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李梅 設計 周寰

謝南清寄謝昭璧書信封。本文圖均來自《謝昭璧捐贈家批選注》

“接來航信，喜悉添一男孫，欣慰。茲逢批期，寄去港幣柒拾伍元，到照查收。妥后抹出五元祖母大人收，又抹五元孫兒收，余為助家務之用。”

1964年，謝龍波在廣東揭陽出生，遠在新加坡的祖父謝南清寄來僑批，喜悅洋溢在字里行間。

僑批每月按期跨洋寄來，帶著匯款和祖父的牽掛：

“孫兒伶俐乎？”

“今冬（指收成）情如何？”

“外祖母誕辰，未知兒爾（指謝龍波父親）曾否辦禮往祝壽乎？”

今年62歲的謝龍波，依然清晰記得兒時家里收到祖父僑批時的情形：“我五六歲那年，正在村里的曬谷埕幫忙曬稻谷，遠遠看到批腳（投遞員）來了，高興得不得了，跑著去告訴媽媽：‘阿公來了！’”

謝龍波兄弟四人，是被僑批養大的一代。自曾祖父謝逢記，謝家三代13人相繼下南洋打拼，作為家書和匯款憑證的數百封僑批，則見證并記錄下謝家的百年家史。

隨著電影《給阿嬤的情書》熱映，塵封在僑批中的南洋華僑故事被再次發掘。在上述謝氏家族的故事里，我們看到了一個華僑家庭更多的真實經歷：不會寫字的阿嬤，將歌冊上的字剪下，拼貼成信寄往新加坡尋夫；饑荒年間，孩子被賣掉前，僑批及時寄到；物資緊缺時，華僑購買千斤化肥等物資押送回鄉……

2017年，謝龍波陪父親謝昭璧將家中珍藏的368封本家僑批等文物捐贈給了汕頭僑批文物館。“雖然我們家族的僑批里，沒有電影中那樣動人心弦的句子，但字里行間，透出的全是‘江海萬里，心中念你’的那份情義。”謝龍波說。

以下是謝龍波的講述。

捐贈者謝昭璧在整理珍藏的僑批和相關檔案。

初下南洋

我們謝家的故事，要從改姓說起。

先祖老方公本姓方，是潮州人。他幼年時，隨改嫁的母親來到揭陽謝家，按照那時候的規矩，他也改姓為謝。這件事聽起來平常，可在我們家族里，傳了一代又一代。所以直到今天，我看見姓方的人，心里總會莫名地涌起一股暖意——那是血脈里的記憶。

家族的興盛，是從老方公之后的幾代人開始的。從我太公（曾祖父）往上數三代，也就是我太公的太公那一輩，做的是棉紗生意——常年往浙江一帶進貨，采購棉紗回來賣，以國內貿易為主。我們潮汕人做生意的本事實在是天生的，祖上那幾代人憑著誠信和勤快，把生意越做越大，積攢了大量財富。

我從小就聽父親講，家族最鼎盛的時候，家里是有功名的。清朝那會兒，富商賺了錢，可以捐納功名，穿官袍。我們家族里至今還保留著先祖的畫像——畫上父子三個人，個個穿著官袍，儀表堂堂，威風凜凜。

靠著棉紗生意，先祖們買了很多房產和田產。我們現在住的那四間老房子，就是當年先祖留下來的，到現在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后來經過修繕，我父親至今還住在那個老屋里。

可是，再大的家族，也扛不住時代的洪流。

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清朝一天不如一天，社會動蕩，戰亂頻發。再好的生意也做不下去了，再多的家產也守不住了。我們家族就這樣一點一點地衰落下來，有出沒進，只能靠變賣田產和財物維持生計。那些良田、宅院，一塊一塊、一座一座地被賣掉。賣到最后，就只剩下那四間老屋了。

我的太公叫謝逢記，出生于1880年。太奶奶池順容和太公是鄰鄉，娘家是做藥材生意的，在當地是大戶人家。她是真正的富家千金，從小裹腳——那時候叫“裸腳”，雙腳被纏得變了形，干不了重活，走不了遠路。她嫁給太公的時候，大概也沒想過有一天會過上那樣的苦日子。生完我祖父謝南清，她身體虛弱得不行，一點奶水都沒有。孩子餓得哇哇哭，她只能跟著掉眼淚。

