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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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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彩禮房車、家務分工、過年回誰家，到消費觀、生育計劃、婆媳邊界……清單列得事無巨細。

社媒上相關內容非常之多

但你發現沒有，任何一個清單都沒問過這個問題：你家有什么家族病史嗎？

這聽起來像是一個體檢中心才會問的問題，不浪漫，甚至有點掃興。在那些教你如何經營婚姻的精致清單里，這個話題顯得格格不入，它不涉及情感溝通，不關乎價值觀磨合，更像是填病歷本時才需要操心的事。

然而，一旦有這樣的風險，未來這個小家庭的抗風險能力可能比你想象的脆弱得多。那些藏在基因里的“遺產”，不會因為你們相愛就自動消失。

如果命運是一份無法拒絕的“遺產”，你會如何面對？1966年，美國洛杉磯的一對年輕夫妻就遇到了這樣的問題：

1966年的圣誕節，剛剛成婚1年多的年輕夫婦內德和南希·基柳斯沉浸在幸福中，他們迎來第一個孩子，在郊區買了小房子，對未來充滿憧憬。

然而，這份幸福僅持續了幾個月，內德被診斷為急性髓系白血病。更大的打擊接踵而至。南希發現10個月大的兒子達雷爾胳膊上長了個腫塊，并被確診為橫紋肌肉瘤，一種極其罕見的兒童軟組織癌。

1967年5月，馬里蘭州巴爾的摩，正在接受白血病治療的內德·基柳斯和兒子達雷爾。之后不久，達雷爾就被初次診斷患了癌癥（南希·古爾德提供）

父子同時患癌。這在當時的醫學界看來，只是“統計學上極不可能的悲劇性巧合”。

沒有人想到，這其實是一個延續了七代人、波及48名家族成員、奪走24條生命的致命詛咒的開端；

更沒有人想到，這個家族的厄運，最終會成為人類理解癌癥、改寫醫學史的關鍵突破口。

（從左到右）喬伊斯、瓊和珍妮特·基柳斯，20 世紀 40 年代中期，加利福尼亞州帕薩迪納。三人此后均不幸患癌去世。

這是新書《致命的遺產》中講述的核心故事。

對于熟悉《隱谷路》的讀者而言，《致命的遺產》當之無愧地擔得起“癌癥版《隱谷路》”的褒獎。

如同《隱谷路》將一個精神分裂癥家族的苦難與科學探索交織呈現，《致命的遺產》同樣以非虛構紀實文學的筆觸，將兩個群體的故事緊密縫合：

一邊是罹患李-弗勞梅尼綜合征的家庭，他們世代被癌癥的陰影籠罩，眼睜睜看著至親一個個離世；另一邊是從李沛、弗勞梅尼到張惠平、弗蘭德等的科學家們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里，頂著學界主流的質疑與嘲笑，一步步將元兇鎖定在一個基因的突變上。

本書原版書名直譯為“致命的遺傳”，中文版改用《致命的遺產》，既指書中癌癥多發家族基因里代代相傳的詛咒，也指這些家族的悲劇為醫學研究留下的寶貴遺產。

《致命的遺產》

[美] 勞倫斯·因格拉西亞 著

2026年3月

01

兩個家族，同一份“遺產”

《致命的遺產》的敘事，建立在兩個癌癥高發家族的命運之上。

一個是“基柳斯-斯坦斯伯利”大家族。1967年，當內德和達雷爾父子同時患癌的消息傳到國立癌癥研究所時，引起了年輕醫生李沛和弗勞梅尼的注意。他們開始追溯這個家族的病史，結果令人不寒而栗——

