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六年夏天，北京的天空壓得很低。朝中關于如何應對列強的爭論，已經不再只是軍機大臣之間的奏對，也牽扯到一批宗室王公的命運。那一年，和碩莊親王載勛被推上前臺，成了義和團風波和對外戰事中的關鍵人物。很多人注意到他的突然顯赫，卻未必想到，他所承襲的莊親王爵位，在清代八個鐵帽子王中走過的路，既曲折，又有點別扭。

要說“鐵帽子王”，不少人脫口而出禮、鄭、豫、睿、肅、成、克勤，再加一個莊。前六位多是開國重臣或功勛卓著的宗室，克勤是皇太極同母弟岳托的封號，出身又是正嫡。對比之下，莊親王的來源和后來的傳承，就顯得相當特殊：不是嫡出皇子開基，入太廟也被擋在門外，卻偏偏享了世襲罔替，名列八王之一。

有意思的是，這個“尷尬”的開端，并不是從莊親王三字開始的，而是從“承澤親王”起步。

一、一位庶出的功臣：從承澤到莊的起點

從1636年皇太極在盛京大政殿分封親王算起，清朝的王爵制度就有了雛形。但那時還談不上什么“鐵帽子”，封號能不能世襲，傳到哪一代，皇帝說了算，規矩遠沒有后世那么死。

在這套制度還未定型的時候，一個出身并不占優勢的皇子闖了出來。這人就是皇太極庶五子碩塞，生母是側妃烏拉那拉氏，在后宮排序絕談不上顯赫。按滿洲舊俗，嫡庶有別，能承大統的只有嫡出皇子，庶子即便有資格當王，也很難被放在最核心的位置。

順治帝繼位后，朝廷面前是一片亂局：李自成余部、南明政權、蒙古諸部，還有山西姜瓖之亂，都要一一收拾。宗室里的年輕王爺們，幾乎都被丟上戰場，這既是機會，也是篩子。

順治元年，碩塞被封為多羅承澤郡王，年齡并不大，卻已經握兵出征。討李自成余部，南下和清軍其他主力一起對付南明福王政權，又被派去圍攻蒙古蘇尼特部，再到平定山西的姜瓖叛亂，他幾乎每一次重大軍事行動都能看到身影。

試想一下，一個庶出的皇子，年輕又有戰功，手里握兵，還管宗室事務，這在講究嫡庶之分的滿洲貴族傳統中，多少顯得有點“不合常規”。碩塞之所以能走到這一步，很大程度上是靠槍尖上拼出來的軍功，而不是母家背景。

不過，命運在順治十一年戛然而止。那一年，年僅28歲的碩塞病逝，承澤親王剛立起來的勢頭，還未來得及完全展開，就被迫畫上句號。他留下的，是一個剛滿5歲的嫡長子博果鐸，以及尚未穩固的王府基礎。

碩塞的早逝，埋下了莊親王系后來“說不清道不明”的一系列尷尬來源?？滴跏瓿⒆贩馑麨樵ＳH王，算是肯定戰功，但這位庶出的功臣畢竟沒有經歷長期輔政，也不是帝后所出，宗室內部對他的評價和位置，始終少了半分“正宗”的味道。

更重要的是，作為一位庶子王爺，他不配享太廟，僅在宗室祠祭中留名。與其他幾個鐵帽子王的開基王爺相比，這起點就差了一截。

二、博果鐸的漫長一生：爵位改名，人卻無嗣

碩塞去世時，博果鐸才5歲。這樣年紀承襲親王，談不上治軍理政，只能由朝廷代為看護王府事務。少年時期的博果鐸在史書中的印記并不多，他的名字真正被人記住，倒是因為一個改號的決定。

原先“承澤親王”的封號，到博果鐸一代被改為“莊親王”。承、莊兩個字，從字面看不出什么門道，但在清朝的王號體系里，改號絕不是簡單換個寫法，往往意味著皇帝對這支宗室今后角色的重新定位。至于朝廷為何把“承澤”改成“莊”，檔案里并未留下太多解釋，只能看到結果：從此以后，這一支就被稱作莊王府。

