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存儲龍頭長鑫科技最新版招股書的公布，被稱為“最牛風投城市”的合肥，再一次被放到了聚光燈下。

有機構估算，按照2026年歸母凈利潤1500億元—2000億元、20倍市盈率測算，長鑫科技市值至少在3萬億元，甚至有部分機構給出4萬億元以上的估值。

而長鑫科技沖刺科創板背后，最大的贏家當屬合肥國資。

按照招股書披露的股東結構粗略測算，合肥國資相關主體持有長鑫科技的比例達35%。長鑫科技一旦上市，合肥國資很可能迎來一筆非常豐厚的“產業投資回報”。

合肥這座“最敢賭的城市”，這一次又“賭”對了。

華東師范大學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曾剛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評價合肥的產業投資，“敢賭”二字是流傳最廣的標簽。但剝開這層“賭贏”的表象，合肥的成功并非源于運氣，其背后是一套環環相扣的、極具章法的體系，“更像一位精明的‘戰略產業投資人’，每一次投資都堪稱‘逆周期’的精準抄底”。

航拍安徽合肥城市夜景。圖/圖蟲創意

又“賭”對了

2020年左右，一篇《合肥政府可能是最牛的風投機構》的文章，讓合肥爆紅網絡。民間也將合肥稱為“最敢賭的城市”，原因是合肥在招商引資上“押注式”的“以投帶引”模式。

巨資招引長鑫科技落戶，“押注”存儲芯片產業，就是其中經典的案例。

2016年，合肥把目光投向存儲芯片產業。當時，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DRAM）96%的市場被韓國三星、SK海力士和美國美光3家企業壟斷，國內企業的自主生產能力幾乎為零。

在此背景下，合肥市出資75%，與北京兆易創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合資公司——長鑫存儲技術有限公司（長鑫科技全資控股子公司），專攻DRAM。在合肥市政府的扶持下，長鑫存儲搭建了價值百億的生產線，還共同出資購買了大量DRAM技術專利。

存儲芯片是國內“卡脖子”最嚴重的領域之一，技術難、投入大、回報慢，合肥持續注入資金和資源，連續承受行業虧損與周期壓力，最終熬過了至暗周期。

如今，長鑫科技已躋身國內第一、全球第四大DRAM廠商。數據顯示，其今年一季度實現營收508億元，凈利潤330.12億元。以凈利潤計算，相當于日賺近4億元。

按照合肥國資相關主體持股比例估算，長鑫科技上市后每1萬億元市值，對應合肥國資賬面持倉將超過3500億元。如果按照機構估算，其市值能夠達到3萬億元，合肥國資賬面資產將直接沖到萬億級。

萬億級的投資回報是什么概念？要知道，2025年合肥市全年地區生產總值（GDP）為1.42萬億元。

更為關鍵的是，在長鑫存儲的影響下，一大批半導體企業也相繼落戶合肥。如今，合肥已擁有集成電路企業400余家，被工業和信息化部列為全國9大集成電路集聚發展基地之一。

在安徽工業大學安徽創新驅動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方大春看來，合肥的“敢賭”，賭的是遠見與擔當；合肥的“能贏”，靠的是專業與堅守。他認為，合肥能持續成功，關鍵在于“精準研判、專業決策、資本賦能、生態支撐”四大支撐。

他說，外界眼中的“豪賭”，絕非盲目投機，而是建立在對產業規律的科學把握和專業化資本運作基礎上，體現了合肥市政府從“管理者”向“合伙人”的角色轉變。

曾剛認為，合肥“敢賭”能贏的底層邏輯表現為三個方面：第一，堅持“以投帶引”的鏈式招商模式。合肥引入龍頭企業的核心目標，是帶動上下游形成集群。“鏈式招商”催生了“引進一家企業，帶來一個生態”的效應，極大地降低了后續招商成本。