內德的母親伊爾瑪幫忙繪制家譜圖，一條條支系展開，一個個名字被標注上“癌癥”的字樣：

· 內德的叔叔查爾斯死于肺癌；

· 查爾斯的女兒喬伊斯二十幾歲死于肺癌；

· 查爾斯的外孫邁克爾，嬰兒時期就患上了和達雷爾一模一樣的橫紋肌肉瘤，兩歲便夭折……

短短幾年間，基柳斯家族又接連添了新病例：

· 年僅3歲的約翰被診斷出腎母細胞瘤，確診后不到6個月去世；

· 28歲的瓊摸到乳房硬塊，病歷上寫著“患者的家族史太慘了”，一年后離世。

到1969年李沛和弗勞梅尼發表第一篇論文時，這個家族5代35人中已有14人患癌，其中10人不到45歲就去世。而他們最終追蹤到的數字更加觸目驚心：7代48名成員，24人罹患癌癥去世。

基柳斯—斯坦斯伯利大家族家譜圖（紅框中是26名患癌家族成員，其中有兩人尚健在）

另一個是因格拉西亞家族，也就是本書作者勞倫斯自己的家。

翻開這本書的第一頁，題獻是這樣寫的：

“獻給我的母親雷吉娜，哥哥保羅，兩個妹妹吉娜和安吉拉，以及侄子查理。他們都離去得太早了。”

一個家族，五位至親，全部因癌癥去世。

母親雷吉娜，30歲出頭患上乳腺癌，此后十年間不斷與復發、轉移作斗爭，1968年去世時年僅42歲。

最小的妹妹安吉拉，23歲被診斷出腹部脂肪肉瘤，24歲生日前兩個月離世。在生命的最后，她給親友們寄出一株植物和一封信，上面只有一個詞：“向前！”

妹妹吉娜在日記里時而充滿斗志、時而絕望崩潰。她嘗試了所有能想到的療法：化療、放療、順勢療法、冥想、靈性咨詢，最終在確診六個月零兩周后離開人世。

侄子查理兩歲患癌，三十年間三次戰勝病魔，還因治療導致的繼發性癌癥失去了一條腿，最終在39歲時告別人世。

哥哥保羅是一位優秀的媒體行業從業者。他46歲查出肺腺癌，并切除了整個右肺，之后他又陸續患上原位結腸癌、前列腺癌、胰腺癌，最終在69歲時因胰腺癌轉移離世。保羅曾在獲得行業終身成就獎時調侃道：“我這一生最大的成就，無非就是活足了這一生。”

這聽起來像是一句自嘲，但我們回顧他一次次與死神擦肩而過的經歷，就會明白，這句話里藏著怎樣的重量。

因格拉西亞-亞科諾大家族家譜圖（紅框中是作者五位患癌的至親）

02

二十年的孤軍奮戰

如果故事只停留在這里，它就只是一部刻滿傷痕的家族史。但這些故事還有它們的另一面，那就是人類對抗死亡的敘事：

一群科學家，用二十年時間，對抗整個醫學界的偏見。

在20世紀60年代的學術界，主流觀點如鐵板一塊：癌癥由病毒或環境導致，沒有遺傳性。

1966年諾貝爾獎得主佩頓·魯斯甚至公開宣稱：“可以堅定地排除遺傳致癌的推測。”

美國癌癥學會也在宣傳片中信誓旦旦：癌癥不會遺傳，也不會傳染。

國立癌癥研究所投入數億美元，全力尋找“致癌病毒”，研究家族遺傳者被視作旁門左道。

全世界的研究者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奔跑，像一群朝向同一方的海鷗。

只有李沛和弗勞梅尼，選擇看向相反的方向。

李沛，華裔神童，16歲高中畢業，20歲大學畢業，23歲獲醫學博士學位，骨子里藏著東方人特有的執拗與沉靜。

1947年，7歲的李沛（中間戴帽者）隨家人抵達紐約

約瑟夫·弗勞梅尼，哈佛出身，內向敏銳，像醫學世界里的福爾摩斯，對罕見病例有著天然的執著。

1967年，27歲的李沛來到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流行病學部。這個部門只有幾個人，辦公室設在一家裙裝店的樓上。在國家癌癥研究所，搞流行病學是要坐冷板凳的，真正炙手可熱的是研發化療藥物的醫生，以及在實驗室里尋找致癌病毒的研究人員。

