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2026“破界·協同·賦能”前沿技術驅動下的知識產權治理新范式高峰論壇在深圳舉行。

本次論壇由北京京成知識產權研究院主辦，論壇匯聚司法界、學術界、產業界和知識產權服務界代表，圍繞人工智能、數據產權、商業秘密、標準必要專利、商標治理、IPO中的知識產權濫用等前沿議題展開討論。

這不只是一場只討論知識產權保護與技術應用的論壇。當AI開始參與創作、研發、檢索、審查、交易和決策，知識產權制度面對的已不只是“新工具如何使用”的問題，而是更深層的制度追問：誰是創造者？數據能否成為權利對象？商業秘密邊界如何重劃？平臺和法院如何在新技術中形成規則？知識產權究竟還是事后保護工具，還是已經成為新質生產力運行中的制度基礎設施？

答案正在變得清晰：AI時代，知識產權制度開始“重寫底層邏輯”。

一場論壇，聚焦制度變局

本次論壇主題為“破界·協同·賦能”。這六個字，也構成了觀察當下知識產權治理變化的三個關鍵詞。

“破界”，是因為前沿技術正在打破傳統知識產權部門法之間的邊界。AI生成內容可能涉及著作權，訓練數據可能涉及數據權益和商業秘密，智能終端與6G標準可能涉及專利、標準必要專利與全球許可規則，平臺治理又會牽動商標、版權、不正當競爭和算法責任。

“協同”，是因為這些問題無法再由單一主體解決。法院、行政機關、行業協會、高校、企業、服務機構都需要進入同一個治理框架。論壇現場，既有法學研究者，也有司法機關代表；既有技術型企業，也有知識產權行業組織和服務貿易機構。這種組合本身就說明，知識產權已經從專業法律議題，進入產業治理和公共治理層面。

“賦能”，則指向知識產權功能的變化。過去談知識產權，更多是確權、維權、保護；現在談知識產權，越來越多指向技術轉化、數據流通、產業協作、全球競爭和規則塑造。

中國法學會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郭禾在致辭中提到，知識產權法作為保護創新、激勵創新的法律制度，是進入未來社會或者信息社會的“通行證”。他同時指出，知識產權作為無形資產，既容易被侵犯，也容易被濫用，因此必須一體考量權利保護與現實邊界。這正是本次論壇的核心問題，在技術快速變化之后，知識產權制度如何既保護創新，又防止權利失衡；既激勵創造，又避免阻礙流通；既回應產業需求，又保持制度理性。

AI正在挑戰“人類創造”的制度前提

本次論壇最具穿透力的議題，來自人工智能對知識產權制度原點的沖擊。

中國科學院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馬一德在主題演講中指出，傳統知識產權制度建立在一個基本假設之上，創造和發明由自然人完成。但當AI智能體已經從概念走向落地，大模型以自主代理方式嵌入研發和服務全過程，知識產權制度的基礎假設、保護邊界和運行機制都面臨挑戰。

這意味著，AI帶來的不是一個簡單的“工具升級”問題。

過去，工具只是輔助人完成創作。筆、相機、計算機、設計軟件，本身并不改變“人是創作主體”的基本結構。但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同，它不僅能執行指令，還能生成表達、參與判斷、完成任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創新過程。于是，知識產權制度必須回答三個問題：人機協同產出成果的法律屬性是什么？開發者、使用者、AI系統之間如何劃分角色？多方貢獻下的利益如何分配？

這些問題不是理論游戲，而是已經進入司法和產業現場。

北京互聯網法院副院長儀軍在演講中介紹，北京互聯網法院已經審理了AI文生圖著作權案、AI生成聲音人格權案、AI換臉案等一批具有規則意義的案件。在首例AI文生圖著作權案中，法院確認，在體現人的創作性智力投入時，AI生成圖片可以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權利歸屬于作出智力投入的人。

但另一面，法院也沒有簡單地把所有AI生成內容都納入保護。在“貓咪晶鉆吊墜案”中，法院進一步強調，主張AI生成內容享有著作權的一方，應當說明創作思路、輸入指令、選擇和修改過程，并提交相應證據。也就是說，AI生成內容能否受保護，關鍵不在于“用了AI”，而在于人是否真正作出了可識別、可證明的創造性貢獻。

這恰恰說明，AI時代的知識產權制度不是簡單擴張，也不是簡單否定，而是在重新尋找“人的創造性”與“機器生成能力”之間的新邊界。

數據產權正在成為新的制度變量

如果說AI挑戰的是“誰創造”的問題，那么數據挑戰的就是“什么可以被保護”的問題。

馬一德在演講中提出，數據與傳統知識產權客體存在天然區別，具有非排他性和高流通性，既不完全適用物權邏輯，也不完全契合傳統知識產權排他性框架，需要原創性的制度設計。他特別強調，應當區分“數據產權”與“數據知識產權”，并從所有權中心轉向使用權中心。

