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3日，國民政府發布明令，白崇禧晉任陸軍一級上將，張發奎、張治中均晉任陸軍二級上將。這份遲來的晉升，距離張發奎手握十萬精銳、成為武漢國民政府核心軍事支柱，已經過去了整整18年。

很多人對這位北伐“鐵軍”名將的軍銜多有誤解，卻很少有人清楚，他直到抗戰勝利當天，才正式踏入二級上將序列，而此前的八年抗戰，他始終只是“陸軍中將加上將銜”。

1926年7月9日，國民政府在廣州誓師北伐，開啟了推翻北洋軍閥統治的戰爭。此時30歲的張發奎，出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12師師長，與第10師師長陳銘樞、第11師師長陳濟棠同屬粵軍核心將領，三人在粵軍體系內資歷、職務不相上下。

第四軍是北伐軍的絕對主力，張發奎率領的第12師，更是主力中的尖刀。部隊入湘之后，張發奎率部連克醴陵、平江，迫使吳佩孚主力退守汀泗橋。汀泗橋三面環水、后枕高山，是武漢以南的最后一道天險，吳佩孚在此部署兩萬兵力，親率嫡系部隊南下馳援，意圖憑天險全殲北伐軍主力。

1926年8月26日，第四軍對汀泗橋發起總攻，雙方激戰一整日，陣地反復易手。當夜，張發奎下令第36團渡水偷襲敵后，占領中央陣地。次日拂曉，他親率第35團與葉挺獨立團從正面奮勇沖殺，血戰數小時沖過鐵橋，吳軍腹背受敵全線潰敗，汀泗橋宣告攻克。隨后，張發奎率部乘勝追擊，再克賀勝橋，直逼武昌城，徹底擊潰吳佩孚的主力部隊。

憑借北伐戰場上的赫赫戰功，第四軍贏得了“鐵軍”的稱號，張發奎也迎來了職務的飛速晉升。1926年11月，也就是北伐誓師僅4個月后，張發奎升任第四軍中將副軍長，仍兼任第12師師長 ，從一名師長躋身北伐軍高級將領序列。

1927年1月，武漢戰事結束后，張發奎因戰功再進一步，正式升任第四軍軍長 。此時寧漢分裂愈演愈烈，第11軍軍長陳銘樞、副軍長蔣光鼐因不愿卷入紛爭，相繼離開武漢前往南京，張發奎順勢接管第11軍，同時兼任該軍軍長。

1927年6月，武漢國民政府對所轄部隊進行整編，張發奎出任第二方面軍上將總指揮，下轄第4軍、第11軍、第20軍三支主力部隊，總兵力近十萬人 。他當選為武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成為武漢方面當之無愧的軍事臺柱。

需要明確的是，這一時期國民政府尚未建立統一的軍銜銓敘制度，各派系部隊的軍銜授予較為隨意，大多與職務掛鉤，屬于職務軍銜，并非后續經銓敘廳正式評定的法定軍銜。

此時的張發奎，政治上始終堅定擁護汪精衛，明確站在反對蔣介石的立場上，其率領的第二方面軍，是武漢國民政府唯一能與南京方面抗衡的精銳力量。

就在張發奎達到軍旅生涯巔峰的時刻，一場突如其來的變故，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發動反革命政變，白色恐怖席卷全國，而中國共產黨所能掌握和影響的武裝力量，大多集中在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內 。

第二方面軍所轄的第11軍第24師，由共產黨人葉挺指揮；第4軍第25師第73、75團，是由葉挺獨立團為骨干編成的革命力量；第20軍則由接近共產黨的賀龍指揮 。這些部隊，正是后來南昌起義的核心主力。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起義軍總兵力兩萬余人，絕大多數都來自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序列 。

南昌起義的爆發，讓張發奎瞬間陷入被動，他遭到國民黨各派系的一致攻訐，被指責“管控不力、縱容異動” 。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張發奎只能率部南下追擊起義軍，以此戴罪立功，也正是這次南下，讓他徹底離開了武漢、南京的政治權力中樞。

離開權力中心的張發奎，將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家鄉廣東，意圖奪取廣東的控制權，打造屬于自己的根據地。1927年11月，張發奎聯合黃琪翔發動“張黃事變”，驅逐了掌控廣東軍政大權的李濟深，奪取了廣州的控制權 。

但這次奪權并未持續太久，陳銘樞、陳濟棠等粵軍將領聯合桂系部隊發起反攻，張發奎所部在激戰中慘敗，被迫退出廣州，這是他繼南昌起義之后，遭遇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退出廣州后，張發奎的部隊實力大損，被迫于1928年赴日本暫避，第四軍的指揮權也交到了繆培南手中。1929年蔣桂戰爭爆發后，張發奎回國，被南京政府任命為討桂軍右翼第一路軍總司令，兼整編第四師師長，率部在鄂西擊敗桂軍，重新掌握了部隊的控制權。

