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末臺灣學者江樹聲推出自己新的譯注作品《梅氏日記》,作為此前未曾公諸于眾的荷蘭史料,引起不小的震動。江氏還利用《熱蘭遮城日志》、《先王實錄》等中外史料與《梅氏日記》中的相關記述進行對照比較,互相印證,對譯作進行了相當詳細的注釋,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見解。

不過,對《梅氏日記》的閱讀也引發了我許多新的思考,在此結合過去研究與認識,對幾個與朱成功歷史有關的問題作進一步的分析與探討。

一、關于朱成功之名諱稱謂

讀過明清史的人都知道，朱成功原姓鄭名森，字明儼，號大木。后蒙隆武皇帝召見，賜姓朱，改名成功，因之鄭森自此起應稱呼為“朱成功”。事實上，鄭森本人除在部下或外界(如對荷蘭人、西班牙人等)面前自稱“本藩”外，其自擬之函件或者詩文，落款必鈐“朱成功”三字。這在鄭氏政權自鑄的銀幣“漳州軍餉”的幣面連筆草書花押“朱成功”紋樣上，得以證實。

然而后世何以總是稱呼這位賜國姓為“鄭成功”？須知這種將皇恩浩蕩所賜姓名加以拆解，而用他的家族姓氏與皇帝賜名重新組合起來，這在中國古代是不符合禮法的，那是對君父不尊重的行為。相信鄭森本人亦絕對不允許他屬下的人們這么做(除非是敵國)。

事實上，遍觀南明諸史料，除清方官員稱他為“鄭成功”外，絕對沒有人敢這樣稱呼他。朱成功的部下，都敬稱他為“藩主”，南明諸故臣遺老，如徐孚遠、沈佺期、王忠孝、盧若騰輩，在他們的筆墨文字中，或稱其為“賜姓公”，或稱其“招討”(隆武所封“招討大將軍”爵號簡稱)。至于民間百姓，則多稱朱成功為“國姓爺”，以至與朱成功有關的遺物遺址，都被冠以“國姓”二字，如“國姓瓶”、“國姓井”、“國姓寨”等等。即如荷蘭殖民者，也都隨閩南百姓的稱謂，而按閩南語音譯為“Kocksinja”，熟悉這段時間荷文史料的學者，是不會不清楚的。

那么，“鄭成功”這個奇特的稱謂，究竟是從何而來？細察史料，當能發現它最早出現于清方官吏的奏稿中。如清史檔案(包括漢文與滿文檔)內，能讀到多處“偽國姓鄭成功”、“海賊鄭成功”、“海逆鄭成功”的稱謂，甚至順治十一年六月在招撫朱成功的皇帝敕諭中，仍徑稱為“海澄公靖海將軍鄭成功”。鑒于此，似乎繼續延用當時滿清的這種稱呼，對這位民族英雄是不尊重的，因而在本文我還其本來應有的稱呼“朱成功”。

當然，有個別學者認為“鄭成功”乃歷史上約定俗成的名諱，不必加以更改，無須介意，但本文既然探討朱成功的稱謂問題，也就注重于稱謂的妥與不妥。實際上，清廷在另一個時期(臺灣鄭氏歸清之后)也對成功表示了相應的尊重，不再稱其為“鄭成功”。如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帝在賜準鄭氏父子墓葬遷回福建故里的詔書中這樣說：“朱成功系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敕遣官護送成功及子經兩柩歸葬南安，置守冢，建祠祀之。”

△ 朱成功落款簽名

關于朱成功封爵的另一個問題，也很值得思考。

所有研究鄭成功歷史的學者當然了解永歷九年朱成功受永歷帝加封為延平王(決非“延平郡王”)，但卻很少有人知道延平王爵號朱成功自己從不使用。這個問題臺灣個別學者在90年代初有所注意，后來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的鄧孔昭教授提出來了。他在著述指出，“鄭成功父子三代治理臺灣，其最高權力代表不是‘延平王’，而是‘招討大將軍’”。

鄧著列舉的實例是，鄭克塽降清之時，延平王的冊印可以先行繳納，而唯有“招討大將軍印”卻等到戶口兵馬各項冊籍全部造好以后才予以上繳，說明它始終是鄭氏行使權力的象征，從而肯定朱成功生前對永歷冊封的延平王稱號一直未予使用。

