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圖:黃亞嵐(豆包AI生成)

一份近期引發熱議的刑事判決書，揭開了國家反詐大數據平臺背后的查詢生意。

這份由江西省豐城市法院作出的判決書披露，江西省上高縣多名民警充當“內鬼”，利用職權便利，在國家反詐大數據平臺查詢特定銀行賬戶的凍結、止付情況，再將相關信息提供給外部的團伙并收取報酬。止付是指該賬戶所有支付功能被暫停，已成為一項重要的反詐措施。

南都記者查詢發現，此類內外勾結、倒賣銀行賬戶信息的行為并非孤例。多起公開刑事案件司法文書顯示，除民警參與外，原本不具備查詢權限的輔警，也淪為外部犯罪團伙拉攏、俘獲的對象。

這條個人信息販賣鏈條背后，仍有一個待解問題:銀行賬戶的凍結、止付情況等信息，其潛在市場需求來源于何處?

三民警被“拉下水”

　　查詢公民個人信息出售牟利　三人獲得數千到數萬元不等

判決書記載，上高縣三名民警因向外部團伙提供銀行賬戶信息而涉案獲判。他們分別是:時任上高縣公安局某負責人晏某、時任某副所長的陳某，以及時任上高縣公安局刑偵大隊副大隊長兼情報中隊長的左某甲。

2023年4月27日，被告人王某甲伙同林某甲、林勇等人來到上高縣，找到林某甲、林勇此前相識的時任上高縣公安局某負責人晏某，請其幫忙在國家反詐大數據平臺查詢銀行賬戶信息凍結、止付情況。

晏某答應后，又于2023年5月8日拉攏時任某副所長陳某，商量操作查詢事宜。涉案民警和林勇、王某甲等人隨后達成合作、報酬分成約定:王某甲通過境外聊天軟件telegram發來銀行賬戶，交由陳某查詢，并將查詢情況反饋給王某甲。晏某一方每查詢一條信息可獲取至少1000元的報酬，林勇可獲取每條1000元的報酬。

“入伙”次日(5月9日)，陳某開始使用上高縣公安局刑警大隊民警曹某的公安數字證書，在某辦公室電腦上登錄國家反詐大數據平臺，查詢王某甲發來的銀行賬戶信息。

約一星期后，晏某又叫來吳某甲參與幫助查詢，由陳某負責白天，吳某甲負責晚上。判決書未提及吳某甲的具體身份。截至2023年6月2日，相關人員共查詢170余條銀行賬號信息。據公訴機關指控，晏某獲得至少13萬元以上的現金報酬后，從中分給陳某3萬元現金，分給吳某甲2000元現金。

到了2023年6月，在晏某牽線下，時任上高縣公安局刑偵大隊副大隊長兼情報中隊長左某甲成為新加入的民警，在國家反詐大數據平臺查詢銀行賬戶信息是否凍結、止付。根據約定，每查詢一條信息，晏某和左某甲平分1000元報酬。作案期間，左某甲查詢了王某甲發來的銀行賬戶信息共計13條，從晏某處分得報酬6500元。另外，左某甲還在國家反詐大數據平臺對27個銀行賬戶進行止付操作。

三名涉案民警的獲利金額從數千到數萬元不等。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一位接觸該案的人士稱，對公職人員為如此小利而甘愿冒巨大風險，他感到些許不解。該人士推測，這些公職人員可能存在麻痹心理，對所作所為的嚴重性缺乏清醒認識。

記者未能查詢到三名涉案民警的后續判決情況。在裁判文書網上公開的這份豐城市法院判決，認定該案被告人王某甲將查詢的公民個人信息向他人出售牟利，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鑒于其有自首、退贓等情節，王某甲最終被判有期徒刑三年三個月，并處罰金十萬元。

　　“燈下黑”如何產生?

　　涉案輔警盜用民警數字證書　查詢銀行卡信息拍照去水印后外傳

通過公開的法律數據庫，記者另查詢到12起警員利用職權便利、違法開展國家反詐大數據平臺信息查詢和交易的刑事案例。其中，2起案件的被告為民警，其余10起均為輔警涉案。

福建省柘榮縣法院2024年作出的一份判決記載，被告人袁某某在柘榮縣公安局刑事偵查大隊工作，負責反詐中心資金風險預警及群眾銀行卡開戶、解凍的審核等工作。

2023年5月4日至5月8日期間，陳某某讓被告人袁某某幫助查詢其提供的他人銀行卡賬號的止付、凍結信息。隨后，袁某某違規使用民警數字證書，通過國家反詐大數據平臺查詢相關銀行卡賬號的止付、凍結信息等公民個人信息，并將查詢結果提供給陳某某。陳某某再通過境外聊天軟件將查詢結果轉發給“上線”牟利。至案發前，袁某某累計非法查詢378條涉案公民個人信息。

《公安機關人民警察數字證書管理辦法》介紹，民警數字證書是一種專用軟硬件設備，當中包含了姓名、公民身份號碼、證書有效期限、公鑰及擴展信息等。其管理遵循“統一管理、一人一證、本人專用、確保安全”和“誰使用、誰負責”的原則。