博果鐸這一生很長。順治七年出生，活到雍正元年去世，已經74歲，在那一代宗室里算是高壽。但長壽不代表無波折，他真正的難處在于一件事——沒有兒子可以繼承。

按滿洲宗室傳統，無嗣王公并不罕見。通常有幾種解決辦法：從親兄弟、堂兄弟之子中挑一個過繼，或是從遠支宗室中選人。碩塞并非只有博果鐸一個兒子，次子博翁果諾等后裔都算是同一房分支，照理從中擇一過繼，也說得過去。

偏偏這一次，皇帝做出了一個看似“跳級”的選擇。

雍正元年，博果鐸去世后，清廷并沒有在碩塞的孫輩、曾孫輩中找人，而是由雍正直接下旨，讓自己的十六弟胤祿過繼為博果鐸嗣，承襲莊親王。換句話說，莊王府的血統，從碩塞那一支，突然拐了個彎，接到了康熙帝親子這條更“近”的支系上。

這一決定，表面上可以解釋成對無嗣王府的一種妥善安排，但細想之下，就能看出里頭的意味。碩塞這一支屬于遠一點的宗室分支，雖然有功，卻資歷有限；胤祿則是康熙十六子，生母順懿密妃出身不高，但畢竟是帝子。讓皇帝的兒子來承鐵帽子王爵，莊王府瞬間從遠支系，變成了皇室近支，名份上抬了不止一格。

可以想象，當時宗室內部也會有討論。有族人或許在私下小聲嘀咕：“怎么不從碩塞孫輩里選人？”有人回一句：“皇上就這么定了，你還能怎么著？”這類話，史書不會記，但大體的氣氛大概如此。

不管如何，這一步，已經把莊親王的傳承從“血緣自然延續”拉到了“皇帝主動干預”的軌道上。從此以后，這個王府的興衰起伏，很難再單純用“某某是某某的兒子”來解釋。

三、十六阿哥胤祿：被選中的“莊王繼承人”

說到胤祿，人們往往先想到的是他在康熙晚年的處境：不卷入九子奪嫡，姿態低調，卻深得康熙、雍正父子信任。順懿密妃出身并不顯貴，在眾多嬪妃中算不上前列，但胤祿自幼聰敏，擅長數學、音律，性情和順，不惹是非。

康熙朝后期，皇位之爭愈演愈烈，太子胤礽兩立兩廢，各位皇子互相結黨拉攏，局面一度頗為緊張。值得注意的是，胤祿幾乎沒被卷入這場漩渦，這種“退一步”的姿態，后來成了他受用無窮的資本。

雍正登基后，需要的是一批絕對可靠、沒有舊日黨羽牽連的親王輔佐朝政。胤祿這種“干凈”的宗室，恰好符合要求。讓他承襲莊親王，既是對他個人的一種獎賞，也有鞏固近支宗室勢力的考量。

關于胤祿接掌莊王府后的一句外間評價流傳甚廣：他對碩塞遠支子孫并未不聞不問，反而把莊王府的田宅、俸銀分給碩塞后嗣，讓他們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有段對話在家族中口口相傳，說的是胤祿囑咐管家：“碩塞一支，是老輩立過功的，不能讓人家斷了香火，又斷了口糧?！惫芗疫B聲稱是：“這點人情，爺放心?！?/strong>

這種“照拂遠支”的姿態，使得原本可能出現的血緣矛盾，被壓了下去。莊王府此后雖然以胤祿一支為正系，但名義上仍繼承碩塞的王號與功勛淵源，既保住了牌子，又讓皇帝的親兒子來坐莊，王府地位自然水漲船高。

胤祿自身也有一個問題：他的嫡出子嗣并不多，而且接連早夭。他的庶長子弘普，后來在乾隆朝成了莊親王系中的一個轉折人物，卻很難說是“順風順水”。

四、弘普、永瑺到綿課：鐵帽子王也要看考核

乾隆元年，弘普被封為貝子，身為莊親王胤祿庶長子，這個起點并不低。乾隆初年講究整飭朝儀，他被派去掌管鑾儀衛這一職務，儀仗、典禮都歸他管。對宗室來說，這是一份體面、又不至于太勞累的差事。