那時候的太公，站在那四間老屋前，懷里抱著剛滿月的兒子，身邊是裹著小腳、虛弱不堪的妻子，還有一個年幼的女兒。家里沒有多余的糧食，沒有穩定的收入。如果不出走謀生，全家都得餓死；如果走，他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回來，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活著回來。

他最終還是選擇走出去。

1905年，太公變賣了家中僅剩的值錢物件，又四處籌錢，湊夠了下南洋的船票錢。那時候的交通已經比早年的紅頭船進步了一些，是從汕頭港坐汽船出發。臨走那天，他沒有帶什么行李，只帶了一個藤籃、一條水布以及幾件破舊的衣服，這是當時我們這里下南洋的標配。誰也沒有想到，他這一去，就是十幾年杳無音信。

電影《給阿嬤的情書》里的一封僑批感動了很多人——“吾妻淑柔，展信安康，行船入夜，恰江上升明月，似與你并肩共賞，江海萬里，心中念你，便不覺遙遠。”

我太公不會寫這樣的信。他在一次尋找工作時，誤入當地的“豬仔館”，失去了人身自由，連信都寄不回來。

太奶奶池順容（中）和家人合影。

剪字拼信

太公下南洋后，整個家就落在了太奶奶池順容一個人肩上。

太奶奶從小在梅縣的大戶人家長大，十指不沾陽春水，嫁到謝家后卻要一個人撐起一個家。她的腳是裹過的，走不了遠路，干不了重活。剛生完孩子沒有奶水，她只能用米湯一點一點地喂我祖父。那時我們那邊每家每戶都養豬，早上把豬趕出去，豬會隨地拉屎。我祖父謝南清五六歲的時候，天不亮就要出門撿豬屎，用作田地的肥料，有時候撿不夠一筐豬屎，飯都沒得吃，那是他最深刻的童年記憶。

太奶奶對我祖父謝南清管教極嚴。不是苛刻，是那個時候的窮人家，沒有犯錯的機會。打碎一個碗，就兩頓不能吃飯。太奶奶用這種方式教育我祖父：窮人沒有本錢犯錯誤，做人要勤勞，要謹慎，要珍惜每一粒米、每一分錢。

那個年代，在村子里沒有男人撐腰，孤兒寡母的日子有多難，我現在想想都覺得心酸。請人幫忙干活，人家反過來誣陷你；賣幾畝薄田，人家趁機壓價，你連爭辯的底氣都沒有。太奶奶只能忍著，夾著尾巴做人。她娘家雖然做藥材生意，但那時候時局混亂，娘家也自顧不暇，能給的接濟非常有限。

雖然艱苦，家族里仍傳承著“勤勞、顧家、不輕易求人”的家風，再苦再難，也不肯低頭。

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地熬。一天，一月，一年，五年，十年。

那些年，太奶奶心里頭有三個最深的恐懼。一是擔心太公在海上遇到風浪，葬身海底；二是擔心他在南洋窮困潦倒，生了病沒人管，客死他鄉；第三個擔心最煎熬，那時候，潮汕地區下了南洋的男人，很多都在當地另娶了妻子，潮汕話叫“娶番婆”。有的男人因此一走十幾年不回來，跟家鄉的妻兒徹底斷了聯系。我太奶奶也怕太公會這樣——就像電影《給阿嬤的情書》里，葉淑柔誤會丈夫鄭木生在南洋娶了二奶一樣。

太奶奶想給太公寫信，可是她不會寫字。她是個聰慧的人，想出了一個辦法。

當時潮汕地區的歌冊是老百姓喜愛的讀物。《穆桂英掛帥》《樊梨花》這些講述傳統故事的歌冊，家家戶戶都有一兩本。太奶奶從箱底翻出那些泛黃的歌冊，拿著剪刀，一個字一個字地剪下來，按心意拼好，用米糊貼在紙上，湊成一封信，并托同鄉下南洋的人帶給太公。