但蔣介石始終對張發奎心存忌憚，意圖借機收編其部隊。同年9月，蔣介石下令張發奎部移防隴海路，計劃在部隊途經浦口時將其包圍繳械。被逼入絕境的張發奎再次起兵反蔣，率部取道湘西南下廣西，與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部隊聯合，組成“張桂聯軍”，共同進攻廣東，意圖重新奪回兩廣地盤。

1929年12月，張桂聯軍與陳濟棠的粵軍在廣東花縣展開激戰，張發奎率部作為主攻力量，一度逼近廣州城郊。但陳濟棠坐鎮指揮，出動大批空軍轟炸張發奎部陣地，同時調動預備隊抄其后路，張發奎部腹背受敵，傷亡慘重，全線潰敗。

1930年中原大戰期間，張桂聯軍再次攻粵，又在北流被粵軍擊敗，張發奎的第四軍越打越少，最終殘部僅剩下數千人，被迫退回廣西休整。

此時的粵軍格局，早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陳銘樞先后出任廣東省政府主席、京滬衛戍司令長官，躋身南京國民政府核心高層；陳濟棠則徹底掌控了廣東的軍政大權，成為名副其實的“南天王”。

而曾經與二人并駕齊驅的張發奎，已經淪為當年第四軍三個師長中，職務和實力最弱的一個。

1932年淞滬抗戰結束后，軍閥內斗暫時告一段落，心灰意冷的張發奎將剩余的第四軍交給南京政府改編，自己辭去所有職務，出國考察，徹底離開了他征戰多年的軍旅舞臺。

1934年，國民政府組建軍事委員會銓敘廳，專門負責軍官軍階等級的評定工作。

1935年，國民政府正式頒布新的軍銜制度，將陸軍將官分為特級上將、一級上將、二級上將、中將、少將五個等級，同時明確規定，上將員額嚴格管控，晉升必須有空缺且建有殊勛，所有軍官軍銜必須經銓敘廳正式評定，由國民政府明令授予，方為法定的正式軍銜。

1935年4月，國民政府完成了首次大規模正式授銜，共授予特級上將1人、一級上將9人、二級上將22人，中將91人。而曾經擔任第二方面軍總指揮、手握十萬大軍的張發奎，在這次授銜中，沒有獲得任何正式將官軍銜的銓敘。

究其原因，此時的他早已交出部隊，沒有實際軍職，且多次參與反蔣，在資歷和職務認定上，都難以符合正式上將的銓敘標準。

直到1936年9月12日，國民政府才發布明令，首次授予張發奎、余漢謀陸軍中將加上將銜。這一軍銜俗稱“準上將”，允許佩戴三顆星的上將領章，享受上將待遇，但并非正式的二級上將，本質上仍屬于中將序列，是國民政府針對資歷深厚、職務較高，但暫無上將空缺可補的將領，設置的過渡性軍銜。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張發奎回國參戰，先后出任第八集團軍總司令，率部參加淞滬會戰，在浦東地區多次擊退日軍進攻，親自指揮炮兵轟擊日軍司令部和日軍旗艦“出云號”，給日軍造成重大威脅，被譽為“神炮”。淞滬會戰期間，面對戰場殘局，他曾明確表示：“盡最后一分力，流最后一滴血”。

1938年，張發奎調任第九戰區第二兵團總司令，率部參加武漢會戰 。1939年，他正式升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負責兩廣地區的對日作戰，先后指揮了粵北會戰、桂南會戰、桂柳會戰等多場重要戰役。

整個抗戰期間，張發奎始終擔任戰區司令長官、方面軍司令官等高級職務，但他的正式軍銜，始終停留在1936年授予的陸軍中將加上將銜，從未獲得正式晉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張發奎被指定為華南戰區受降主官，在廣州主持了華南地區的日軍受降儀式 。同年10月3日，也就是抗戰勝利剛剛兩個月后，國民政府發布明令，晉任張發奎為陸軍二級上將，遞補此前病逝的陳調元留下的上將空缺。

這份晉升，距離他1927年出任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已經過去了整整18年。18年間，他從北伐戰場上一戰成名的“鐵軍”名將，到武漢國民政府的軍事頂流，再到反蔣兵敗、實力盡失，最終在抗戰戰場上重新證明自己，終于拿到了這份遲到已久的正式上將軍銜。

1949年3月，張發奎出任國民政府陸軍總司令，同年7月辭職，定居香港。1980年3月10日，張發奎在香港病逝，終年84歲。他的一生，以赫赫戰功起于北伐，以政治選擇跌落谷底，以浴血抗戰重獲認可，而這份遲到18年的二級上將軍銜，正是他跌宕起伏軍旅生涯的最真實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