但弘普的人生軌跡很快就拐了彎。因牽連到宗室弘晳案，被認為有失察之責，乾隆四年革去貝子爵位，降為奉恩鎮國公。對一名近支宗室來說，這樣的“降級”，無疑是當頭一棒。乾隆八年，弘普31歲去世，這一支的承繼問題，再次成為莊王府需要解決的難題。

此后莊親王爵位一度懸空，直到乾隆三十二年，由胤祿房中的另一支——永瑺承襲王爵。永瑺是弘普之子，改名永瑺后，陸續擔任鑲紅旗蒙古都統、領侍衛內大臣、玉牒館總裁、宗人府和宗學的主管，時常在內廷行走。

從職務安排上看，永瑺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武將型王爺，而逐漸轉向“行政+禮儀”的復合角色。鑲紅旗蒙古都統，是旗務與邊務合一的職位；領侍衛內大臣與內廷行走，則讓他經常出入宮禁，貼近皇帝身邊。乾隆朝喜歡把宗室王公安插在這種既能體現信任、又方便監督的位置上，永瑺正是這種格局下的受益者。

乾隆五十二年，永瑺51歲病逝。第二年，他的后代綿課承襲莊親王。綿課這一代，已經進入嘉慶時期，皇權形態和宗室管理方式，都與清初、康乾盛世有了明顯不同。

綿課的仕途，乍看之下也很體面：領侍衛內大臣、御前大臣，出入禁廷，位高權重。但在嘉慶、道光之際，宗人府對王公的“考核”越來越嚴，凡是辦事不力，降爵、罰俸幾乎成了家常便飯。綿課就先后碰上幾件麻煩事。

一次是嘉慶帝秋狝（秋獵）前，綿課以種種理由拖延，未能按時安排相關事務，被認為怠慢圣意，遭罰俸。還有一次，在修建裕陵時，他負責督理工程，卻被發現不夠上心，致使陵寢工程多有疏漏，道光二年因此被降為郡王，道光四年才恢復原封。對于一個鐵帽子王來說，這樣的升升降降，面子是不好看的。

不過，這些處分也暴露了一個趨勢：到了清中期，鐵帽子王的“鐵”，更多體現在爵位可以世襲，而不是在待遇上鐵板一塊。皇帝通過宗人府、軍機處不斷對王公進行“績效考核”，該記過記過，該降級降級，莊親王這一系中，被削、被罰者屢見不鮮。

綿課去世后，莊王府在承嗣上又走了一次曲折路線。道光十八年，弘曽房的孫輩綿護與奕镈分別被安排承襲不同階段的王爵，奕镈后來因為案牽寶華峪被革職發配黑龍江，這些都說明一個問題：與其說鐵帽子王穩定，不如說在皇權面前，只是“不至于完全斷絕”，至于哪一房承，承到哪一級，仍繞不過皇帝的旨意。

五、鑲紅旗里的莊王府：鐵帽子王中的“晚到者”

要看莊親王系在整個宗室體系里的位置，需要把視角從個人命運，放回到滿洲八旗格局中。清初各王府普遍與某一旗相對應，不但掌控旗地、莊田，也對旗下包衣、佐領擁有實際影響力。旗主是誰，往往直接影響旗內資源分配。

在八個鐵帽子王里，有的在入關前就已經與特定旗分屬，比如禮親王代善系入正黃旗，睿親王多爾袞、多鐸系入正白旗，克勤郡王岳托系入鑲黃旗，這些旗都是“皇帝本人”的直屬旗，資源、兵權都不薄。

莊親王系卻是較晚才穩定地入鑲紅旗，而且在旗內的分額并不算多。鑲紅旗旗主原本屬于克勤郡王一系，莊親王府后來雖然在其中占有一部分旗地和權利，但總體來看，屬于“分享者”而非“開基者”。這就意味著，莊王府從一開始，在旗份上就比不上其他幾個鐵帽子王那樣“根深”。

