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元和十四年（819）春天，四十八歲的白居易終于結束了四個年頭的貶謫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的生涯，赴任忠州（今重慶忠縣）刺史。他乘船沿長江逆流而上，途徑岳州（今湖南岳陽）時，登上洞庭湖畔的岳陽樓，眺望那煙波浩渺、優美如畫的無邊春景，他的心被深深吸引了，于是寫下了情韻悠長的《題岳陽樓》：

岳陽城下水漫漫，獨上危樓倚曲欄。

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

猿攀樹立啼何苦，雁點湖飛渡亦難。

此地唯堪畫圖障，華堂張與貴人看。

岳陽樓緊靠洞庭湖邊，坐東向西，傳為三國時東吳都督魯肅為檢閱水軍而建，歷代詩人多有題詠。北宋慶歷四年（1004）春，滕子京謫守岳州，“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見范仲淹《岳陽樓記》），其中“唐賢”之作，理當包括白居易這首頗具特色的詩篇。詩中對洞庭湖波光浩淼、春意盎然的景色，進行了生動細微、引人入勝的描繪；同時，詩人也觸景生情，含蓄地流露出遭貶之后登樓遠眺所的特殊心境。細繹此詩，特別值得回味的，至少有以下幾點：

首先，頷聯“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由近及遠，點明正是一年之中的“春”，一日之中的“夕”，在清新生動的景色描寫中，若不經意地交代了特定的時序，顯示出中國古代詩人們經常懷有的時空觀念，以及把心中之情、眼前之境和蒼茫無盡的宇宙時空融為一體的審美追求。寫春天，以逶迤湖岸上春樹、春草之“綠”來渲染；寫夕照，以浩淼湖波在夕陽映照下閃耀之“紅”來強調，生動而清新，富有色彩感和畫面感。

其次，其中所言“近長安”，典出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夙惠》。據說，晉明帝司馬紹年幼時非常聰慧，其父皇問他：“長安何如日遠？”他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明日重問之，又答曰：“日近。”因為“舉目見日，不見長安。”后來，人們常把“日”和“長安”等同起來，用以代表天子；而“不見長安”或“長安遠”，則象征不蒙重用、為朝廷所棄。如李白《登金陵鳳凰臺》詩云：“總為浮云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而白居易此處所云“夕波紅處近長安”，不僅符合岳陽樓坐東朝西的定位，和詩人憑高望遠、極目天涯落日的實況，更反映出剛剛結束貶謫生涯，仍處于顛沛流離的途中，同樣懷有身在遠方、“不見長安”的孤獨心境。何況詩人曾任左拾遺、翰林學士等天子近臣，所謂“驚近白日光”（見其《初授拾遺》），而今貶居多年，流離偏遠之地，此時此刻，又怎能心中無慨呢？“夕波紅處”之“近長安”和詩人自身之遠離長安（或“不見長安”），恰好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第三，頸聯“猿攀樹立啼何苦，雁點湖飛渡亦難”，以猿啼、雁渡比喻路途之艱苦和困難，其實又何嘗不是比喻仕途（乃至人生之途）的艱苦和困難！如果說前面是細膩的景物描寫，那么這里則是生動而富于感情色彩的比喻，詩境自然是更深了一步。以猿啼烘托路途之艱難，古已有之，如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江水注》所載漁歌：“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而以雁渡比喻路途的艱難，則更多的是出于詩人此時此地的獨特體驗。同時，此聯每句均有三個動詞（上句“攀”、“立”、“涕”，下句“點”、“飛”、“渡”），極力強化了詩篇的動態感，這在古典詩歌中是不多見的。

第四，尾聯“此地唯堪畫圖障，華堂張與貴人看”，尤其值得尋索回味。在對引人入勝的洞庭春色做了細致生動的描寫之后，詩人油然生發出一種感慨：洞庭風光是如此美好，簡直可以畫入“圖障”（即畫幅）之中、掛在“華堂”（華美的房屋）之上了。這當然只是贊嘆而已，行色匆匆，詩人沒法真的讓人把這景色畫下來。但在四年以后的長慶三年（823），當詩人擔任杭州刺史時，就真的令人將“淡煙疏雨”、“江色鮮明”的美好景色繪入畫中，寄贈給遠在京城長安、擔任水部員外郎的好友張籍觀賞了，并題詩云：“好著丹青圖寫取，題詩寄予水曹郎。”（見其《江樓晚朓，景物鮮美，吟玩成章，寄水部張員外》）而張籍也答詩表示贊嘆。后來宋代詞人柳永顯然受此影響，在《望海潮》詞中描繪杭州優美秀麗風光之后，結尾寫道：“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夸。”但是，人們或許會問，如此好景如畫，為何只能張于“華堂”、專供“貴人”觀看呢？莫非是某種等級意識的體現嗎？其實未必。顧學頡、周汝昌注云：“畫作圖障，張掛在貴人們堂廳里，固然可供他們欣賞，也可使他們稍見猿啼雁飛（喻行旅風波艱險）之苦，而這些，他們在華堂之上的人是不理解的。”（見其《白居易詩選》，第251頁）果真如此，那么此詩結尾似乎就隱含諷喻之意了：那些貴人坐享富貴榮華，不經世上風波，不知人間疾苦，因此他們也看不到大千世界的美好風光，那就只能在畫中聊看一番罷了（拙撰《白居易詩歌選注》即采此說）。然而，詩人也許只是平實抒寫其感受而已，未必隱含諷喻之意。如果是這樣，那么這里所謂“華堂”，不過就是張籍《答白杭州郡樓登望畫圖見寄》詩中所謂“書堂”而已（按張詩中有“畫得江城登望處，寄來近日到長安”、“將展書堂偏覺好，每來朝客盡求看”等句）。總之，詩無達詁，見仁見智，還要求諸讀者的理解和想象力了。

歷來登岳陽樓、望洞庭湖的寫景之作，都被白居易的前輩詩人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和杜甫的《登岳陽樓》占盡了風光。宋代胡仔《苕溪漁隱詩話》引蔡絳《西清詩話》云：“洞庭天下壯觀，自昔騷人墨客，題之者眾矣。……然未若孟浩然‘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則洞庭空曠無際、氣象雄張，如在目前。至讀杜子美詩，則又不然。‘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吞幾云夢矣。”比較而言，白居易此詩的境界和影響，固然不及孟、杜二詩，但也以其清麗暢達、生動自然而自成一格，作為古來傳誦的篇章，體現了白詩的一貫風格。

白居易此行赴任，雖是提拔任用，結束了貶謫生涯，算是初步“落實了政策”，但忠州是一座山城，人口不足五萬，離京城長安兩千兩百多里，偏僻而荒涼，“本是唐代犯官貶謫之所，……詩人這次名為遷官，實際上還帶有一些貶謫的意味。”（見王拾遺《白居易》，第92頁）以其通達超脫的性情，詩人寫作此詩時，那浩渺煙波、無邊春景帶給他的，首先自當是愉悅而寧靜的情緒；與此同時，心中也不免幾分孤寂和冷清。然而，詩中通篇以景物描寫為主，情感融乎其中而不自見。姑以“美景如畫，情韻悠長”概括之，不知讀者以為然否？

（載《文史知識》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