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艘自阿根廷啟航的極地郵輪4月初在大西洋航行時暴發漢坦病毒感染，至今已導致3人死亡。眼下，阿根廷有關部門正在追蹤這起郵輪疫情的源頭。但更值得警惕的是，除這起事件外，阿根廷近一年漢坦病毒病例和死亡人數也在明顯上升。

阿根廷衛生部數據顯示，自2025年6月開始的本流行季截至目前已確認101例漢坦病毒感染病例，而上一流行季同期僅為57例，幾乎翻倍；死亡病例已達32例，病死率較上一年上升10個百分點。

多位專家指出，漢坦病毒疫情不僅是公共衛生事件，也是一則值得警惕的“氣候變化故事”。全球變暖、極端降雨、洪水、干旱、城市化加速以及生物多樣性下降，正在重塑人類、野生動物和病原體之間的邊界，增加疾病傳播風險。

5月18日，在阿根廷烏斯懷亞，衛生團隊的專家在樹林里設置陷阱。阿根廷國家實驗室與衛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馬爾夫蘭研究所的專家5月18日抵達火地島省首府烏斯懷亞調查漢坦病毒。調查團隊將設置陷阱捕捉與漢坦病毒傳播有關的長尾侏儒稻鼠等嚙齒類動物。新華社 圖

阿根廷漢坦疫情正在發生變化

漢坦病毒主要通過嚙齒動物尿液、糞便及其他體液傳播。專家認為，阿根廷此輪病例上升與氣候變化、棲息地破壞及人類活動方式變化密切相關。

據阿根廷衛生部門判斷，郵輪疫情中最早發病并死亡的一對荷蘭夫婦在登船前曾廣泛旅行，往返阿根廷與智利邊境，并進入烏拉圭，隨后登上郵輪。其行程涉及阿根廷歷史上的多個漢坦病毒高風險地區，包括東北部米西奧內斯和南部內烏肯。

長期以來，阿根廷漢坦病毒風險常與南部巴塔哥尼亞地區聯系在一起，尤其是在2018年那場造成11人死亡、數十人感染的疫情之后。但本流行季病例分布已出現明顯變化：目前多數病例集中在中部地區，其中布宜諾斯艾利斯省以42例成為病例最多的省份。

圍繞此次疫情溯源的調查仍在繼續。但專家們普遍認為，病例增加的深層原因與環境變化密不可分。

巴巴多斯西印度大學生物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柯克·奧斯蒙德·道格拉斯曾于2023年圍繞漢坦病毒與氣候變化的關聯開展系統綜述研究，重點關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人類感染情況。

在21日晚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采訪時，道格拉斯表示，此次漢坦疫情應放在氣候變化、生態變化與人類行為共同作用的框架下理解。雖然目前尚無證據直接證明氣候變化“導致了”某一次具體暴發，但大量研究表明，氣候因素確實會為嚙齒動物數量增加、病毒傳播風險上升及人類暴露機會擴大創造條件。

“氣候變化本身不會直接改變病毒，但會改變病毒、宿主動物與人類之間相互作用的生態系統。”道格拉斯解釋說，降雨增加會帶來植被和食物資源增多，從而有利于嚙齒動物繁殖。鼠類種群擴張后，爭奪食物加劇，漢坦病毒在鼠群中更容易通過攻擊、抓傷和咬傷傳播，病毒流行水平隨之升高，鼠類也更頻繁進入人類住宅、農場和倉庫，增加感染機會。

他同時指出，干旱也可能通過另一條路徑推高風險：干旱時期人類往往儲存更多糧食，而自然食物減少會促使嚙齒動物轉向人類儲糧點覓食。因此，無論是異常降雨還是干旱，都可能通過改變生態環境和人類行為，間接增加漢坦病毒暴發風險。

不過，道格拉斯也強調，尚無證據表明此次暴發是由于嚙齒動物地理分布變化或宿主遷移導致。阿根廷正在進行嚙齒動物采樣研究，以回答這一關鍵問題。在結果出來前，相關判斷仍不能下定論，因為這類結論需要長期、連續的種群監測數據，而這正是許多地區目前所缺乏的。

他此前的研究顯示，在影響人類感染風險的氣候因素中，降雨是最主要、最顯著的變量。2024年一項研究也顯示，在中國長江流域經歷嚴重洪災后，鼠傳漢坦病毒疾病風險可持續升高長達3年，表明極端天氣對公共衛生的影響可能具有長期滯后性。