這封“歌冊拼信”歷經曲折，真的送到了太公手上。

我不知道太公收到那封信的時候是什么表情。我只知道，太公那時候已經在南洋吃了十幾年的苦，剛剛獲得自由，做了一點小生意。他看到那封拼起來的信，就知道家里的妻子還在等他。那些從歌冊上剪下來的，大大小小、歪歪扭扭的字，拼在一起，就是一個妻子十幾年沒說出口的話。

太公沒有猶豫。他放下手里所有的生意，收拾行李，立刻啟程回家。

電影《給阿嬤的情書》里，阿嬤葉淑柔也是不識字的人。她收到南洋寄來的信，要找人讀給她聽。她自己的心聲，要靠別人寫出來寄到南洋。那種隔著一片海的分離之苦，不經歷過的人，是體會不到的。我太奶奶連找人代筆都做不到，她只能自己剪、自己貼、自己拼。

十幾年了，太公終于回來了。夫妻相見的那一刻的場景，時間久遠，我沒辦法用語言描述。但他們終于團圓了。

僑批救子

太公謝逢記返鄉后，家里依舊窮得叮當響。兒女還沒成年，日子還是過不下去。沒多久，他又做了一個艱難的決定——再次下南洋打拼。

有了第一次下南洋的經驗，太公這次很快站穩了腳跟，開始在街頭擺攤做小生意。憑著誠信和勤勞，太公的生意慢慢有了起色。家族里至今還保留著一張一百多年前的老照片，照片里太公和三位朋友戴著禮帽，穿著體面的衣服，在照相館里正式合影。那是太公在南洋站穩腳跟的見證。

僑一代謝逢記（右二）到新加坡創業。

太公抵達新加坡不久，祖父謝南清很快就收到他寄回的第一封僑批，那是一封平安批。后來家里人才知道，這封僑批是從僑批局（為華僑提供通信和匯款服務的民營機構）賒來的。原來當時的僑批局都是誠信經營，最有名的像魏啟峰批局，信譽極好。當時的僑批局有很多這樣的事例：你是潮汕人，又講誠信，家里一旦有了急事，好好商量，可以先預支一筆款項給你。

這種現象也是當時下南洋的潮汕人互相幫助、互相照應的佐證。

1925年，祖父謝南清結婚了，他當時20歲。婚后，祖父陸續生下兩個兒子，長子謝映潛，次子謝映逵（即我的父親，又名謝昭璧）。兒子逐步長大，家里的日子依然難熬，祖父決定去新加坡找他的父親，也就是我的太公謝逢記。1935年，祖父從汕頭港出發，經過約一個星期的顛簸，到達新加坡，這是我們家族第二代人“過番”（即下南洋）。

從那以后，僑批每月都能準時寄達。

可好景不長。1939年，日本人來了。汕頭被占，東南亞也被占了。日軍嚴禁華僑直接寄錢回鄉，要求華僑必須把錢財換成日元券才能寄。日本人想用這種方式把華僑的血汗錢榨干。就這樣，僑批中斷了。

日軍在村里橫行霸道，到處抓壯丁修軍事基地。我父親謝昭璧和大伯父謝映潛，先后多次被日軍抓去當苦力。稍有不從，就是一頓鞭子，用槍托砸，拿石頭扔。那些日本兵根本不把中國人當人看，我父親親眼看見身邊的鄉親被抓去毒打。

到了1943年，潮汕地區先是遭受旱災，后是蝗災，田里的莊稼顆粒無收。那一年，我們家也到了生死邊緣。家里僅剩的三畝田，被人趁機低價收購。一畝田原本能換四百多斤稻谷，最后只換了兩百多斤，差價全被中間人吞了。為了活命，家里能賣的東西都賣光了——從南洋寄回來的毛毯、衣物等，無一留存，就這樣一家人苦苦熬了兩年。那段時間糧食根本不夠吃，全家人餓得皮包骨頭。我父親謝昭璧后來回憶起那段日子，說餓得“整天頭暈眼花”。

