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獨立后，英國王室在印度洋和海灣地區剩余的殖民地與保護地，已越來越難以維持。

1967年6月戰爭后，蘇伊士運河關閉多年，英國船只和油輪不得不繞行非洲，經由好望角航線通行，這使航道、保護地和軍事基地在軍事與后勤上的維護成本大幅上升。英國在海灣和印度洋駐軍的補給，也因此成為沉重負擔。阿拉伯國家戰敗僅數月后，英鎊就在1967年11月遭遇真正意義上的挫折，這迫使英國推行嚴格的緊縮政策，其中最突出的標志，就是大范圍告別帝國時代。

同月下旬，來自拉德凡和達利阿山區的起義者攻占亞丁，后來連英國組建的地方部隊，也就是所謂“聯邦軍”，也加入了他們。這為阿拉伯世界那個孤立的“馬克思主義”共和國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但英國帝國在“蘇伊士以東”的持續瓦解，帶來的戰略后果遠不止于此：海灣獨立國家體系由此形成，隨后伊朗的沙阿帝制也被神權化的沙阿體制所取代。1968年1月17日，在英國于亞丁之戰失利后，英國工黨首相哈羅爾茲·威爾遜宣布，英國將從“蘇伊士以東”的主要基地撤出全部軍事力量，也就是從海灣沿岸、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撤軍。此后，巴林和卡塔爾相繼獨立，阿聯酋聯邦形成。

威爾遜的決定，對幾年前才獨立、但仍依賴英國軍費和軍事保護的新加坡而言，沖擊堪稱災難性。新加坡總理李光耀隨即趕赴倫敦，要求將撤軍再推遲數年。

英國撤出后，在東部海域留下了權力真空，于是出現了五國防務安排。這一戰略平臺把澳大利亞推上了東南亞主要安全與軍事參與者的位置。美國樂見將馬六甲海峽“外包”給澳大利亞的角色，同樣也樂見將霍爾木茲海峽“外包”給巴列維王朝下的伊朗，作為英國撤出海灣后的一個“穩定性”替代方案。

霍爾木茲海峽是全球石油運輸的命脈，那里一旦出現真空，就意味著蘇聯或與其相互配合的“進步”政權會趁勢擴張，包括復興黨治下的伊拉克、南方的馬克思主義右翼，以及帶有馬克思主義色彩的佐法爾革命。馬六甲海峽則是連接印度洋與太平洋的通道，也是東南亞防范“紅色”擴張的一處危險缺口。

在馬六甲，“外包”采取的是五方框架，包括國際力量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與海峽相鄰的本地力量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種多邊安排形成了一張更可持續的制度性安全網。澳大利亞并未把自己塑造成占領者或凌駕其上的霸權力量；相反，它的角色是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直接請求并歡迎之下展開的，目的是提供一層保護傘。

英國式功利主義思維的影響，也體現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政策考量中。至于身份認同上的緊張，則主要落在伊朗身上。伊朗還出現了一種近乎狂熱的執念，想讓伊朗帝國繼承英國帝國在該地區的位置。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相信，這是美國人的意志，也是他們主導下全球區域分工的一部分。

沙阿開始大舉采購美國最先進的武器，包括F－14戰斗機、海軍驅逐艦和雷達系統，以滿足自己作為“海灣警察”的虛榮。這使經濟進一步軍事化，國家財富被大量消耗，也造成嚴重通脹，并讓普通民眾和貧困階層更加邊緣化。

他派出海軍，占領了三座戰略島嶼——大通布、小通布和阿布穆薩——時間就在1971年11月“阿聯酋”聯邦宣布成立前兩天。但他未能實現吞并巴林的目標，隨后又向阿曼蘇丹國派兵，鎮壓佐法爾起義。

沙阿還支持伊拉克北部穆斯塔法·巴爾扎尼的運動，并在阿拉伯河問題上強行改變現實，迫使巴格達政府于1975年在阿爾及爾簽署一項帶有屈辱意味的協議：放棄阿拉伯河一半控制權，使邊界線劃在河道中線；作為交換，沙阿則徹底停止對庫爾德人的支持。

與此相反，1973年石油危機后，伊朗的收入出現了驚人的暴增。民眾對沙阿的不滿也隨之加深，因為他選擇把這筆巨額收入投入武器采購和超高速、帶有強制性的現代化進程。這導致房地產和生活成本瘋狂上漲，住房危機惡化，農村人口不斷涌入郊區和棚戶區。

而沙阿最大的失策，是試圖打破傳統市場商人也就是“巴扎商人”的壟斷地位，轉而扶持與王室關系密切的大公司。結果，正是這些巴扎商人為1978年席卷全國的大罷工提供了資金支持，罷工使全國經濟和石油煉廠陷入癱瘓。他們響應的是流亡中的伊瑪目霍梅尼發出的教令。

這種過量的“孔雀式”姿態葬送了沙阿政權，但它本身也是英國撤出“蘇伊士以東”后所開啟路徑的結果。穆罕默德·禮薩一直相信，在英國撤出之后，西方不可能離開他。

盡管他拒絕響應費薩爾國王和阿拉伯國家通過石油輸出國組織作出的決定，即對支持以色列的美國和西方國家實施石油禁運，但沙阿還是利用阿拉伯禁運在全球市場造成的短缺，在1973年12月于德黑蘭舉行的石油輸出國組織會議上主導并強行推動油價上漲，使每桶石油價格提高到原來的四倍，從而獲得前所未有的財政收入，代價則是西方市場和經濟穩定受到沖擊。

當時，美國國務卿授意媒體放出消息，稱美國有意動用武力控制霍爾木茲海峽。隨后，他又迫使沙阿將相當一部分石油收益變現，用于向陷入困境的西方國家提供貸款，例如英國和意大利。

巴列維政權倒臺后，伊斯蘭政權也延續了霍爾木茲這張牌，使這條海峽成為其安全與軍事戰略中的固定支點。第一次檢驗出現在對伊戰爭之后不久，當時經由霍爾木茲的航運成為伊朗的直接打擊目標，這就是后來所說的“油輪戰爭”。

1987年至1988年的“真誠意志行動”，是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規模最大的海上軍事護航與保護行動，目的是保護商業油輪。其間，伊朗布雷船只被摧毀，隨后又發生“螳螂行動”，伊朗海軍當時的大部分艦艇在行動中被毀。很多人往往忽視了這一點對霍梅尼接受停火、從而有利于伊拉克所產生的影響。

今天，我們是否正在接近一場新的“螳螂行動”，而且是規模更大、危險性更高的版本？

美國方面正試圖把這條海峽從伊朗手中的工具，轉變為一個消耗伊朗的地緣戰略陷阱。其出發點，是把伊朗在霍爾木茲的行為固定塑造為“海盜行為”和“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公然違反”。順帶一提，這部公約本身，正是英國撤出“蘇伊士以東”后直接催生的立法成果，“過境通行權”的創設，就是為了替代英國原有的保護傘。

這種法律定性正在加速推進，目的在于為美國及其盟友——而圍繞海峽問題，他們的聯盟版圖也在被重新塑造——提供國際授權和法律掩護，把阿曼海域和海灣內原本臨時性的軍事存在，轉變為“永久性的強化安全區”。換言之，相關操作正試圖一步步從“將海峽危機國際化”，走向“將海峽本身國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