第二，專業化市場化的操作。在進行最終決策前，合肥的團隊會同步從產業技術、宏觀政策、財務法務、商務談判四個維度做詳盡論證，力求規避“拍腦袋”決策帶來的風險，并借助投資的“對賭協議”，服務產業發展。同時，政府通過市場化運作的國資平臺，在產業早期社會資本不敢投入時先行注資，最大化地發揮了國資的引導作用。

第三，重視產業生態環境優化。合肥的成功不只在于引進了幾家大公司，更在于營造了充滿活力的產業生態。其發展模式經歷了從1.0版“以投帶引”，到2.0版“產業高地”，再到如今3.0版“優化投融資服務平臺”的不斷升級。

“敢賭”能贏背后

合肥“敢賭”能贏，另外兩個為外界稱道的案例是：引進京東方和蔚來汽車。

2007年，合肥市政府拿出80%的財政收入，引進當時連年虧損的京東方和它的第六代液晶面板生產線。據稱，合肥甚至為此暫停了地鐵項目建設。

3年后，京東方成為中國面板龍頭，并開始“反哺”合肥，先后在合肥建立生產線、智慧醫院和智能化工廠，形成了年產值超1000億元的全產業鏈。

如今，合肥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顯示屏基地之一，打通了從原材料到核心器件，再到終端應用的全產業鏈。

2019年，蔚來汽車處于“最危險的時刻”，當時，蔚來汽車虧損112.96億元，股價跌至1.19美元，合肥國資果斷出手，向其注入戰略投資70億元。2020年2月，蔚來汽車落戶合肥。

合肥的這筆風投不僅獲得了超過百億元的回報，更為重要的是，合肥構建新能源汽車產業鏈的構想成為現實。如今，合肥新能源汽車產量已經穩居全國城市首位，除了蔚來外，合肥還集聚了江淮、比亞迪等整車制造企業。

從“豪賭”不被看好的京東方到巨資“押注”空白的存儲芯片產業，再到投資陷入絕境的蔚來汽車……合肥產業建設上的冒險伴隨巨大爭議，但也為合肥帶來了巨大的回報。

現在的合肥，因為“敢賭”且能贏，早已聲名在外，但要知道，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內，合肥雖為省會城市，但工業曾長期是“短板”，基礎薄弱，城市知名度也一直不高。

普遍認為，合肥的發展提速始于2005年。

那一年，合肥確立了“工業立市”的發展戰略，也拉開了合肥崛起的序幕。合肥時任領導認為，工業化是不可逾越的發展階段，合肥固然有一定的科教資源優勢，但缺少產業發展支撐，科技資源不會自動轉化為產業優勢。

在“工業立市”戰略確立之后，合肥推出加快新型工業化發展系列政策，全員招商引進工業項目，陸續確立了汽車、家電、電子信息等多個支柱產業。

家電和汽車，是合肥最早的兩個上規模的產業。

以家電產業為例，合肥著力打造全國最大家電制造業基地，吸引了幾乎所有的全國性品牌和國際品牌，合肥也因此得名“白色家電之都”。

與此同時，合肥一直致力于尋找新的賽道，通過“以投帶引”的招商引資模式，構建自己的高端制造產業集群，京東方、長鑫科技、蔚來汽車落戶即屬此列。

過去20年，合肥通過產業引進和資本投入的方式，構建了多個千億級新興產業集群。

回溯2005年，合肥GDP僅為589.7億元，被嘲諷為中國“最大縣城”。20年時間，合肥GDP增長至1.42萬億元，增長超20倍，全國排名升至第18位。

曾剛認為，合肥從一個“低調”的中部省會，躍升為GDP過萬億的“黑馬”城市，關鍵在于一套環環相扣的系統性戰略。2005年確立的“工業立市”戰略，一直是合肥發展的核心。這種強大的政策延續性為產業發展提供了穩定預期。

同時，合肥也發揮了自身科教資源優勢，依托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等高校院所，形成“科創+產業”雙輪驅動的創新策源地，并逐漸形成了一套成熟、科學的產業甄選流程。曾剛提到，合肥決策建立在對產業趨勢、技術路線和自身條件的多維深度研判之上，甚至配備有專業的研判團隊。