走投無路之下，家里人做了一個痛苦的決定：把我父親賣到江西去換糧食。

那時候江西那邊缺勞動力，愿意收養小孩。賣掉一個孩子，換一點糧食，剩下的人才能活下去。中間人已經談好了價格，準備上門來帶人走，僑批到了！就這樣，我父親被那封僑批救了。

在當時的潮汕，比我們家更慘的例子比比皆是，僑批救命的故事流傳至今。我聽說過有一戶人家，實在撐不下去了，全家商量好要買毒藥，一起自殺。飯菜都做好了，毒藥也放進去了，一家人圍坐在桌前準備吃最后一口飯。就在他們要動筷子的時候，僑批送到了。那一家人，就這樣活了下來。

月寄兩封

我們家祖上三代人下南洋，是僑批大戶，但解放前遭到過三次盜竊，所以此前的僑批都沒能保存下來。我們家族目前所能見到的大多數僑批，都是我祖父謝南清1951年之后寄回來的。

雖然太公下南洋那段時期家里很窮，但太奶奶還是咬牙供我祖父讀了五六年書。祖父很聰明，他不僅能識文斷字，還能辨認中藥，這在當時的農村是非常難得的。祖父去下南洋去到新加坡后，得益于他父親打下的基礎，在克拉碼頭開了一間店鋪。那店鋪有幾十平方米，位置極好，是返鄉華僑的必經之地。

店里賣的是魷魚、洋參、補品、米、豆糖等，屬于干果海味店，不是普通的雜貨鋪。祖父的經營方式很先進，他會提前付定金給漁民，大量收購海貨，形成穩定的供應鏈。他是店里的第二股東，大股東只出資不參與經營，所以店鋪實際上是祖父在管。他既要管生意，也要親自干活，領一份工資。

那時候新加坡有嚴格的外匯管制，每次最多只能寄75元港幣。祖父非常顧家，為了讓家里過得好一點，每個月分兩次寄。汽船從新加坡到汕頭大概六七天，來回半個月，剛好能保證每月兩批僑批準時送達。

我生于1964年，在四兄弟里排行老二。我自己也記得清清楚楚。我五六歲那年，正在村里的曬谷埕幫忙曬稻谷，遠遠看到批腳（投遞員）來了，高興得不得了，跑著去告訴媽媽：“阿公來了！”

除了按時寄來的僑批，我對祖父寄來的那些食品、用品也都還有印象，包括瑞士梅花牌手表、英國三槍牌自行車、仙都牌縫紉機，以及羊毛衫、香皂、洗衣粉這些用品，還有巧克力、阿華田奶粉、豬油、餅干這些食品。在當時，村里人看了羨慕得不得了。我們家的日子相對村里人來說，要好得多。我父母樂善好施，時常擠出一些食品接濟鄉鄰。每到青黃不接的時候，村里有些村民揭不開鍋，就會到我們家來借米，我們都慷慨地給他們。

上世紀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家鄉什么都缺，尤其缺化肥。祖父買了1000斤德國產的化肥，裝成兩大木箱。為了確保萬無一失，他親自帶著化肥等物資，押送回鄉。祖父將其中800斤化肥贈送給了生產隊，這些化肥在當時價值不菲。

隨僑批里寄回來的，從來不只是錢。在祖父的信里，他會問家里老人的身體怎么樣，問我父親的學業怎么樣，問田里的收成怎么樣。他會叮囑很多瑣碎的事情，比如天冷了要加衣服，誰誰家的紅白喜事要記得隨禮，太奶奶的藥記得按時煎。

但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祖父信里那些教人做人的話。如“知足必常滿，無求品自高”，這些話，是祖父留下的家風。

僑批傳承

我們家族有一個堅守了百年的規矩：無論在外發展得多好，老家必須有人留守、祭拜。所以，當年祖父謝南清去南洋的時候，把我的大伯謝映潛帶了過去，而我父親謝昭璧則留在了老家。

