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美國至少有二十多個地方和州政府起訴石油公司，要求追回為應對洪水、風暴和野火以及災后重建所承擔的數十億美元成本。這些災害都因燃燒化石燃料引發的氣候變化而加劇。

這些訴訟大多在州法院提起，核心主張并不復雜：化石燃料公司幾十年來一直知道其產品有害，卻為維護利潤而隱瞞這一事實。原告要求法官判令那些通過開采和銷售化石燃料獲利的公司，為其產品轉嫁給納稅公眾的成本埋單。

最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同意受理其中一起案件，即“森科能源訴博爾德縣案”，并將于2026年10月開始的審期審理。石油公司在向最高法院上訴時，要求這個國家的最高司法機關阻止州法院哪怕只是審理其是否應對氣候相關損害承擔責任。

這種試圖阻斷責任追究的做法，是保守派法律運動數十年來整體策略的一部分，其目標是限制受害者就企業不負責任行為造成的損害尋求賠償。事實上，在美國環境法歷史上，這類有組織地濫用企業權力的行動，可以追溯到一個多世紀以前。

我們長期研究環境法。以我們的判斷，這種主張既誤讀了美國憲法，也誤解了司法先例，還曲解了法院在聯邦體制中的角色。

在科羅拉多州博爾德縣提起的一起訴訟中，當地政府稱，石油公司的行為促成了氣候變化，而氣候變化又加劇了強降雨和洪水。訴狀還稱，這些公司明知其產品對環境有危險，卻仍照常銷售。

企業用來限制自身責任的一類論點，涉及聯邦政府處理對外事務和維護國家安全的權力。長期以來，聯邦法院在對外事務問題上一直奉行“對總統予以慣常尊重的政策”，因為憲法賦予總統締結條約、任命大使等權力。

一些知名的保守派法律學者試圖把這一概念進一步擴大。他們聲稱，如果允許要求賠償氣候相關損害的訴訟繼續推進，就等于懲罰在美國經營業務的跨國公司。他們認為，這類案件會干擾聯邦政府處理國家對外事務的能力。

在森科案中，聯邦政府總檢察長辦公室——也就是政府最高級別的訴訟代理機構——正向最高法院提出這一論點。該機構稱，既然憲法把國家對外事務的權限交給聯邦政府，地方政府起訴跨國公司的能力就因此受到限制。一些法學學者也支持這一說法，他們援引的是最高法院2015年的一項裁決。該裁決稱，國家在對外事務上必須“以一個聲音發聲”。

但那起案件討論的是總統正式承認外國政府這一狹義權力，這與州法院審理發生在美國境內的損害所對應的企業責任并不是一回事。正如“跨國訴訟博客”的學者所指出的，依據聯邦政府決定國家對外事務的權力來排除州法，是一種“有爭議且基本已經沉寂”的法理。把它套用到被告在州內造成損害的案件上，顯然牽強。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論證可能會讓針對能源、石棉、制藥或其他跨國公司的任何訴訟都無法提起。并不意外的是，科羅拉多州和夏威夷州最高法院都已否定這一推理。

科羅拉多州法院指出，博爾德縣的訴訟涉及傳統上屬于州職責范圍的事項。法院否認博爾德縣是在“試圖實施外交政策”，也否認其主張“侵入了任何……保留給聯邦政府的外交政策權力”。

特朗普政府及其能源企業盟友還試圖以國家安全為由，要求駁回這些訴訟。政府和企業聲稱，如果迫使石油公司應訴，必要能源供應的產量就會下降。但這一說法完全沒有得到證實。

石油公司還主張，聯邦《清潔空氣法》排除了博爾德縣這類在州法院提出的地方性訴求。

許多地方政府的訴求建立在長期存在的法理基礎之上。按照這些法理，法院可以對“妨害”等侵權行為作出救濟；所謂“妨害”，是指干擾公眾在健康、安全、福祉方面的利益，或者妨礙私人財產的正常使用和享有。

2011年，最高法院認定，《清潔空氣法》阻止了以空氣污染構成妨害為由提起的聯邦層面訴訟。但法院并未回答，該法是否同樣會阻止類似的州法案件。最高法院在其他多項判決中都表示，在傳統上屬于州權限的領域，法院應推定聯邦法律不會排除相關訴求。自美國建國以來，州法院一直對類似森科案這類因被告不當行為造成損害而引發的責任案件擁有管轄權。

事實上，《清潔空氣法》本身就包含一項條款，明確保留由州法院創設并實施的權利和救濟。像森科案這樣的訴訟，并不是要監管污染，而是主張石油行業幾十年來明知其產品危險，卻為保護利潤而隱瞞事實。《清潔空氣法》并不規范企業欺詐或欺騙行為，而且從來沒有任何聯邦法律排除過州法上的欺騙性主張。

即便最高法院認定，對欺詐性營銷追究責任在功能上等同于監管排放，這也不應阻止州一級訴訟。1984年，最高法院曾認定，即便是《原子能法》——這部法律全面規范核材料和核設施的管理，而這又是公認屬于聯邦關切的事項——也沒有阻止州法院審理針對持有聯邦許可、運營核電站的公司所造成損害的賠償訴訟。法院當時表示，“難以想象國會會有意讓受害者”得不到救濟。

同樣的邏輯也適用于這些氣候損害案件。《清潔空氣法》并沒有為那些因氣候變化而承擔野火、洪水和基礎設施成本的社區提供任何補償。如果不允許地方政府起訴，那么地方政府及其所代表的居民，就將失去為自身所受損害尋求賠償的途徑。正如最高法院在2005年所說：“如果國會想剝奪受害方一種長期可獲得的賠償形式，它一定會把這種意圖表達得更清楚。”而《清潔空氣法》并沒有這樣做。

更一般地說，聯邦環境法是通過規范未來行為來保護廣泛的公共利益；州法院中的損害賠償訴求，則是為了補償特定受害者已經遭受的損失。在建立現代環境監管框架時，國會顯然默認，那些長期存在、可對不負責任行為施加民事責任的州法，將繼續發揮作用，為受害者提供賠償。

能源行業及其政治盟友已經在為最高法院拒絕給予其豁免的可能性做準備。來自懷俄明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哈麗雅特·黑格曼，以及來自得克薩斯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特德·克魯茲，已經提出法案，擬禁止依據州法在州法院或聯邦法院提起任何要求能源企業為氣候相關損害買單的訴訟。

這些法案目前仍處于國會早期審議階段。不過，它們同樣建立在一個有缺陷的觀念上，即聯邦政府在國家安全和對外事務上的權力，會排除地方社區和個人就其所受損害尋求救濟的權利。

長期以來，保守派法律學者和法律實務人士一直試圖讓不負責任的企業免于為其造成的損害負責。

我們認為，受到企業傷害的個人和社區，應當有機會走進法庭。聲稱憲法要求地方納稅人在沒有機會舉證主張的情況下承受這些損害，這并不是在捍衛國家安全，而是在為企業免責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