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一位開國中將多年未歸，回鄉探望年邁母親，母親得知后驚訝地問：你真的還活著嗎？我已為你守孝十七年
1929年盛夏，鄂豫皖邊區的山路塵土飛揚，二十二歲的徐深吉正跟著連隊從六安一路北上。短短兩年，他已從黃麻起義時的青年勤務員升為紅軍排長。步槍磨得锃亮，皮帶卻因日夜行軍而磨出深深的褶痕。那時的他心里只裝著一個念頭——既然家鄉父兄都已投身農運，就更要把槍口對準壓在鄉親頭頂的舊政權。
轉年春天，他又進了大別山。對攻堅有癮的脾性讓他在一場又一場激戰里“刷”出了戰功，1932年初被任命為某紅軍支隊副團長。行軍路線一次拐向故鄉附近，他聽見那熟悉的地名，眼圈倏地發熱。團長看在眼里，半開玩笑地皺眉：“半天夠不夠？別讓隊伍等你。”他只來得及應一聲“是”，拔腿就跑。
翻過兩道嶺，見到自家破舊的土坯屋。屋門半掩，他探頭喊了一句：“娘，是我，花奎。”屋里一陣靜默，隨后杖聲磕地，蒼老的身影沖出來，撲在他肩頭。母親抬手摸他的臉，指尖顫抖：“真的是你？”屋里昏暗，他牽著娘的手踏進堂屋，灶臺冷灰未散，正中供著三塊木牌。那是父親、哥哥，還有一塊空白的牌位——留給怕是再也回不來的小兒子。母親說，父兄兩年前被保安團抬走，再也沒回來；鄉鄰勸她早做準備，她便刻下這塊木板。說到這兒，老人收住淚水，把幾張火燒餅塞進他挎包：“上前線也別餓著肚子。”時間掐得準，母子只坐了一炷香的工夫，門口號聲響起，他起身敬了個禮，轉身消失在黃塵里。
接下來的歲月，他隨部隊輾轉贛南，踏過湘江，渡過金沙。長征路上，很多戰友倒在雪山草地，家中親人卻只收到一句模糊的“已犧牲”或干脆沒了音訊。通訊隔絕讓生死消息像山谷回聲，遠遠近近，真假難辨。1930年代末，徐深吉的名字便從村口祠堂里的木魚聲中消失，人們只記得古峰嶺那場焦土上的沖殺，說他當場覆沒。母親信以為真，把空白木牌添上了“徐花奎”三字，從此年年清明添紙錢，盼不來回音。
在關中、在太行，在遼沈的雪夜，他幾度負傷；到了1948年，又染上了肺結核，被送去后方療養。槍聲漸遠，鑼鼓聲漸近，新中國的曙光透過病房窗子照進來。身體好轉后，他被允許離隊靜養，一道批文上寫著：“同意徐深吉同志休整三月，速復原職。”他卻惦念家中老母。1952年春，他托同鄉先行返村打探。數封書信杳無回音，他心底那根弦越繃越緊。
1953年臘月，寒潮凜冽。他終按捺不住，只身踏上歸途。土路依舊，房屋低矮，他推門而入，屋里燭火昏黃，三塊靈位還立在原處，他的名字赫然在目。老人面朝神龕，嘴里念著經文，未覺身后腳步。他輕輕喚她一聲，老人僵住，遲疑著回頭。燭光下，她抬起手，指尖在他肩臂上顫巍巍摸索，隨后瘦削的身子仿佛要被眼淚沖垮。再三確認后，她合十跪地，啞聲道：“老天有眼。”那晚，母子對坐，四炷香燃盡，火星落在地上無人察覺。
幾個月后，北京軍區的任命電報下達，徐深吉出任副參謀長。上火車前，他把母親攙上軟座車廂。老人從未離開過那片黃土地，車輪軋軌聲讓她不安，他拍拍車窗說：“到那邊就能安心住下，您再不用擔心了。”軍隊新設的家屬院、干休所，一應伙食、醫藥有了著落。母親被安排在北郊一處平房，每逢清晨，他練步操歸來，總能看到老人靠窗縫補衣物的身影。空出的那塊靈位，被他帶到軍史館，成了教育年輕軍官的特殊展品——木質粗糙，卻勝過鍍金勛章，因為那是千萬普通家庭在戰爭中付出的縮影。
歲月流過，老人安然走完晚年。人們總結徐深吉的戰功，提起他在黃麻、在長征、在解放戰爭中的指揮藝術，卻很少有人知道，他最珍視的，是終于能在硝煙散去的天空下，為母親端上一杯溫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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