但鄧氏可能尚不知道的是，有許多歷史實物資料可以作為該結論最有力的佐證。如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清宮密檔，其中就有鄭經于康熙初年回復清廷招撫提出條件的文書，均不見鈐“延平王”印，而蓋朱文篆書“招討大將軍”印。此外再如陜西省博物館國家一級藏品永歷乙未年鄭軍鑄造的仿紅衣型銅火炮，炮身所鑄銘文為“明招討大將軍總統使世子”及“大明永歷乙未仲秋吉旦造”。因銘文為篆體，有專家認為“永歷乙未”也可能為“永歷己未”。如此，則火炮鑄造時間可能為永歷九年(1655年，己未年)或永歷三十三年(1679年，乙未年)。我認為以前一時即永歷九年說較有理，是時成功尚在，鄭經未承繼父親爵位，才稱為“世子”。可能是成功以其嗣長子名鑄炮，但此時仍稱“招討大將軍”而不用“延平王”號(永歷八年底已封延平王)。須知明代鑄造火炮成例，官員向將自己官爵全稱鑄刻于炮身銘文之上。朱成功不愿落王爵款而鑄“招討大將軍”，完全說明其骨子里深刻懷念對其有知遇之恩的隆武帝，因而特別珍視隆武所封爵號。

有人或認為朱成功出于謙遜(特別是南京戰役失敗后朱成功曾自請去延平王爵號以示戴罪)，但如果詳讀史料，細加分析，就可以發現朱成功對永歷王朝頗有微詞，在軍事行動上對它的服從與配合也顯然并未盡心。這在已故著名的南明史專家顧誠的大著中有相當詳盡的闡述，另一位已故的鄭成功研究專家陳碧笙在其論著內也多次深刻剖析了這一點，本文不再贅述。我們應注意張煌言說的一句話，那是在朱成功數次暗示或明示張名振、張煌言等放棄對魯王的忠誠，希望他們正式歸屬于鄭氏麾下，而張煌言始終不為所動并相當明確地表示與鄭氏保持友軍的關系(聽調不聽宣)之后。張的這句話是：“招討使始終為唐(指唐王，即隆武)，真純臣也。”朱成功聽說之后，也回復了一句，說“侍郎(魯王曾封張煌言為兵部侍郎)始終為魯，豈與吾異趣哉!”煌言頗為直率地指出朱成功“始終為唐”，那是明眼人的實話實說，成功卻也未予否認。只是張煌言不尊稱隆武為“先帝”而徑稱“唐”，顯然頗有計較昔日唐魯之爭的意思。

最后再舉一個眾所周知但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的例子。朱成功在永歷已封其為延平王之后，與荷蘭人的書信往來，仍然不肯改用王爵號。如1661年5月他在臺灣通知荷蘭人須盡早獻城投降的告示(原文為荷文)開頭即書“欽命招討大將軍國姓通告”，所以荷蘭人在給朱成功的所有函件也都尊稱“大明招討大將軍國姓殿下”。上文提到的《梅氏日記》也同樣有類似的記載。

△ 朱成功生平軌跡

二、關于朱成功的容貌

朱成功的容貌，過去學術界有過探討(主要是臺灣學者)，但并沒有引起太大的關注。大陸學者有相當多的人似乎認為，爭議朱成功有無須髯一類問題無太大意義。然而直到2003年末，有臺灣“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中心”主任廖瑾瑗博士因臺北故宮博物院委托修復朱成功畫像一事，率人專程至廈門鄭成功紀念館求助，希望有更充分的根據來幫助判斷朱成功臉形與須髯的疏密。當時兼任廈門鄭成功研究會副會長的鄧孔昭教授亦在受邀請指導之列，因而共同感嘆朱成功容貌或者不可排除出學術研討的范圍之外。

