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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王文接受訪談中的一個觀點:“我們把America翻譯成‘美國’,從一開始就輸了話語權!”
王文在這檔名為《大變局》的節目中稱:“……中國有的理說不出,有的話傳不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在話語層面的不自主”。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我們把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翻譯為‘美國’,光一個國名,話語就不自主——我們在看待它的時候,使用美的這個視角去看待它的”。
“我們可不可以未來能夠對United States of America這個詞翻譯改一改,不要叫美國”。
“日本把它翻譯成‘米國’,為什么不能叫‘米國’呢?或者把它直譯,就叫“阿美利加國”呢……這些翻譯名,至少比‘美國’要翻譯得更加直白,更加音譯吧”。
“為什么非得用‘美’這個詞來形容?它為全世界造成如此多麻煩、災難的國家,用‘美’這個詞去形容它,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這個時候,我覺得更加提醒我們:話語即思想,話語即力量,所以,我覺得我們在話語的創新和自主層面上,我們要付出的努力還要更多!……”
“語言即世界”——維特根斯坦老兄的這句話,看來讓王文教授感覺是“深得吾心也”。
確實,人類區別于其他動物的重要一點,即是掌握了語言這一工具——語言,也從此成了人類一切經驗、知識、文化與思想的載體,甚至可以說,正是語言重塑和左右了人類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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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礎上,則誰掌握了話語權,誰就獲得了主動塑造自身和塑造世界的能力與可能,誰就會有了更多自由、獨立發展的路徑與權利,或就能因此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不敗之地。
這或許,就是王文教授為何強調話語權的重要原因吧——“話語即思想,話語即力量”,教授這話,說得沒錯。
不過,王文教授舉例稱:我們翻譯成“美國”這一國家名,從一開始就讓我們失去了話語權,這就真的不敢茍同了。
難道說,從一開始如果將其翻譯成一些網友所稱的“丑國”,咱們就能來個歷史大翻轉,便能從此將話語權摟進我們的懷里了?
那么,要是將掠奪、分離走我們30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的“俄羅斯”,從一開始就翻譯成“餓螺死”,它是不是就無力奪走我們的外東北了?
或者,把傷害我們最深的“日本”,早就翻譯成現在網友們咬牙切齒的“小日子”,它就從一開始便難以侵略我們,歷史的話語權就會一直操之于我手了?
清末之時,中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于是,有人便將America用“信達雅”的標準,給譯成了“美國”,一如對于其他國家——法國、英國、德國等的翻譯一樣,大致保持了這一準則,并因此傳用至今。
這些歷史上產生的國名中譯,是適應當時中西文化交流的客觀產物,其沿用至今,也早已成為約定俗成的規范與習慣,其承載的是語言交流的便利性,而非是所謂的“話語權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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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王文教授這一思維中隱藏的邏輯——就是給他人起名或譯名時,好的詞匯決不能用,這樣就能反向利于自己,那么,以后起名師們大都可以給他人起一般或難聽之名,豈不就能如王教授所想:因此利己,讓自己拿到了“話語權”等權益了?
這要么就是一種封建迷信的心態;要么,便是阿Q的基因代代傳所致!
若是王教授的這等邏輯如同神學、玄學般應驗,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給各國重新譯名:
將美國改成“阿霉利夾”;法國改成“發爛稀”;德國改成“得椅子”;日本改成“結盤”;越南改成“越難”;俄羅斯改成“餓螺死”……
把別人的國名翻譯得越難聽,豈不是越能順承了王文教授這一話術的內在邏輯嗎?——是不是這樣,就能借此弄臭、弄臟他人國名,便可反向提升我之國運了?
其實,鄉下人有句話糙理不糙的俗語:“拉不掉屎,別怨地球沒有吸引力”——用在此處,王教授您說是不是也能體現話語的力量?
提升我們的話語權,并不是靠著搞臭別人名聲的方式,才能反過來提升我等英名——其實,就像別人過得好不好,它跟我們能有多大的關系?
反之,“打鐵只須自身硬”,只有我們自身過好了——強大、富裕、文明了,則管它別人叫什么“驢蛋、狗剩或混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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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之名,管你如何翻譯,還能動了人家的祖脈與仙氣不成?——即使你真的能如此神通廣大,假設能讓別人感覺不爽或晦氣,可是,難道這還能反向吸走它人之精華,因此讓自己變神成仙了不成?
還是別裝神弄鬼了吧!——無論你將America從一開始或未來改成怎樣的中文譯名,其實,跟它的發展或退步真沒有一毛錢的關系,人家該強大還會強大,該衰落還是衰落,并不會以你翻譯的中文國名而有任何轉移!
而真正想要拿到自己的話語權,就要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不是想什么歪點子,在他人身上打主意,還是先改掉怨天尤人的老毛病吧。
那需要自己走正路,全國上下,團結一心,奮發圖強——只要沿著我們制定好的準則和目標: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公平、文明等理想而努力,讓我們國家不斷強大的同時,更能真正讓人民富裕和幸福,則我們的話語權永遠都不會丟失與旁落!
當然,他人的抹黑、污蔑與破壞,我們當然要用自己的話語權予以堅決回擊——但關鍵并不在于,你如何玩弄語言文字游戲!
比如,王教授出的這個沒丁點兒用的“餿主意”:改掉“美國”譯名,而是一定要建立于三大基礎之上:一是堅決實事求是原則;二是符合真實邏輯;三是運行于文明理念之上。
實踐,才是語言的終極源頭——有了成功的實踐,語言塑造的形象、解釋的科學、創造的思想等等先進性事物,必會自然而然呈現,則何須苦心孤詣地玩弄文字游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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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請王教授分清“國家”與“政府”的區別——美國,當然不完全等同于美國政府及其統治者;而我們難道不應對于任何國家及其人民報以友善態度嗎?翻譯一個“信雅達”的國名,這不正是中國人民最好的善意與文明表現嗎?
況且,像美國、美國人民甚至是美國政府,也并非總是一無是處吧?
比如,“庚子賠款”涉及的國家中,美國是第一個退款為中國建立大學、醫院等的國家;美國還在二戰中成了幫助中國抗日的最大力量;以及美國對于中國改革開放所起的正向作用,顯然也無法抹殺吧?
所以,難道其對我們友好時,我們就改其國名為“美國”?不好時,再改成其他名字?——這不是有點兒戲了嗎?其實,這反而暴露了自己該是有多么的自卑和不自信啊!
塑造我們的話語權,當然可以有,但還是要將心思放在正地上!
比如,學者們多些獨立思考、獨立思想下的獨立創造,既不要鸚鵡學舌,也不能故弄玄虛,否則,一如這個改掉“美國”譯名,不過徒增笑料耳!
說到底,話語權的爭奪,從來不是文字表面功夫的較量,而應是軟硬實力與文明進步的積極比拼。
國家和人民則應腳踏實地走好自己的路,只要我們越來越富強、越文明,那么,別說給其譯名“美國”了,哪怕改成“美美噠國”,其又能奈我何?
重復也是力量——還是那句老話:拉不掉粑粑,就不要怨地球沒有吸引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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