這一判斷非常關鍵。在數字經濟中，數據不是靜態資產。它只有在流動、加工、組合、訓練和再利用中才會產生價值。如果簡單套用傳統排他性權利邏輯，可能會造成數據封閉；如果完全不保護，又會打擊數據收集、清洗、加工和投入的積極性。

司法實踐已經開始在這兩端之間劃線。儀軍在分享中介紹，北京互聯網法院在全國首例涉數據知識產權登記證效力認定案件中，確認數據知識產權登記證對數據持有和合法來源具有初步證明效力，為數據產品轉化為數據資產、促進數據交易提供了司法支撐。與此同時，在樓盤數據集案中，法院又認為，對于處于公開狀態且未采取有效保護措施的數據，在合理限度內允許他人依法獲取、加工和使用，有利于釋放數據價值、促進數據要素流通。

一個強調保護，一個強調流通。

這兩個方向并不矛盾。它們共同說明，數據產權制度的核心不是制造新的數據壟斷，而是在保護投入、鼓勵流通、維護競爭之間建立新的平衡。

這正是AI時代知識產權制度底層邏輯變化的重要部分：權利不再只是排他，保護也不再只是禁止使用。制度真正要解決的，是如何讓數據成為可交易、可利用、可治理、可追責的生產要素。

行業自身也在被AI重塑

AI改變的不只是知識產權制度，也改變知識產權行業本身。中華商標協會會長馬夫在致辭中指出，人工智能、大數據、深度學習等數字技術已滲透商標、專利等知識產權全領域。一方面，它們顯著提升了行業服務效率；另一方面，也對行業發展帶來沖擊。尤其是商標基礎比對、專利初步檢索、流程申報、材料梳理等基礎性工作，正在被AI工具高效替代，導致行業基礎崗位需求大幅縮減。

這背后有一個更深的問題，知識產權行業的資深人才，過去大多是在基礎崗位中通過長期實操成長起來的。如果基礎工作被AI大規模替代，行業將面臨人才培養鏈條斷裂的風險。

因此，AI時代知識產權行業真正要解決的，不是簡單地“用不用AI”，而是如何重構人才培養機制。未來的專業能力，不再只是會檢索、會填表、會寫流程文件，而是能在AI工具之上完成問題提煉、風險研判、策略設計和復雜判斷。

換句話說，AI替代的是基礎動作，倒逼行業保留并強化的是判斷能力。這與知識產權制度本身的變化是一致的。制度從確權走向治理，行業也必須從流程服務走向判斷服務。

從保護工具到產業基礎設施

論壇中另一個重要維度，是知識產權與產業協作、服務貿易和全球規則之間的關系。

全球服務貿易聯盟秘書長趙衛東在致辭中指出，數字化交付服務正在成為全球服務貿易中最具活力的領域，人工智能、新一代通信等前沿技術不僅改變知識產權創造、保護與應用方式，也正在重塑全球服務貿易產業格局。專利、商標、版權、數據、算法等新型知識產權要素，已經成為服務貿易競爭力的決定性力量。

高通公司全球高級副總裁錢堃則從產業角度分享了AI和6G的發展趨勢。他提到，AI正在成為所有數字體驗的基礎能力，并推動交互方式從以App為中心轉向以智能體為核心。6G則將圍繞連接、計算和感知三大基石構建，成為賦能AI時代、讓AI無處不在的無線通信技術。

這意味著，知識產權已經深度嵌入技術標準、終端生態、產業協作和全球市場。

對于創新企業而言，技術研發是高投入、高風險、長周期過程。沒有穩定、可預期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基礎研究、標準制定、專利許可和產業協作都難以持續。知識產權不再只是企業法務部門的防御工具，而是技術產業能夠持續投入、持續擴散、持續變現的制度底座。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知識產權正在從“保護創新”走向“組織創新”。

“重寫底層邏輯”，不是推倒重來

當然，所謂“重寫底層邏輯”，并不是推倒現有制度，也不是簡單追逐技術概念。真正的變化在于，知識產權制度的功能正在發生系統性位移。

過去，知識產權制度首先解決的是權利歸屬和侵權救濟問題。誰擁有權利，誰未經許可使用，誰承擔責任，這是傳統知識產權運行的基本框架。但AI時代，這套框架已經不夠用了。

當創新由人、模型、數據、算法、算力和平臺共同完成，制度必須識別多主體貢獻；當數據只有在流動中產生價值，制度必須同時保護投入和促進利用；當商業秘密可能因AI工具、遠程辦公、模型訓練而泄露，制度必須重新定義合理保密措施；當標準、算法、終端和服務貿易高度交織，制度必須在全球競爭中保持規則能力。

這也是本次論壇的真正價值。

它沒有停留在“AI會不會帶來侵權風險”的淺層討論，而是把問題推進到制度層面。知識產權如何在新技術時代重新確認保護對象、重新劃定權利邊界、重新設計利益分配、重新形成協同治理。

中國科學院大學科技與法律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學院、中國上市公司知識產權保護聯盟為本次論壇提供了學術支持，全球服務貿易聯盟參與協辦本次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