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霍英東葬禮上賭王何鴻燊親自扶靈，曾經(jīng)放出狠話：沒有我，澳門的發(fā)展全是假的，包括何鴻燊！
1945年8月的香港，比炎熱的海風更燥的是碼頭上的喧囂——數(shù)百臺被英軍甩賣的軍用機器堆成小山，開價極低。人群里，一個身形清瘦卻目光凌厲的青年盯著那堆鐵疙瘩，他叫霍英東，年僅26歲。有人悄聲嘀咕：“這玩意兒運不出去，買了也是廢鐵。”霍英東沒搭理，咬牙借來資金全數(shù)拿下。三個月后，戰(zhàn)后重建的工廠開出雙倍價格搶購，那一筆差價，成了他創(chuàng)業(yè)的原始積累，也讓香港商界第一次記住了這個名字。
外人只看到暴利，沒看到此前十五年的困厄。1930年父兄相繼病逝，他幫母親在西環(huán)販賣雜貨；1941年日軍進城，他丟下皇仁英文學院的課本，趁著動蕩跑碼頭、倒煤油、賣木材。貧窮、戰(zhàn)火、封鎖，鍛造了膽識，也讓他明白機會往往埋在廢墟里。
短短數(shù)年，立信置業(yè)橫空出世。分期付款買樓的點子，現(xiàn)在看來稀松平常，當年卻頗為激進。工薪族湊首期，余款按月還；港英當局對這種“低門檻”模式并不鼓勵，可人口激增、住房緊張，市場自己說話。與此同時，霍英東又收購太平島船廠，拉開填海造地的帷幕。有人取笑他“跟大海較勁”，幾年后填海地段房價翻番，譏諷聲悄無聲息。
抗美援朝爆發(fā)，香港左派商人暗地籌集藥品棉服，英政府嚴令禁止。夜里卸貨時，警燈掃過，碼頭工人驚慌散開。霍英東壓低嗓子：“先把箱子搬走，價錢我補。”物資最終經(jīng)華潤渠道北上，數(shù)量不多，卻讓北京第一次注意到這位年輕實業(yè)家。后來他常被稱為“親密朋友”，根子就在這里。
1959年的香港總商會酒會上，校友何鴻燊舉杯向他致意：“學長，我有一樁大事，非你不可。”何家早年敗落，何鴻燊在南洋賺得第一桶金，但想要抓住澳門剛剛放出的賭牌，單憑幾千萬港元遠遠不夠。霍英東聽完方案，只問一句：“盈利全部捐出，你做得到嗎？”對方胸口一拍：“若違此言，任由責罰。”旁人側(cè)目，葉漢嗤笑：“條款寫紙上才算數(shù)。”最終，霍提供300萬港元保證金，又動用人脈壓住外界的黑道滋擾，四方財團得以擊敗傅家，在1962年拿下40年賭牌，“澳門旅游娛樂股份有限公司”隨之成立。
起步兩年，游客翻倍，酒店、賭場日日高朋滿座。葉漢負責營運，何鴻燊坐鎮(zhèn)葡京，霍英東掌管財務與海外接待，三者如三條腿撐起一張桌子。然而好景不長。公司擴股時，何鴻燊聯(lián)合少數(shù)股東稀釋葉漢持股，緊接著將財務和公關大權一并收歸旗下。會上，霍英東板著臉提醒：“當初說好的慈善基金呢？”何笑而不答，桌上氣氛一度凝固。
1965年，一塊臨海地皮成為沖突爆點。英資怡和洋行想入股，霍主張維持華商控股，何卻率先松口。傳聞中，何低價出讓股份，僅為換得對澳娛更大的自主權。霍憤而扔下一句：“生意可以談，原則不能讓。”從此，兩人在公開場合的合照明顯減少。
七十年代后，大陸改革開放的訊息傳來，霍英東隨即調(diào)轉(zhuǎn)船頭，投資廣交會展館、白天鵝賓館、中山溫泉等項目。新工程動工儀式，澳娛股東中唯缺何鴻燊。有記者追問，他淡淡一句：“他忙著數(shù)籌碼。”言辭克制，但不難聽出失望。
2002年，澳娛“新紀元”賭場獲批，賭業(yè)黃金時期開啟。霍英東卻突然宣布退出董事會，并把手中價值近100億港元的股份，一半設立澳門公益基金，一半捐予內(nèi)地教育與體育事業(yè)。消息轟動商界，老友替他惋惜，他卻說：“我不靠賭注發(fā)家，也不會靠賭注終老。”
2006年10月，霍英東因病離世。靈堂內(nèi)，何鴻燊扶棺而行，目光沉沉。有人聽到他低聲自語：“走到這一步，還得叫一聲學長。”旁人無語，風聲穿過花圈，一陣輕一陣重，如同四十余年恩怨卷起又落下。
港澳兩地的資本故事寫了又寫，卻很少有人注意到那個被遺忘的前提——在港英、葡澳雙重殖民框架中，“如何生意、為何生意”是一對永遠的拷問。霍英東用一生給出自己的答案：賺的是錢，護的是脊梁。而何鴻燊用另一種方式回應：若想掌控游戲，就得先握住牌桌。歷史并不急于評判誰勝誰負，卻把兩種截然不同的選擇并排擺在記憶里，留給后來者自己去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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