當李沛在一場晚宴上聽說基柳斯家父子同時患癌的消息時，直覺告訴他：這種事發生的概率微乎其微。

他找到搭檔弗勞梅尼，兩人開始了一場長達二十年的追蹤。

李沛

這是一場“醫學偵探”行動：沒有先進儀器，沒有基因測序，沒有數據庫，他們能做的，只能是給散居全美各地的基柳斯家族成員寫信，翻找醫院地下室發霉的病歷，向幾十年前的醫院索要相關檔案，然后再手繪族譜。

基柳斯家族各支系早已失聯，有人搬去了加州，有人留在俄亥俄，有人改了姓氏。李沛從僅有的幾個名字入手，一封封信寄出去，開頭總是同一句話：

“國家癌癥研究所正在對一個姓基柳斯的家族開展流行病學研究，這個家族患癌的人數高得異乎尋常。”

為了從家屬身上采集血液和皮膚樣本，他們甚至派人飛到南加州，借“家庭聚會”的名義組織采樣，孩子們被嚇得到處躲藏。

1969年，他們發表了第一篇論文，描述了四個癌癥高發家族，標題末尾小心翼翼地加了一個問號：“軟組織肉瘤、乳腺癌及其他腫瘤：是家族綜合征嗎？”

就這個問號，兩人反復爭論。李沛堅持認為問題尚不明確，弗勞梅尼最終勉為其難地同意了。

展示“A家族”癌癥史的家譜圖（《內科學年鑒》1969年10月刊登的李沛和小約瑟夫·F. 弗勞梅尼合著的論文《軟組織肉瘤、乳腺癌及其他腫瘤：是家族綜合征嗎？》附圖）

這個問號沒有換來學界的謹慎認可，反而招來了公開嘲笑。圈內大佬對他們說：“你們研究遺傳學干嗎？它不重要，遺傳不是什么主要因素。”有人懷疑是選擇偏倚：你專門找癌癥高發家族，當然會發現很多癌癥。

他們不為所動。

后來，他們又陸續找到24個結構相似的癌癥高發家族，長期追蹤，記錄每一次發病、每一種癌型、每一個年齡、每一次死亡，用最樸素的流行病學方法，一點點拼出真相：

· 癌癥僅在血緣親屬中出現，配偶從不患病

· 癌癥跨代、跨性別、跨地域穩定發生

· 患者患癌年齡極早，79%在45歲前確診

· 一人多發癌癥極為常見

這些內容在1988年匯成一篇重磅論文——《在24個家族中發現的一種癌癥家族綜合征》。

他們用無可辯駁的數據證明：癌癥，確實可以遺傳。

但是，他們仍然不知道，到底是哪個基因出了問題。

03

人類的抗癌天使與致命突變

答案在1990年浮出水面。有兩個研究團隊幾乎同時鎖定了元兇：p53基因突變。

這是人類抗癌史上最關鍵的發現之一。

一個團隊來自哈佛，由癌癥研究“明星”斯蒂芬·弗蘭德領銜，他曾參與發現了第一個抑癌基因Rb。

弗蘭德招募了來自多倫多的博士后戴維·馬爾金，以及戴維·金一起研究尋找導致癌癥家族性高發的基因突變。

他們最初找錯了方向，干了好幾個月一無所獲。轉變目標后又是連續幾周的徒勞。直到1990年8月的一個晚上，兩人終于在測序圖像中發現了那個微小的差異。

“你肯定嗎？”馬爾金問。第二天，弗蘭德只回了一句話：“好，再做一遍。”

另一個團隊來自美國國防醫科大學，領頭的是華人女科學家張惠平。

她曾向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申請經費來研究一個癌癥高發家族，卻因為“證據不足”被駁回。她憤而決定：沒有經費也要干。團隊從其他預算中東挪西湊，擠出錢來做實驗。

1990年8月初的一個周末，成員斯里瓦斯塔瓦利用妻子帶孩子看急診的獨處時間，在測序圖像中看到了那個他不敢相信的突變。周一，他忐忑地拿給張惠平看，張惠平確認：找到了。