在更廣泛的氣候背景下，道格拉斯認為，加勒比地區已經明顯出現所謂的“氣候偏離”（climate departure）現象，也就是原有的氣候常態正在被打破，新的、更劇烈的氣候常態正在形成。

他還指出，若今年出現強厄爾尼諾，勢必會對傳染病和全球健康產生影響，但具體方式因地區而異：有的地方會更濕，有的地方會更熱、更干燥，因此必須在具體國家和區域尺度上理解厄爾尼諾如何作用于當地環境。

人類活動也在放大傳播風險

除直接改變鼠類棲息與活動規律外，氣候變化還通過人口遷移、城市化和跨境流動等路徑間接推動傳染病傳播。

道格拉斯指出，伴隨人口流動的，不只是人本身，也包括家畜、野生動物及其攜帶的病原體。跨境流動、野生動物貿易和地方飲食文化疊加后，會形成更加復雜的風險景觀，并可能為疫情傳播埋下種子。

不過，他始終強調，決定暴發風險的關鍵因素之一仍然是人類行為。如果攜帶病原體的嚙齒動物生活在自己的生態位中、不與人接觸，它們本身并不構成人類問題。真正的問題在于，人類進入這些環境，或把野生動物帶入人類空間，造成密切接觸，從而打開病原跨物種傳播的通道。

他表示，公眾在很大程度上也控制著暴露風險。無論是垃圾管理不善吸引鼠類靠近住所，還是房屋封閉不嚴導致鼠類進入室內，都會影響感染風險。因此，傳染病風險不僅是環境問題，也是行為改變問題。

他舉了一個自己印象深刻的案例：約在2020年，圭亞那一處小型采礦社區暴發神秘疾病，多人死亡。后續調查發現，這并非漢坦病毒，而是組織胞漿菌病。礦工當時正在清理廢棄礦井，井內積聚大量蝙蝠糞便，也可能存在鼠類活動。對道格拉斯而言，這再次說明，很多病原體原本在自然生態系統中“沉睡”，但當人類進入這些環境、接觸此前未接觸過的病原時，就可能因缺乏免疫而出現嚴重后果。

漢坦疫情帶來的真正教訓

道格拉斯指出，當前社會對氣候災害的關注往往集中在房屋、道路等基礎設施損毀，但未來必須更加重視氣候變化如何塑造傳染病風險。“公共衛生系統適應氣候變化，不能只停留在修建更堅固的住房和道路，也要發展針對傳染病風險的前瞻性預測能力。”他說。

正因如此，他領導的研究中心一直將建立可靠的“氣候-健康”預測模型視為重要任務，希望借此提升地區預警、準備和韌性。他希望民眾未來不僅“看天氣圖”，也能“看疾病風險圖”，像應對風暴一樣，更早為可能出現的疫情做準備。

各國政府應像預測颶風、洪災一樣，把氣候因素納入傳染病風險預測與公共衛生準備，提前部署監測、預警和防控措施，而不是等到疫情逼近時才倉促應對。

他認為，目前建立氣候—疾病預警系統的最大障礙首先是“數據貧困”——許多國家尚未建立完備的數據采集體系，也缺乏連續、完整、可用于建模的高質量數據。與此同時，這類系統還需要真正的跨部門合作和數據共享機制。

談到類似疫情應帶來的啟示，道格拉斯強調，人類健康從來不是與生態健康分離的。當人類通過生物多樣性喪失、生態簡化、廢棄物管理不善、侵占野生動物棲息地、缺乏防護地擴大農業生產，或無視越來越明顯的氣候信號時，實際上就是在不斷增加病原體跨越物種邊界的機會。

在他看來，問題并不在于“病毒是敵人”，真正的問題在于人類如何管理與自然的關系、如何管理自身行為和生態擾動，以及是否做好了充分準備。

這場漢坦病毒疫情的警示意義或在于：在一個被氣候變化深刻改變的世界里，傳染病暴發的條件正在比人類的預測和防控體系變化得更快。人類并非凌駕于自然之上的“主宰者”，而只是復雜生態系統中的一員。若繼續破壞棲息地、削弱生物多樣性并推動全球升溫，未來不僅會增加漢坦病毒等疾病風險，也可能為更多大流行埋下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