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4日，吳明甫約媒體一同前往山西省檢察院。媒體力量的介入，讓郝金安和家人的救贖行為更為有力。各級機關終于出來表態。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審判監督廳白姓法官、臨汾市檢察院檢察官段太平、臨汾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楊霞等人陸續表示，“真兇出現后，我們也認為郝金安是冤枉的。”一名女檢察官對他們說，“該院對郝金安的案子很重視，發現真兇之后，辦案檢察官調查認為郝金安是無罪的。但當前尚有一名嫌疑人沒有抓到，只有抓到這名嫌疑人后，法院才能夠進行判決。有關部門已經督促公安機關盡快抓捕，目前，檢察院已經向汾陽市監獄打過招呼，郝金安在里面生活得很好”。

2007年12月14日和15日兩天，媒體首度將郝金安冤獄一案曝光。經過與山西省檢察院、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的會面溝通，依照程序，決定先對郝金安進行取保候審，讓其先從監獄內走出來。

此時的郝金安，并不知道鐵窗之外發生了什么，每天蹲在牢房之中，沉默不語，獨自發呆。

制度之傷

郝金安出獄半個多月，他一直等待2008年1月10日庭審完畢后，他將正式踏上回家的路。然而最讓人關心的是，郝金安能獲得怎樣的物質和精神賠償。“他被切掉一個腰子，是什么原因？這個他們(法院)要給個說法？”

郝金安（中）

至2008年1月4日，山西省有關部門已經將郝金安案件相關的病歷、案件卷宗進行了封存，一旦法院判決郝金安無罪釋放，有關部門將立即啟動追責制度，對有關責任人進行立案調查。住在醫院里的郝金安，前幾天聽姐夫吳明甫說，自己在老家的那幾間破房子已經被一次意外火災燒毀，不免有些傷心：“連住的地方都沒有了，好像我已經死了很多年。”哪里安家？怎樣安家？怎樣治病？怎樣生活？

郝金安的律師說：“我做了12年檢察官，8年的律師，從沒有遇到此類的錯案。”在他看來，郝金安一案中，“公安機關偵查工作粗糙，以審代偵，以刑代偵，而法院和檢察院都未能嚴格把關，最后連死刑復核關也輕易闖了過去。四重糾錯關卡，如果有任何一個關卡把住了，郝金安的悲劇就不會出現。”

更可怕的是，在“烏龍案件”面前，我們的司法救濟和糾錯卻顯得那樣的滯鈍，那些蒙冤者不得不繼續披著莫須有的罪名，繼續著失去自由的冤獄生涯。郝金安案和聶樹斌案，被稱作中國司法界“烏龍案件”最具意義的標本。與聶樹斌、呼格吉勒圖相比，郝金安似乎又是不幸者中的幸運者。

郝金安，或許不會是類似的“烏龍案件“中的最后一個標本，但是，應該由他開始，將中國司法陳舊僵化的救濟和糾錯機制逼迫至突變的臨界點。

下面是一段記者的采訪——

2008年郝金安出獄已50歲，但當我們第一次看到他時，卻很難將他本人和這個年齡聯系起來。經歷了10年的冤獄，他已經滿頭白發，說話沒有什么力氣，和任何人幾乎都沒有什么眼神交流。

害怕再挨打只好編殺人過程

但是，在他的腦海中，有一個日子卻讓他刻骨銘心。那是十年前，郝金安正在山西省鄉寧縣臺頭鎮的一個礦上打工。一天夜里，幾名警察來到郝金安住宿的工棚里。

記者：是哪一天被抓走的，記得嗎？

郝金安：1998年1月24號吧。

記者：當時的情形呢？

郝金安：當時情形我在屋里洗腳呢，這個完了礦上一個隊長叫我，叫我到礦辦公室去，我去了以后，有一個穿警服的人。他說你過來，他說一個叫劉茵和的人，你認識不，我說我認識，我說他在一個黑土礦干，說了他就說你回去吧，也沒有問別的。我就回去睡覺了，回去還不到兩個小時，就出來一輛車，又把我叫起來，坐到車上，拉到受害人那礦上。

警方連夜將郝金安帶走，途中沒有和他說一句話。此時，郝金安并不知道，警察口中提到的劉茵和已經死亡，而他正被帶往受害者劉茵和的住處。

記者：到了那個屋子以后，他們有沒有和你說什么？

郝金安：沒有，什么也沒說。那是晚上8、9點了，拉到以后有四間平房，他叫我推進中間的一間平房，那時間我的頭發長，他就抓著我的頭發進來就打，開始不服也不行，人家人多，兩個人當時一個人拽著頭發，那個夾住胳膊，又把我壓倒。

在郝金安看來，這根本算不上一次審問，因為這幾名警察根本就沒有跟他交談，就開始了對他的毆打。郝金安一開始還企圖反抗，但是很快發現根本就沒有作用。

記者：那段時間你在想什么呢，為什么無緣無故會打你。

郝金安：想，你想著這不頂用，他也不問你，人家就是打你，也想到，人家也不講一句話，就是打你。站都站不得，站到屋里昏過幾次。當時將我的衣服都扒光了，有人還照我的頭上踢了好幾腳。等最后天快亮了，叫我穿衣服，拉上車。