兩個團隊幾乎同時撞線。弗蘭德團隊搶先一步，于1990年11月30日在《科學》雜志上發表論文，引發全球關注。《紐約時報》頭版報道，《華爾街日報》盛贊這是“科學苦干與天賜巧合的共同結果”。

張惠平的論文晚了一個月才在《自然》雜志刊出，在癌癥研究圈外幾乎沒有引起關注。她自責不已：“假如我沒有對論文中的某些東西那么吹毛求疵，我們就能趕在前面了。”

但她的研究為這項里程碑式的發現提供了關鍵的獨立驗證。癌癥基因組學先驅伯特·沃格爾斯坦在《自然》雜志上同時盛贊了兩個團隊，并特意寫道：“這里不能不提到F. 李和J. 弗勞梅尼，他們通過敏銳的醫學調查，發現了一組飽受癌癥摧殘的家族。”

從1969年那個小心翼翼的問號，到1990年感嘆號的最終落下，整整21年。

1996年12月23日出版的《新聞周刊》的封面，上面寫著：“The Cancer Killer: It's Called the p53 Gene. Could It Be the Key to a Cure?”

p53突變的發現，徹底改寫了人類對癌癥的認知。

科學家們很快發現，p53是一個抑癌基因，正常情況下，它是“基因組衛士”，負責修復或殺死突變的細胞，阻止癌癥發生。一旦突變，它便喪失功能，讓癌細胞有機可乘。

更驚人的是，p53突變不僅存在于李沛和弗勞梅尼發現的遺傳性癌癥中，還在超過一半的人類癌癥中發現了它的身影——膀胱癌、乳腺癌、結腸癌、肝癌、肺癌、卵巢癌、皮膚癌、胃癌……幾乎所有常見癌癥都與它有關。

1993年，《科學》雜志將p53評為“年度分子”。自2011年以來，發表的關于p53的論文迄今累計總數已逾11.5萬篇，p53成為被研究最多的人類基因之一。

從被嘲笑為“黑天鵝”的罕見病例，到成為癌癥研究的核心舞臺，李沛和弗勞梅尼走了二十年。1995年，他們共同獲頒癌癥研究界的最高獎項之一查爾斯·S. 莫特獎。

這種家族綜合征被正式命名為“李-弗勞梅尼綜合征”。

而故事，還遠未結束……

李沛和小約瑟夫·F.弗勞梅尼1995年在查爾斯·莫特獎的頒獎活動上

04

等待治愈：已知病因，解藥何求?

科學找到了p53，但那些家族依然在等待……

2010年，在一場云集頂尖科學家的研討會上，一位名叫奧利弗·懷斯的父親帶著一張照片走上了講臺，照片中是他兩個因為癌癥化療掉光頭發的孩子。懷斯對臺下的參會者說：

“這遠遠不夠。我們不能僅僅滿足于篩查，必須找到真正的治愈方法……如果這是你們的孩子，這種現狀你們絕對無法接受。我無法接受。我妻子無法接受。所以你們也不應該接受。”

他的兒子赫德森3歲死于腦癌，女兒阿貝拉在篩查下及時切除了腦瘤，但幾年后仍因腎上腺癌擴散，11歲離世。

科學家們發現，p53的復雜程度遠超想象。

但他們從未停步。希望，正在真實地靠近：

· 全球研究者仍在全力研發p53突變修復藥物，希望讓失靈的抑癌基因重新恢復功能；

· 越來越多精準靶向治療進入臨床，不再是無差別攻擊，而是精準阻擊癌細胞；

· 基因治療與基因編輯不斷突破，未來有望從根源修正致命突變；

· 而系統化早篩體系已經普及，讓癌癥在萌芽階段就被發現、被攔截，大幅提高生存希望。

這條路走了半個多世紀，仍未到達終點。但方向已經清晰。

“癌癥版《隱谷路》”

一個家族的厄運如何改寫人類對癌癥的認識

美國亞馬遜2024年度最佳圖書

美國書評人協會獎提名作品

編輯：閃閃 | 審核：孫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