對應關系以及詞源研究等幾方面，希望能探尋契丹小字的語音語法規律，盡早實現對契丹小字的完全解讀。

來源 ：新華社

編輯 ：白婧怡

校對 ：趙亞靜

責編 ：白云波

初審 ：武濤 伊如樂

復審 ：李文娟

終審 ：阿茹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