碩塞早逝，是一個重要原因。若他能像睿親王多爾袞那樣掌握軍權多年，或者像禮親王代善那樣在皇太極時就穩居重臣之列，那么其后代在旗制中的分配，很可能會大不相同。但事實是，他在最該擴張勢力的二三十歲階段離世，王府基礎尚未鞏固，就不得不交給年幼的博果鐸。

旗制的特點在于，一旦初期格局定下，后來的調整空間有限。莊親王系晚入鑲紅旗，旗內已有既得利益者，能分到的旗份自然有限。這一點在中期以后尤為明顯：同樣是鐵帽子王，莊親王府的經濟基礎、旗下人丁規模，在宗室內部并不算突出，這也在客觀上限制了他們在軍政中的出力空間。

有位清代學者曾感嘆：同樣是世襲罔替，有的王府“富而有兵”，有的則“貧而無兵”，在宗室圈里待遇天差地別。莊王府，很難說站在第一梯隊。旗地少、兵權有限，就算名義上是鐵帽子王，也多半要靠在內廷、宗人府等職位中做事，才能保持家族的實際影響。

從這個角度看，莊親王之“尷尬”，一半來自血統，一半來自時機——起得不夠早，分得不夠多，后來的榮耀，只能在皇帝的不斷調整之中慢慢補齊。

六、載勛與清末的莊王：從軍功王到政治王

時間拉到光緒朝，莊親王府再次出現在政治旋渦中心。光緒元年，奕仁之子載勛承襲莊親王，成了這一系的清末代表人物。

與早期的戰將不同，載勛所處的時代，戰功已經不是王公立身的唯一途徑。列強東來、內外交困，王公大臣更多是在朝堂與宮闈之間奔走，參與的是“洋務”“變法”“守舊”等一系列政治角力。

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運動席卷北方，京城局勢緊張。朝中有人主張議和，有人主張“扶團抗洋”，莊親王載勛因為立場激進、與主戰派關系密切，被推上風口浪尖。一度，他被任命為差營大臣，負責調度部隊與團民，在對外沖突和攻擊使館的過程中，他被視作重要的執行者。

隨后而來的，是八國聯軍的入侵與辛丑條約的簽訂。戰敗之后，朝廷需要有人出來承擔責任。載勛名列“禍首”之中，被削去王爵，最終選擇自縊，以結束此生。

若從家族角度看，這一幕頗為諷刺：莊親王這個爵位當年憑軍功起家，清末最后一位真正掌權的莊親王，卻是因為政治決策與對外戰爭的失敗，被視為罪人。鐵帽子王這一制度到此時已顯得力不從心，它所能提供的，不再是戰爭時期的統兵資格，而是政治斗爭中的某種象征資源——用得好，是“宗室骨干”，用得不好，就是“替罪的王公”。

載勛死后，莊親王爵位由其弟載功承襲。光緒二十八年，載功接過一個名義上仍是鐵帽子王、實際權力卻大為縮水的王府。清廷此時已然走向末路，內外政務由袁世凱等新式官僚主導，宗室王公多半退居二線，守著俸銀與舊禮法過日子。

載功一直活到1916年，算是從晚清走過了辛亥革命，經歷了朝代更替的那一輩宗室。他之后，莊王府由溥緒承襲一個已經失去實權的王號。1933年，溥緒去世時，這個曾經在順治朝初立、乾隆朝被正式納入“鐵帽子王”之列的莊親王系，也就只剩下家譜上的一行字。

從碩塞到溥緒，莊親王一系傳了12代王，時間跨度接近200年。期間有過戰功顯赫，也有仕途失足，有承皇帝寵信的一代，也有背上罪名的一代。比起其他幾位鐵帽子王，莊親王的尷尬，不在于爵位本身有多“低”，而在于它的出身與傳承，總帶著一絲“不那么順手”的拐彎——始于一個庶出的功臣，轉入近支皇子之手，寄身于旗份并不寬裕的鑲紅旗，在皇權的不斷調整中起起伏伏，直到清朝覆亡后悄然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