我父親謝昭璧是1952年結婚的，那年他19歲。當時我們家的情況已經慢慢好轉，也有了積蓄。在海外的祖父寄錢回來，幫我父親娶了媳婦，也就是我母親。那時候太奶奶還在，家里有我母親照料，就有了主心骨，我父親也能安心做自己的事。

結婚之后，我父親還去汕頭市讀了兩年初中，他大概10歲的時候都還沒上過學，讀書都是后來慢慢補的，直到1955年才讀完初中。父親求學期間，祖父從新加坡寄僑批回來，在信里反復囑咐他一定要好好學習。

讀完初中后，我父親也在琢磨以后的出路，一開始想在家務農，后來又想出去做生意、去外地找工作，但祖父不同意。祖父說家里有太奶奶要照顧，而且擔心他出去會被人騙，所以我父親就留在了家里。于是，父親就想著種地、搞點養殖，沒多久有了一個新機會。在1954年、1955年左右，鎮里的一位領導提議，我父親牽頭新建一個戲院，就是鎮里能唱大戲、放電影的地方。

當時需要籌備5000塊錢啟動資金，我父親就發動華僑集資，前后忙了兩三年，終于把戲院建了起來。戲院剛運營的時候情況不太好，我父親就拓展了業務，兼辦書店，補貼戲院的運營。也正是因為牽頭建戲院這件事，我父親得到了祖父的認可和支持。

現在想來，我父親那時候也算是做出了一點成績。建戲院的時候，他才二十幾歲，那時候他還有一個身份，是揭陽縣玉滘公社的僑聯主席，平時會幫華僑落實相關政策，做了很多實事。

到了1976年的時候，我們收到了祖父從新加坡寄來的一封特殊的信。那時候他六七十歲了，新加坡政府搞城市建設、改造碼頭，他的鋪面被拆了，沒辦法再繼續做生意。信里說，以后每年只有春節、中秋、夏收、秋收，每次各寄200港幣回來，這些錢足夠我們家買一年的糧食，但我們兄弟的學費之類的開支，就得靠我們自己想辦法了。

那時候我和我大哥謝梅波都比較懂事，讀書之余都會幫我母親做家務、干農活，分擔家里的壓力。我和我大哥又像當年祖父小時候那樣，一大早就去撿豬屎，回來還要比誰撿得多。我大哥在外邊發現牛糞，還會用手捧回家做化肥，因為牛糞曬干之后不怎么臭，是很好的有機肥。

我祖父在新加坡退休之后，就一心想落葉歸根，他寫了很多信給我父親，還讓我父親寫信給我姑姑謝映貂，說要回老家鄉下養老。可我姑姑擔心老家條件不好，就把護照藏了起來。后來祖父借著探親的機會，在1982年回到了老家，那時候他已經77歲了。

我和我大哥后來能有點出息，我覺得離不開家風的傳承，我們常說自己是被僑批養大的一代。1982年的時候，我大哥是我們鎮里當年唯一考上本科的大學生，四百多人里就他一個，那時候我在南洋的姑姑還會每個月給他20元人民幣補貼。

靠僑批養大的謝家第四代4兄弟。

說到我姑姑謝映貂，她是5歲那年，跟著我祖母一起去的新加坡。到了新加坡之后，她就開始上學，那時候很多人都讓孩子讀英文學校，覺得以后能做律師之類的工作，但我祖父特別希望她讀華文學校、學普通話，因為我們華僑都希望孩子不要忘記家鄉，以后有機會還能回去。

這次電影《給阿嬤的情書》最末尾出現的一封僑批，就是我姑姑用鉛筆寫的，當時她才8歲，內容是向遠在潮汕的祖母拜年，并把自己的獎學金寄給祖母作為腰金（紅包）。這就是我們家風的一種傳承。

最后，我想說，我們家族這百年的往事，只是那千千萬萬僑批故事中的一個。可每一個故事背后，都有一個像太奶奶一樣守了一輩子的女人，有一個像太公一樣漂泊了一輩子的男人，有一個像祖父一樣月月寄信、時時牽掛家鄉的游子。他們用最樸素的方式，講述了一個關于家、關于國、關于愛、關于根的故事。

設計 周寰

本期編輯 鄒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