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可能辭職的傳聞近來甚囂塵上。無論他最終是否辭職，這類消息本身都凸顯出英國政治穩定性的缺失，也折射出這個國家多年來在歐洲與美國之間搖擺不定，遲遲拿不出一個有雄心的國家方案，因而不斷失去原有影響力。

過去10年里，倫敦唐寧街10號幾經易主，多位首相先后上臺。他們合計執政的時間，只相當于保守黨人瑪格麗特·撒切爾或工黨人托尼·布萊爾一個任期，甚至還不到保守黨人大衛·卡梅倫任期的一半。特雷莎·梅擔任首相3年，她的繼任者鮑里斯·約翰遜任期也是3年；莉茲·特拉斯任期最短，只有45天；里希·蘇納克執政不到兩年，他也是首位有外國血統的首相。這些人都來自保守黨。

相比之下，基爾·斯塔默自前年夏天起持續擔任英國首相。如今，越來越多跡象顯示，他可能在短期內辭職，因為其內閣成員已經開始要求他這樣做。

斯塔默的情況又帶有某種特殊性。他以411個議席入主唐寧街10號，這是英國選舉史上極高的議席成績，只有同屬工黨的托尼·布萊爾在1997年以418席超過他。照理說，憑借如此廣泛的選舉授權，他本應走出一條類似大政治領袖的執政軌跡，任期至少延續8年。但目前幾乎所有跡象都表明，這種可能性正在被排除，他的辭職似乎正在逼近。

英國在過去10年里接連出現的首相更替，以及斯塔默如今的處境，都清楚顯示出這個國家已經失去了地緣政治上的方向，并陷入政治迷失。

這種迷失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英國兩大傳統政黨——保守黨和工黨——在過去幾年里失去了政治主動權。

極端民族主義右翼正逐步接過主動權，以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主張填補政治真空。5月7日地方選舉中，改革黨取得顯著進展，這一結果具有強烈政治意味。《金融時報》寫道，由奈杰爾·法拉奇領導的改革黨，在下一次議會選舉前已經成為一支有影響力的政治力量，并對保守黨和工黨這兩個傳統大黨構成沉重打擊。

5月16日發生在倫敦、由湯米·羅賓遜領導的極端民族主義者游行，也構成這個國家另一個政治轉折點。這場游行反對伊斯蘭、反對移民，口號可以概括為“把英國還給英國人”。

由此看來，當下英國最突出的國家敘事，正是由極端種族主義者推動的那一套。英國政治如今不斷產出像羅賓遜、法拉奇這樣的人物，而這個國家過去曾產生過丘吉爾、撒切爾、布萊爾這樣的政治人物。經濟下滑、移民問題、極端言論抬頭，以及唐寧街10號持續缺乏穩定，這一連串內部危機也損害了英國的國際形象。

其二，則是倫敦在國際關系中的地緣政治迷航。自從脫離歐盟后，英國把希望押在與美國建立牢固伙伴關系上，試圖重振盎格魯－撒克遜聯盟，但結果并不如愿。進入脫歐后的國際秩序階段后，英國始終未能為自己確立一個穩固的位置。

一方面，它試圖在歐洲發揮領導作用，盡管自己已經不在歐洲最大的區域性組織——歐盟之內；另一方面，它又無力跟上巴黎和柏林塑造歐洲決策的節奏。2016年，也就是英國離開歐盟之年，倫敦為自己制定了一項“全球英國”戰略。其核心是提升外交決策的獨立性，拓展與亞洲、海灣地區、美國、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關系，并推動英國轉型為經濟和軍事強國。

但從現實情況看，這一項目已經顯露出失敗，或者說只實現了議程中很小的一部分。英國與歐盟的關系并不牢固，原因在于關稅措施和移民問題；它也沒有發展好與美國的關系，甚至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都毫不掩飾對英國政策的嘲諷。由于其他大國強勢推進，英國在海灣地區、非洲和亞洲也未能擴大自身影響力。

英國在對外事務中少數較為突出的成果，主要體現在對烏克蘭抗俄戰爭的強力支持上，而且這種支持力度超過法國、德國和其他歐盟國家。

盡管如此，英國仍然被視為一個大國。這一地位來自其歷史悠久的大學，如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來自其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在英聯邦內部的影響力，以及它擁有核武器和否決權等因素。

不過，這些力量基礎正在逐步被侵蝕，并推動英國從一個大國走向一個強大的中等國家。如果未來繼續單獨行動，倫敦很可能會在國際舞臺上遭遇越來越多困難。因為當今國際秩序正朝著力量集中于美國等大國，以及歐盟和其他大型區域集團、廣泛聯盟手中的方向演變。

基于這一現實，英國已經不可能恢復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那個大英帝國的榮光。但另一方面，如果它重新回到歐盟之內，或者簽署一系列軍事和貿易協定，使自己在事實上如同這個集團的一員，那么它仍有可能與法國、德國一道引領歐洲局勢。

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曾說，“英國的全球影響力，部分取決于它是否與歐洲保持緊密融合。”這一判斷是有道理的。英國正處于地緣政治迷航之中，而擺在它面前的方向，就是回到歐盟。那么，這艘英國之船究竟會不會駛向歐洲這座燈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