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我的中學母校徐州市第六中學（現為徐州市高級中學）即將迎來百年校慶。我想，在故鄉徐州，這一定是引起社會各界熱切期待、并牽動著廣大校友心弦的大事。作為遠方的游子、畢業整整四十年的校友，我心中自然也是常常系念于此的。
說來湊巧，具體操持校慶之事的，恰好是我的大學同班同學、現在該校任職的陳莉。在當年的大學同學中，陳莉一向是以誠懇待人、勤懇做事的熱心人而聞名的。前些時候，她曾不辭辛勞，專程來廣東，采訪一些代表性校友。我也有幸名列其中。近日，她又囑我寫一篇關于母校的文章。我自然樂于從命，而且很想就此機會，讓自己從日常的繁雜情境中沉靜下來，細細地品味和懷念那久已消逝的歲月里許許多多的人和事，并由衷表達對母校和老師們的感恩之情。
我是1976年畢業于徐州六中的，迄今恰好四十年的時光過去了。這些年里，我經常會想起一個問題：在這個世界上，有多少人，他們的小學、中學、大學生活，是在方圓不超過一公里的同一個區域度過的？這個問題，顯得有些天真，當然無法較真落實去調查的，但想來人數應該不會太多。而我就是這為數不多的人之一。
我的家鄉，是坐落在蘇、魯、豫、皖四省交界處的古城徐州。我是土生土長的徐州人。從1966年上小學，到1982年大學畢業，我的家一直居住在徐州云龍山東麓解放路與和平路的交叉路口附近。我讀的小學是海鄭路小學（文革時期更名為育紅街第二小學），從家里出門往北100米即到；中學是徐州六中，從家里出門往南200米即到；大學是徐州師范學院（現已更名為江蘇師范大學），從家里出門往西300米即到。所以說，從1966年到1982年的十六年里，在以我家為軸心、直徑不超過一公里的同一區域，我度過了自己的小學、中學、大學生活，跨越了教育的三個階段，從不懂世事的小孩子，變成受過高等教育的教師。以至于當我大學畢業后，分配到也位于徐州城南不遠的中國礦業學院（現更名為中國礦業大學）工作時，我甚至懊惱地斷定，自己這輩子可能再也不會到離家五公里以外的地方去工作和生活了。
不過，在此還是集中說說自己的中學生活吧。
在當年徐州的各個中學里，六中是以校園的寬敞雅致而聞名的。學校大門朝東，緊靠解放南路的路邊，學校周圍是石砌的圍墻。一進大門，便是一條寬闊的石鋪道路，從東向西鋪展開去。道路兩旁，長著兩排粗壯高大的法國梧桐，枝葉繁茂，伸向空中。每當夏季，不管天氣多么炎熱，這里都是一片郁郁的濃蔭，給人以涼爽舒適之感。道路的北側，坐落著一座頗為雅致的三層青磚建筑，坐北朝南，窗戶寬大明亮，那就是我們的教學樓。道路南邊，是一個非常寬闊的運動場，四周是爐碴鋪成的400米跑道，中間是一個標準面積的足球場。運動場南邊，建有幾個籃球場。運動場東邊，分布著跳高、跳遠的沙坑，健身的單杠、雙杠，再向東，靠著圍墻，是一座高大的秋千架。這些體育設施，如果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或許不免過于簡陋。但在那個年代，卻是學生們的天堂。每天下午，到了課外活動的時候，體育場上滿是學生們奔跑躍動的身影，特別是秋千架上高高蕩起的身影，在藍天白云的映襯下，表現出一種勇敢矯健的勁頭，更是令人嘆服。
說起母校，讓人感觸最多、感情最深的，一定是老師。
我是1966年入讀小學，1976年中學畢業。我的小學、中學時代，正處于文革十年。現在回想起來，即使在當時那種頗為混亂的情形之下，老師們也依然能夠恪盡職守，克服重重困難，熱誠關懷著每個學生的成長。苦口婆心自然是他們的工作常態，嘔心瀝血更是他們的精神品質。這種精神品質，猶如隨風搖曳的燭光，看似微弱，卻堅定、頑強而執著，給學生們的內心深處帶來不息的光明和溫暖，引導他們從歷史的短暫迷茫中走出，勇敢而從容地走向屬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我高中時期的班主任王振芳老師（也是數學老師），就是這樣一位關愛學生、獻身教育的可敬的老師。
印象中，王老師是一位身材瘦弱的中年教師，瘦長的臉上，已出現了細細的皺紋。我們班升入高中時，她就擔任了班主任。班上六十多位同學，出自不同家庭，具有不同性格，興趣各異，成績不一。在當時那種社會氛圍比較混亂、學校也缺乏有效制度約束的情況下，王老師更多的是靠著個人的毅力和智慧，特別是靠付出更多的心血，把這個班級很好地凝聚起來，形成較好的風氣，平安順利地度過了高中的兩年時光。
她的方法之一，是培育一個很有凝聚力的班干部群體。團支部書記李鳳華，為人干練，很有組織能力，也敢于負責；班長李平，平穩剛健，很有威信，能團結人；副班長王艷紅，嫻靜沉穩，為人親和，學習優秀；體育委員宋新德活潑開朗，能打九節鞭。還有蘇金鈴、黃玉慧、楊永國、廖愛國、陳書華、劉永建、邱慶等，都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一方面幫助班主任承擔很多班級工作，一方面也在班主任培養指導下得到了鍛煉提高。王老師的方法之二，是深入細致、因材施教的思想工作。她經常和每個同學談話交流，苦口婆心，和風細雨，既嚴格又溫柔，先進的受到鼓勵，后進的指出不足，語重心長，充滿了母愛，讓不同的同學都能各有收獲，不斷成長。她用瘦弱的肩膀，在艱難時刻，擔起了一名教師的神圣使命。
