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5月20日，美國代理司法部長托德·布蘭奇在邁阿密自由塔宣布，佛羅里達州南區聯邦地區法院大陪審團已同意起訴94歲的古巴革命領袖勞爾·卡斯特羅以及5名古巴前軍方人員。罪名包括合謀殺害美國國民、四項謀殺罪和兩項摧毀飛機罪，若全部成立，最高可判死刑或終身監禁。

當天，古巴外交部長羅德里格斯在社交媒體上予以譴責，稱美國政府對勞爾·卡斯特羅的指控“非法且不正當”，是一場基于謊言的“鬧劇”，企圖為侵略古巴尋找借口。

此案源于1996年“兄弟救援會”飛機被擊落事件。此后30年間，美國歷經七屆政府，克林頓政府當年權衡再三未起訴勞爾，如今的特朗普政府卻選擇在其卸任多年后重啟追訴。這場遲來的訴訟，既非完全沒有法理基礎，也并非純粹的司法行動，而是處在法律、外交與國內政治的交匯點上。

2004年12月23日，古巴哈瓦那，時任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菲德爾·卡斯特羅（左）在一場會議上與弟弟勞爾·卡斯特羅（右）交談 圖/視覺中國

新的政治算計

按起訴書所述，1996年2月24日，邁阿密流亡組織“兄弟救援會”兩架未武裝小型民用飛機，在國際水域被古巴空軍米格-29戰機擊落，機上4人死亡，其中3人為美國公民，1人為美國綠卡持有者。

美方指控稱，時任古巴革命武裝力量部部長的勞爾·卡斯特羅明確批準對該組織飛機使用致命武力。國際民航組織1996年的調查也認定襲擊發生在國際水域。

但在起訴宣布的前一天，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公布的一批解密文件呈現出更復雜的背景。文件顯示，事發前美國監管機構已知曉“兄弟救援會”多次侵犯古巴領空。美國國務院曾警告聯邦航空管理局，古巴“遲早會擊落其中一架飛機”。美國官員也擔心該組織挑釁古巴政府可能引發嚴重后果。

事實上，“兄弟救援會”在事發前數月反復飛越古巴領空，撒發反卡斯特羅傳單，此行為涉嫌違反美國聯邦航空法和國際民航規則。古巴方面長期主張，飛機進入了古巴領空并多次無視警告。美聯社也承認，該組織最初以搜救古巴漂流移民為名，后逐漸轉向政治性飛行，被古方視為挑釁。由此看，該案并非單純的刑事問題，而是深嵌于美古長期敵對、流亡政治和領空主權爭議之中。

更耐人尋味的是當年克林頓政府的處理。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邁阿密分臺援引前聯邦檢察官蓋伊·路易斯的說法，克林頓政府最終只起訴了米格飛行員、古巴空軍負責人和一名古巴間諜頭目，并未起訴勞爾·卡斯特羅。原因在于美國擔心起訴一位在任的國防部長會引發嚴重的外交后果。也就是說即使在證據和政治情緒集中的當年，美國仍認為起訴勞爾的法理和外交風險過高。30年后重新追訴，這種顧慮顯然已被新的政治算計取代。

5月1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古巴革命領袖勞爾·卡斯特羅出席集會游行活動 圖：新華社/法新

起訴、審判、執行的遞進困境

拋開事實爭議，這次起訴的有效性不能籠統以合法或非法概括，而應分為起訴、審判和執行三個層面判斷。

起訴層面形式上能夠成立。美國刑法對海外殺害美國國民、破壞航空器的行為具有一定域外管轄基礎。大陪審團已同意起訴，司法部也準備了相應的刑事工具。從美國國內法看，這一程序具備形式合法性。

審判層面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一是事實認定難題。飛機被擊落時究竟處于國際水域上空還是古巴領空附近，仍是美古雙方爭議焦點。30年前的雷達數據、通信記錄和證人證言能否經受法庭質證，并不確定。二是責任鏈條困難。起訴勞爾·卡斯特羅的關鍵，不只是證明擊落事件發生，而是證明其本人具有明確授權、指揮或共謀責任，并明知目標涉及美國公民。三是豁免爭議復雜。勞爾事發時為古巴國防部長，后來曾任國家主席。卸任外國高級官員是否可就任內行為主張豁免，嚴重犯罪是否構成豁免例外，都可能成為程序焦點。

執行層面幾乎不具備可行性。勞爾·卡斯特羅身在古巴，美古之間無引渡安排，古方幾乎不可能交人。美國聯邦刑事程序原則上也不允許重罪缺席審判。即便美方尋求國際通緝，此案濃厚的政治屬性也可能受到國際刑警組織不得介入政治性案件原則的限制。因此，該案更可能長期停留在通緝式起訴狀態，而非真正進入審判程序。

