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了首次授銜，共計評選出1266位大校。這些大?；窘允亲酝恋馗锩鼞馉帟r期便投身軍旅的骨干力量，其中許多人還歷經了長征的艱苦征程。彼時，軍隊從分散的武裝力量逐步發展為正規部隊，實行軍銜制度正是這一轉變的標志性舉措。
在這1266位大校中，截至1965年軍銜制取消之前，有554人晉升為少將，而其余712人則未能獲得晉升機會。頗為有趣的是，大校與少將雖僅相差一級，但在待遇與地位上卻存在顯著差異。晉升并非隨意為之，需綜合考量職務與資歷等因素，相關條件的審核極為嚴格。
這些大校大部分人是老紅軍出身，早期入伍，經歷過反圍剿、抗日和解放戰爭。例如劉居英是湖南人，1908年生，1928年加入軍隊，評大校時已經是空軍系統干部。王兆相河北人，1909年生，1928年入伍，長征、抗日都參加過，后來在陸軍干。
授銜標準主要按1952年評定的干部級別，正師級多是大校，也有少數副軍級或準軍級因為具體情況定成大校。
1955年9月27日，國務院發命令，798位少將先定了，后面補了幾個。大校是校官最高一級，總校官3萬多，大校就1266。空軍有101位大校，海軍47位，陸軍占大頭。鐵道兵系統有55位大校。
授銜后，這些人分散在各大軍區、總部和院校，繼續干活兒。很多人當時已經是副軍或正軍職務，但歷史資歷沒達標，就停在大校。
晉升發生在1961年和1964年兩次普調。1961年晉升了218位大校到少將，1962年12位，1963年3位，1964年321位，總計554位。為什么分兩次？因為軍委要審核職務和戰爭時期表現。
條件是正師以上職務，還得看紅軍、抗日、解放戰爭干過啥職位。比如，紅軍時期得至少當過營長，抗日得團級，差一點都不行。很多人卡在這一關上，盡管當下職位高，但早年職務低點，就過不去。像一些抗戰后期入伍的，基本沒戲。
在554位晉升為少將的人員中，有幾位頗具代表性。劉居英于1961年晉升為少將，此后從事后勤工作。王兆相同樣獲得晉升，繼續在軍區負責訓練事宜。此外，羅厚福在1955年授銜時是大校中的首位，于1961年晉升為少將。解方是首批授銜的少將之一，但這是另當別論的情況。
1955年授銜時，將帥總數為1052位，至1965年累計達到1614位，授銜過程始終嚴格把關。1964年那次晉升人數較多，主要是由于軍隊進行調整，需要補充將軍力量。截至1965年，大校累計達到3193位，其中包括后續評定的人員，而最初的1266位大校是核心群體。
晉升為少將者，待遇得到了顯著提升。將軍與校官之間存在較大差距，在工資、住房等方面均有明顯不同。712位未能晉升的大校，繼續保留大校軍銜。1965年進行行政級別套改時，他們大多被定為9級或10級，這相當于正軍級或副軍級干部。例如，劉居英被套為9級，王兆相的情況也與之類似。
行政級別制度實行了20余年，直至1988年恢復軍銜制度。那些未能晉升為少將的大校，退休時按照行政級別享受待遇，在物質層面并未遭受較大損失，但在心理上難免會留有一些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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