在他看來，合肥“以投帶引”的產業投資模式，內核是政府通過國有資本平臺進行前瞻布局，帶動社會資本跟進，共同培育產業集群。通過三大國資平臺精準分工和高效協同，形成“投資—成長—退出—再投資”的良性循環，實現了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和產業的滾動發展。

方大春認為，合肥之所以能實現量質齊升，本質上是一個內陸城市在全球化分工和國內產業升級浪潮中，主動、精準地選擇了一條“基于本地科教優勢、通過政府專業化資本運作、撬動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的差異化路徑。

他說，從2005年“工業立市”夯實產業根基，到聚焦戰略性新興產業、布局“卡脖子”領域，合肥始終立足自身稟賦，不盲目跟風，錨定長期目標持續發力，形成了清晰的發展路徑。

“面臨多重考驗”

值得一提的是，合肥經濟快速增長也伴隨著城市人口加速增長。2024年，合肥常住人口首次突破千萬大關，規模達到1000.2萬人，邁入超大城市行列。

在業內人士看來，超大城市的人口紅利、人才優勢將有力推動區域創新、經濟增長、市場發展，但城市的不斷大幅擴容，也給合肥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新的考驗。

方大春說：“千萬人口既是合肥的發展機遇，也面臨多重考驗。”在他看來，合肥產業結構“大而不強”，雖有“芯屏汽合”“集終生智”集群，但產業鏈處于中低端，現代服務業滯后，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速適配不足。

另一方面，近年來合肥基本服務體系取得了很大進步，但公共服務供給仍未跟上人口增長節奏，需要進一步優化公共服務供給，提升城市品質，促進教育、醫療、交通等優質資源均衡布局。

合肥的崛起，對安徽省內乃至長三角地區，無疑形成了“鯰魚”效應。比如安徽第二大城市蕪湖，就提出要“對標合肥，學習和追趕合肥”。

但值得關注的是，伴隨著經濟總量的提升以及“強省會”政策的加持，合肥的“虹吸效應”可能進一步增強，進而加劇區域發展不均衡的局面。

2025年GDP數據顯示，作為安徽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實力僅次于合肥的蕪湖，GDP為5402.69億元，被合肥遠遠地甩在了身后。

在不少專家看來，未來合肥應該加大對周邊地區的帶動扶持力度。

方大春認為，合肥在產業升級的同時，也為周邊城市提供了配套機遇，只是這種輻射效應的釋放需要時間和機制保障。在他看來，唯有正視短期“虹吸效應”，主動打破發展壁壘，以產業協同強聯動、以資源共享促均衡，才能讓合肥的發展紅利輻射全省。

他認為，合肥應聚焦核心研發、總部經濟等高端環節，通過共建產業園區，打造“研發在合肥、生產在周邊”的分工體系，將中端配套環節，向周邊城市轉移。與此同時，還應構建跨市產業轉移稅收分成、GDP雙向統計機制，調動各地協同發展積極性；設立省域協調發展基金，從合肥新增稅收中提取部分資金，支持皖北、皖西等欠發達地區補齊基建和產業短板。

在曾剛看來，合肥的未來，不在于獨享安徽省內的產業高地，而在于努力成為帶動全省共同富裕的增長極，需要通過產業梯度轉移、科創協同、都市圈聯動等方式，將高端產業資源不斷地向周邊城市擴散，最終在更高水平的區域協同中，帶領安徽全省實現共同發展。

曾剛表示，當合肥的發展從規模擴張的“快車道”轉入考驗質量的“深水區”，所面臨的挑戰仍然復雜且深刻。如何將先發“規模優勢”轉化為持續的“質量優勢”，實現從“大”到“強”的根本性跨越，是謀劃合肥未來發展必須回答的問題。

記者：孫曉波

編輯：蔡如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