由此看，這場訴訟在司法效果上很可能難有結果，但其政治效果恰恰可通過懸置的法律壓力實現。它為美國對古巴施壓提供法律標簽，也為特朗普政府塑造強硬反古敘事提供政治工具。

5月1日，古巴革命領袖勞爾·卡斯特羅（前排右三）出席“五一”國際勞動節集會游行活動 新華社發（華金·埃爾南德斯攝）

三重政治功能

司法效果越有限，越凸顯這場起訴的政治功能。放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對外強硬、對內動員的整體邏輯中看，它并非孤立司法行動，而是對古巴施壓鏈條的一環。

首先是對古巴政權合法性的法律化打擊。特朗普政府近期通過制裁、能源施壓和刑事追訴等方式持續加壓古巴。起訴勞爾·卡斯特羅這樣一位雖已退休但象征意義極強的革命元老，目標不只是追究個人責任，而是試圖把古巴革命政權的歷史行為重新定義為可由美國刑法追訴的犯罪行為，從而動搖其政治合法性敘事。

其次是服務美國國內政治，尤其是佛羅里達選舉動員。起訴發布地點選在邁阿密自由塔，并與遇難者紀念活動結合，司法部、聯邦調查局、南佛州檢方和佛州政界人士共同出場，國內政治傳播意味明顯。推動起訴的多名共和黨議員均與古巴裔流亡者政治關系密切，而南佛州又是反卡斯特羅情緒最集中的地區之一。由此看，這場起訴既是對古巴施壓，也是共和黨爭取佛州古巴裔選民和強化反共動員的政治動作。

再次是為后續對古加壓提供法律杠桿。美國對拉美左翼政權常綜合使用制裁、刑事起訴、通緝懸賞、金融封鎖和外交孤立等工具。刑事起訴的價值不一定在于真正審判，而在于制造個人風險、限制外交空間、凍結談判余地，并為進一步制裁提供法律標簽和輿論依據。

司法武器化

這場起訴的深層意義在于它折射出特朗普政府對外政策的一種深層趨勢，即用刑事司法語言重塑外交沖突。

過去，美國處理古巴問題主要依靠制裁、禁運、外交孤立等傳統工具，司法工具相對克制。如今，刑事起訴被更頻繁地用于標定敵對政權領導人的個人責任，從馬杜羅到勞爾，從在任領導人到已退休的革命元老，司法、外交與政權更替政策之間的邊界正在被模糊。這種司法武器化的危險在于多個層面。一是侵蝕國家主權和官員豁免原則。美國以本國國內法追訴他國前領導人任內行為，容易突破主權平等和國際法邊界。二是擴張美國國內法的域外效力。從次級制裁到反腐敗法域外追訴，再到對外國前領導人的刑事起訴，美國國內法的域外效力一再突破國際法的傳統邊界，這一趨勢不僅古巴、委內瑞拉警惕，歐洲和拉美許多國家也心存疑慮。三是壓縮美古關系正常化空間，使得美古關系在可預見的未來徹底失去正常化的可能。

需要承認的是，遇難者家屬有權尋求真相，國家暴力也不應天然免于追責。但當司法行動深度嵌入特定選區政治、外交施壓和政權更替目標時，其法理正當性難免被政治目的稀釋。美國越強調這是遲到的正義，古巴越會強調這是司法武器化。真正應被追問的全部事實，包括事發前美方監管的失職責任，反而可能被這場政治化追訴所遮蔽。

勞爾·卡斯特羅已94歲，幾乎不可能赴美受審。這場訴訟從司法效果看大概率無果，但從政治效果看已經發揮作用——動員佛羅里達選民，強化對古巴施壓，為后續強硬政策鋪路，并重新激活一個延續30年的冷戰政治符號。

更深遠的影響在于，美國正以刑事司法形式重啟冷戰舊賬。此案法理基礎并非完全虛無，但其現實執行能力有限；其政治動機也不隱蔽。最終它最可能帶來的不是一場真正的刑事審判，而是一種長期政治效果。美國獲得新的對古施壓標簽，古巴獲得新的反美動員素材，美古關系則進一步被歷史記憶、流亡政治和法律戰所綁定。一樁30年前的舊案，被打撈起來重新擺上司法天平，這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表達。當司法的尊嚴越來越多地為外交考量、選舉周期與地緣對抗服務，損害的不只是被告國的主權，也是發起國自身司法制度的公信力。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作者：石培培

編輯：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