后來，我也曾做過兩年中學老師，還擔任過班主任。當我試圖把王老師的一些方法運用到自己的工作實踐中，才感到經驗和能力的不足，才發現，像王老師那樣看似舉重若輕、從容自如的境界，沒有日積月累的經驗，沒有殫精竭慮的勞動，其實是很難達到的。
初中時期的教外語課的錢仁廣老師，也很讓我懷念。
錢老師是上海人，南京大學歷史系的高材生。據說是因為右派問題下放到徐州教書。他頭發半花，面容白皙，戴一副褐色鏡框的近視眼鏡，風度儒雅，語調沉著緩慢，是帶著南方音調的普通話。上課時，他用粉筆在黒板上寫出漂亮的斜體字母，豎粗橫細，連筆圓融，真是好看極了。我那時經常模寫這種斜體字，到了近于著迷的程度，居然寫出來也能得其仿佛。以致有的外語老師在別的班級上課，竟會找我過去幫忙，在黑板上抄課文。
1977年恢復高考，我考上大學，在與徐州六中只有一墻之隔的徐州師院中文系讀書。有一次，我回到六中去看望錢老師。他似乎看出我因為沒能進入名牌大學而略感遺憾，就寬解我說：“徐師雖小，中文系卻是很棒的，那里的吳奔星教授還跟郭沫若論戰過呢！”關于吳奔星跟郭沫若論戰之事，我后來再沒聽別人說起。但錢老師的話讓我明白，不管入讀的學校是大是小，關鍵還在于自己主觀的努力。只要鍥而不舍、持之以恒，就一定能找到屬于自己的未來。
高中時教我們語文課的徐愛民老師，也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徐老師上課，講的是徐州某縣的家鄉方言，聲調爽朗宏亮，別有一番韻味。一次，他在課堂上高聲朗誦起俄羅斯偉大詩人普希金的名句：“大海啊，你自由的元素！”在今天文化繁榮、信息爆炸的時代里，人們已很難想象，這短短幾句詩，在我那少年的心里，掀起了多么巨大的波瀾！那時，我正癡迷于文學，如饑似渴地捧讀一切能拿到手邊的作品，而經常看到的，卻是當時流行的標語口號體的詩歌（如果也能稱之為“詩歌”）。一次，我模仿這種詩體，寫了一首名為《戰艦》的詩作，送請徐老師指教。讓我意想不到的是，徐老師竟在作文課上，對著全班同學，全文朗讀了這首詩。回想起來，這首詩在內容上一定很空泛，徐老師不會看不出來。他之所以這樣做，大概想在班級里增強一下文學氛圍，同時，也給我這個還愿意把時間花在寫詩上的學生一些鼓勵吧。
徐老師家居外縣，長期處于兩地生活。他所居住的單身宿舍，是用教學樓三層的一間衛生間改造成的所謂“寢室”。艱苦的單身生活，讓他患上了老寒腰（應是關節炎之類）。一個冬天，我看他用一張羊皮扎在腰間，以這種簡易的方式來御寒保暖。
那個年代的可敬的老師們，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是多么的艱苦！可是，即使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他們也絲毫不曾放松對教師職責的執著，絲毫不曾減少對學生的深情關愛！還有什么語言，比唐代詩人李商隱的著名比喻“春蠶”和“臘炬”，更能表現他們這種平凡而又高尚、令人肅然起敬的品質！
在徐州六中，還有很多老師，我對他們懷著深深的敬佩和感激之情。
教外語課的曹孟軍老師，聽說是當時全校最年輕的教師，還兼任學校團委書記。她為人端莊，做事細致，成為同學們的榜樣，后來不斷進步，成為徐州市委教育工委書記。和她年齡相仿的另一位青年教師、教化學課的洪亞平老師，勤于治學，很有才華，聽說現在已是北美某大學的知名教授了。
更讓我難忘的，是教數學課的王承興老師。他思路明晰，邏輯嚴謹，教學效果極佳。我在上中學時并沒有機會聽他的課，后來到農村插隊時恢復高考，因為擔心數學基礎不好，請王老師輔導。王老師每次都很細心審閱我的作業，很有針對性地講解，循循善誘，使我初入門徑，較熟練地掌握了拋物線的解析方法。后來考試時果然遇到拋物線的題目，我也拿到了數學科目的基本分數。
多少年來，我常常想起，如果沒有王老師的精心輔導，要想在如過江之鯽的眾多考生中脫穎而出、在剛剛恢復高考之時，就考取七七級本科生，實在是難以想象的。
這些年，我南北奔波，離鄉千里，母校的訊息逐漸稀少，只在一些關系較為密切的同學那里，時有所聞。但對中學母校、對中學時期的老師們的感情，卻一直深深積淀于內心之中，猶如陳年老酒，時光過得愈久，就愈醇厚、愈甘美，令人回味無窮。如今，在母校百年華誕之際，請接受一個游子和校友的祝福：愿親愛的母校不斷興旺發達，更上層樓，取得更大輝煌！愿尊敬的老師們身體健康，心情愉快，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2016年9月25日

（載《城市晨報》2016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