南都記者了解到，只有跟反詐工作相關的民警，才有權限使用數字證書登錄國家反詐大數據平臺。當前實踐中，登錄還需要進一步驗證指紋。而輔警不具備相應的權限。

輔警的“燈下黑”是如何產生的?多份判決揭示，一些涉案輔警本身從事反詐協助工作，利用工作便利，通過騙取民警信任、盜用等手段拿到數字證書。

江西省修水縣法院2024年一份判決顯示，被告人晏某系修水縣公安局輔警，負責協助民警開展反詐資金預警工作。無查詢權限的晏某，騙取了民警陳某樂的信任，通過陳某樂的數字證書并刷臉登錄國家反詐大數據平臺，查詢到銀行賬號的具體止付、凍結事由(內含賬號戶名、身份證號碼、賬戶余額)。

部分案件中，作案輔警甚至取得多名民警的數字證書。四川省仁壽縣法院2025年一起判決顯示，劉某甲利用其仁壽公安局輔警的身份，使用民警楊某、張某、劉某乙的數字證書，在國家反詐大數據平臺上查詢銀行卡信息，再將止付、凍結的銀行卡信息拍照去除水印后外傳。湖南省郴州市中級法院2024年作出的一份刑事裁定書也披露，輔警被告人劉某某，負責國家反詐大數據平臺基本操作。作案過程中，其使用陳某、易某、段某、李某等人的數字證書在國家反詐平臺上查詢銀行卡相關信息。

有業內人士告訴南都記者，一些公安機關轄區因為警力不足，可能讓輔警參與反詐工作，由此埋下數字證書被違法使用的隱患。

民警數字證書疏于管理，不僅導致內部輔警作案，在部分個案中還讓外部人員有機可乘。江蘇省淮安經濟技術開發區法院2024年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劉某甲受南京某某公司指派，在某某公安局從事“某某”等平臺的運行維護工作。但該被告以測試數據為由，騙取某某公安局多名民警數字證書，登錄“國家反詐大數據平臺”查詢銀行卡狀態信息，并將其中被止付的383張銀行卡的狀態信息提供給他人。

頻繁的查詢容易暴露。前述接觸過相關案件的人士介紹，查詢操作完成后，后臺會留下記錄。系統的后臺工作人員會進行隨機抽查。如果查到某些記錄是由某名民警查詢的，便去詢問該民警，進一步核實查詢是否經過了正規程序，還是屬于私自查詢。在詢問過程中，相關民警往往主動交代實情，問題也就隨之浮出水面。

買賣需求從何而來?

　　個人信息從內部系統流入“黑市”　被“上游”用于詐騙等犯罪活動

在國家反詐大數據平臺，主要能查詢到銀行卡的凍結、止付和交易流水等信息。這類信息的買賣需求從何而來?

“這種查詢，很有可能作為其他犯罪的一種前置措施?！鼻笆鼋佑|過相關案件的人士指出。

多份相關的刑事案件司法文書提到，從內部泄露的銀行卡賬號凍結情況、止付事由、止付機關等信息，被“上游”用于詐騙等犯罪活動。

一名了解此類情況的人士表示，作案團伙獲得特定銀行卡的凍結、止付信息之后，會利用該銀行卡解凍到下次被凍結前的“空檔期”，從事非法的資金流轉操作。

另一名執法人員則提到，洗錢團伙提前獲取特定銀行卡的凍結、止付信息，是為了確認這張卡能否使用，規避交易風險。如果卡不能用，也需要留下證明，佐證相關銀行卡的確已被止付。

前述接觸過相關案件的人士進一步介紹，對于一般的銀行卡交易流水信息，查詢需求更為多樣:一是債權人在發起民事訴訟前，希望了解債務人的還款能力；二是詐騙團伙為掌握特定對象的資金狀況及日常消費習慣，以便有針對性地實施詐騙；三是夫妻之間有時也會通過這種灰色手段，試圖查明對方賬戶資金的去向。

除銀行卡賬戶信息外，還有黑灰產團伙伙同“內鬼”獲取其他的公民個人信息。

2025年9月，一則“民警盜賣公民個人信息獲刑”的新聞引發關注。福建省福州市鼓樓區法院所做的判決提到，2022年6月至2023年2月，被告人李某甲利用工作職務便利，通過公安部云搜平臺查詢公民個人信息并使用光盤導出到外網電腦，以每條80元的價格通過境外通訊軟件賣給“上線”。作案期間，被告人李某甲的數字證書查詢操作88985次，導出4978人的數據，其中包含公民住宿信息570條，其從中非法獲利5萬元。

這并非新近出現的現象。早在2017年最高檢發布的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中，便有一起民警將在履行職責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的案例:2015年9月至2016年4月，被告人籍某某身為河北省高邑縣王同莊派出所民警，利用其職務之便，使用已調離的前所長段某某的數字證書查詢公安系統內公民個人信息3670余條，并通過微信出售公民個人信息，非法獲利共計19840元。

值得注意的是，律師是從灰色地帶購買個人信息的一類群體。有業內人士向南都記者表示，在民事糾紛中，如果沒有對方的身份證信息就無法立案，但律師不能僅憑對方的手機號去公安調取相應信息。正規途徑難以查詢時，有人便轉向那些從內部違規獲取到個人信息的賣家尋求幫助。　　

出品:南都數字經濟治理研究中心

采寫/整理:南都記者 楊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