郝金安回憶說，對他第一次毆打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早上，這之后他又被帶到了當地派出所，這時，郝金安才從審問他的警察口中得知劉茵和的死亡，但是，毆打仍然沒有停止。

記者：派出所又打了多長時間？

郝金安：派出所打了我兩次，拉進去以后他們就打，打了以后，馬上就要開飯了，他說我們不打你了，我就站在墻根，我在那躺著，他說我們快吃飯了，給你弄點飯吃吃，你好好想想，劉茵和現在是被殺了，你為什么把他殺了，這都說了以后，我躺著，我也說實在，我沒有殺人，我和他無冤無仇，就這樣。吃飯，給我拿過去兩個小饅頭我也吃不下，喝了兩杯水，等吃了飯，我說我沒有殺他，人家又打，打得確實疼，實在忍不下了，我說我殺了。

記者：如果不承認殺了人呢，會怎么樣？

郝金安：那后果恐怕死了，打也打死了，可以說這都不用問了，那恐怕早都死了。

郝金安的左腹部至今還留有一道長長的疤痕，他說，那就是因為當年遭受刑訊逼供的證據。

記者：現在摸到那個位置還疼嗎？

郝金安：里頭疼。

當時因為遭受毒打，郝金安的腎臟被嚴重損傷，看守所人員在他認罪之后將他送到了醫院。

記者：醫院里面給你檢查的結果是什么？

郝金安：檢查了三四次，當時都確定不了。

記者：你當時身上是哪兒疼？

郝金安：肚子里頭疼，我那時間都疼得很，做了三四次都沒有結果，第四次之后，他才確定說，可能這個腰，給我做手術。

記者：也就是你的腎有問題，做了什么手術？

郝金安：做了什么手術，當時我也不太清楚，我出來以后，我在醫院里，醫生也沒告訴我，這個管教人告訴我，我進到看守所以后，一個管教說，他說切了一個腎。

經過醫院檢查，郝金安的左腎已經壞死，只能切除。然而，這只是郝金安噩夢的開始。3月4日，郝金安被正式逮捕，進了看守所。

記者：在看守所里面待了多久？

郝金安：一年零8個月，那是看守所的人跟我說，我在這里待了20個月。早上一個黃瓜，幾根咸菜，中午兩個小饅頭是白的，一點小菜，一點咸菜，一點包菜，晚上是一個黃瓜。當時人家比我判得早的，比我判得晚的，甚至跟我一起判的，都送走了，就剩我一個在看守所待著的，我就跟看守所領導反映。人家說，送你是我們的權利，但是啥時間送你，還有別的單位，人家說送你，我們才有權利送你，他這樣說。

郝金安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開庭審理上，他認為只要在法庭上說明一切，他的冤屈就能被洗刷。當年年底，山西省臨汾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此案，可是結果卻令郝金安更加吃驚。

在審理過程中，檢察機關提供了此案的報案材料、出了刑事科學技術鑒定書、現場勘驗筆錄、法醫鑒定書等，并指控郝金安用拳打、卡脖子、木棒擊打等手段致劉茵和死亡。

記者：在派出所做的筆錄的內容你了解嗎？

郝金安：那就是我承認殺人了。

記者：殺人的經過，如果按你的說法，你沒有殺人，殺人經過難道是編出來的嗎？

郝金安：殺人吧，這個只要是說不到位，人家還會打你，最后他說你一個人說，你用刀子把人家殺了，我才知道是用刀子，我說我用刀子殺了，最后他說你殺哪個部位，反正說不好，就要踢，踢我好幾次，我也記不清了，反正最后我說我還用木板還有鐵鍬，但是這在法庭上并沒有這個證據。

記者：所以你做的筆錄，基本上是人家怎么說，你就怎么說了。

郝金安：反正我是根據人家講的，如果是他不說刀，我也不敢說刀，那萬一是石頭砸死的呢，要說是刀嘛，那人家還要打的。那要再一打，恐怕后果就不堪設想。

另外，檢察機關還提供了兩件證據：在郝金安住處發現的一件襯衣和一雙皮鞋。襯衣上有與死者血型一致的血跡，而皮鞋的鞋底特征則和案發現場的足跡特征符合。

記者：但是警方不是有證據嗎？在你住的地方找到了白襯衣，而且襯衣上面有血跡。

郝金安：在法庭上也說這了，這辯護律師也說了，他說像這類證據，這也是在郝金安住處找著了，但是最主要的證據就是說郝金安他用刀殺的，這個刀子沒有找到，沒有在法庭亮出來，就不能直接說郝金安殺人。

記者：但是除了刀以外，警方還有另外的證據，比如說在你的屋子里面找到了一雙鞋，那個鞋的鞋印和當時犯罪現場的鞋印是相吻合的，這不能算為證據嗎？

郝金安：也算為證據，但這類證據，總之劉茵和他是用刀殺死的，反正我認為他用刀殺的，這個刀沒從我身上找出來，這最主要的一個證據。

記者：那件襯衣，那雙鞋是你的嗎？

郝金安：不是，是俺老鄉的。

記者：那怎么會在你屋里呢？

郝金安：他在我屋里住了十來天，因為他沒地方住，他走了以后就給我留下了。那個白襯衣在那還不老脫的，鞋我還給了他20塊錢，人家都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