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末代皇帝溥儀去世前經歷回光返照，向主治醫生求救，但最終死時一只眼睛仍然無法閉合
1950年春，第一批被移交回國的戰犯列車緩緩駛入滿洲里車站，人們從車窗望出去，看見的是陌生而熟悉的土地。人群中，身著舊軍大衣的溥儀低頭無語，袖口磨損得露出里襯。誰都沒想到，這位曾在紫禁城被人抬著上龍椅，又在長春“執掌”偽滿朝政的昔日帝王，會以俘虜的身份邁進新中國的大門，等待他的，是一段漫長的再教育生活。
溥儀被送進撫順戰犯管理所。每天清晨，他與其他人一樣出工、掃地、種菜，上課學習新政。起初他拄著拐杖，連洗衣服都笨手笨腳，被同囚譏笑“皇帝陛下終于要自己揉褲腳了”。但制度的耐心往往勝過個人的抵觸，幾年后，他不僅會系鞋帶、縫紐扣，還能在菜地里辨認不同作物。教員評價他“寫心得越來越像個普通學員，不見半句皇帝腔”。這個階段，外界已難窺見他內心的波瀾，可從他偷偷夾帶進監里的鹿茸、冬蟲夏草，仍能聞到昔日宮廷的味道——幾十年養成的補藥習慣，一時難改。
1960年，他獲準解除管束，被安置到北京植物園做園藝工。每月60元工資放在當時不算少，卻遠離曾經金玉滿座的生活。園中同事回憶，他握鋤頭時總愛戴雙白手套，大陽傘也不離身，偶爾還會嘟囔幾句“皇城里曬著可不是這樣”。可工作之余，他竟能認真記花草生長日記，字跡娟秀整齊，顯出對新角色的執著。就是在這里，他遇見了護士李淑賢。婚禮很簡單，介紹人、工作證、紅紙條，一切按國家規定來辦。參加儀式的人不多，卻很熱鬧；有人打趣：“這回是真成了尋常夫妻。”
日子若止于此，也算塵埃落定。可老習氣如影隨形。溥儀每天早晚各吞下一把名貴補藥，聲稱“這是祖傳秘方，還能安神”。1967年初，他開始感到腰酸乏力，隨后出現排尿疼痛。社區衛生所認為是“虛火旺盛”，開了清熱丸；幾周后，另一家醫院診斷“前列腺炎”，囑咐少喝茶多休息。病情卻雪上加霜，尿里出現血絲，面色發灰。李淑賢急了，又請來一位從前給宮里看病的老郎中，老人摸脈后搖頭：“藥吃得太猛，腎氣傷了。”然而停藥無果，10月，他被緊急送入協和醫院，確診為晚期尿毒癥。
那個年代，透析設備極為有限，醫學只能盡力延緩惡化。周恩來獲悉情況，批示“盡力救治”。主治孟大夫幾乎天天守在病床前，但指標仍呈直線下墜。15日晚，溥儀陷入昏睡，脈搏微弱。凄冷的病房里只有儀器輕響，李淑賢卻堅持給他擦臉、翻身。不料午夜過后，他突然睜眼，坐起，聲音清晰地對孟大夫說：“快想辦法，我還要繼續做事！”短短一句，驚得在場人面面相覷。這是一種典型的回光激越，醫學上稱終末期代償。隨即，他又疲憊地靠回枕邊，指尖依舊試探性抓住醫生袖口，仿佛抓住最后一根稻草。
凌晨2點，心電儀劃出一條直線。護士掩上他的右眼，左眼卻微張，那目光像是不甘，又像是疑惑。病歷寫得很克制：患者因慢性腎功能衰竭，多器官衰竭，于02：00宣告死亡，享年61歲。兩名曾同囚改造的老朋友在走廊緊握雙手，無言良久。他們記得，在管理所里學寫悔過書時，溥儀總把“重新做人”幾個字寫得最大，如今紙上字跡還在，人已作古。
有人追問，假如當年不迷信補藥，結果會不會不同？醫學史告訴人們，彼時透析尚未普及，即便早期發現，存活率也難言樂觀。但客觀上，十余年自食其力的勞動確實改變了他的心性，卻沒能改變他對滋補的執拗。這便是歷史的悖論：思想可轉向，身體卻可能早已留下印記。
他去世后，文史館整理遺物，在抽屜里找到滿滿兩大盒工作筆記，多是對清宮檔案的考證、對口述史的校訂。字里行間不再談龍椅，只談責任、談校對細節，還有一段反復出現的句子：“人若忘記昨天，就無法面對明天。”工作人員不免唏噓——這位曾三度“登基”的人，終究把余生都寫進了檔案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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