廈門市鄭成功紀念館收藏的《弈棋圖》過去一直作為朱成功畫像基本造型的根據(可是各地做起朱成功的雕像來，或肥或瘦，或老或壯，有髯無髯，各行其是)。這幅畫原件收藏于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是上世紀20年代由鄭氏后裔鄭澤(朱成功之十世孫)捐獻的，該畫為絹本立軸，畫面主要人物端坐正視，手拈圍棋子，正與右坐老者對弈，其面較豐滿，神情略嚴肅，頭戴黑色儒士巾，身著藍色龍紋青袍，內罩甲胄，足蹬皂靴，身前還繪有侍立的武將與跪地報訊的兵卒等三人，顯然是刻畫了一位中年主帥臨戰弈棋，鎮定自若的神態。

△ 《 弈棋圖 》（局部）

根據畫心上部所題《百字贊》“儼乎其神若有思，藹乎其容若可斷，蓋其氣吞湖海、胸藏甲兵、自為秀才便以天下為己責，而況遭時艱危、能不奮然一擊、睹公雄姿、直欲一蹴而抵黃龍府”諸句，及題跋人王忠孝的落款，自然很容易斷定畫中之主人公即朱成功本人。

王忠孝字長孺，號愧兩，福建惠安人(惠安明代稱螺陽)，隆武帝時授光祿寺少卿，曾領命巡察仙霞關，隆武亡，與朱成功及成功叔父鄭鴻逵等聯合起師，永歷初晉兵部右侍郎，依朱成功，時參議軍務，著有《王忠孝公全集》，載鄭氏諸史事。該畫作既有王忠孝題跋墨跡，可初斷作于清順治年間。這幅畫的朱成功容貌與《梅氏日記》那位見過朱成功的荷蘭土地測量師菲力普ˇ梅所描繪的“年約四十歲、皮膚略白、面貌端正，眼睛又大又黑”等等，并無二致。又據與鄭氏政權有過密切接觸的李科羅神父(見《西班牙人在臺灣》)描繪說，朱成功“長得比一般中國人白凈，體形比例勻稱，面部表情嚴肅”，亦無出入。

誠然，我們并不能僅依據一幅畫的人物形象來確立朱成功的真實容貌，我們也知道中國古代作畫大體是偏重刻畫人物神態而較忽略形似的。不過目前尚有一軸畫像可以作為我們探索朱成功容貌很好的根據。

此畫現藏于廈門市鄭成功紀念館文物庫房，它是上世紀90年代由世居北京的鄭氏后裔鄭力成捐獻給鄭館的，捐贈人有家傳譜牒與祖宗神主牌作為身份根據，鄭館調查人員帶回的捐贈人父親檔案資料(由北京公安部門提供)證實了捐贈人鄭舒增家族傳衍上溯到鄭聰的確切性，而鄭聰正是鄭森即朱成功的次子。按族譜推算，捐贈人鄭力成恰為朱成功第十二世孫，因而該畫作《臺灣行樂圖》完全有可能是其十二世祖朱成功的畫像(畫像將在廈門市鄭成功紀念館即將完成的新版面內展出，本文不作詳細描述)。

后來有學者在探討這幅畫作的文章中提出，畫中主要人物是鄭經而非朱成功，理由是朱成功當時沒有那種閑情逸志來“行樂”，認為作為民族英雄的朱成功在國難家仇未報、故土方復之時去“行樂”是不應有的心態與行為。對此推斷筆者難以茍同。熟讀鄭氏史料的學者應該都了解，朱成功東征登陸臺灣之后，雖然大部分時間在戎馬倥傯之中，但為了屯墾解決軍糧問題，曾數次深入蕭垅、麻豆、目加溜灣等土著村社實地踏看。這些進入內地的視察活動完全可能為當時的畫師作為題材繪入“行樂圖”中，須知明清時期“行樂圖”乃是一種畫作形式，并非要求畫中主人公一定要在郊野游玩后才能完成。

況且我們也不能武斷地否定朱成功本人在臺灣的某幾日有一時的閑適，(朱成功在戰事頻仍之時尚能弈棋、吟詩，何曾因之廢事？)因而我同意在當時征集此畫時由國家文物局史樹青、楊仁愷(均為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所作的關于畫中主要人物為朱成功的定論。至于朱成功有胡須本是極其自然明確的事，古代男子恪守“身體發膚授之父母不可輕棄”的基本準則，在朱成功身上當不例外，但過去有部分學者確曾爭議朱成功有無須髯，而這一問題又牽涉到后世塑畫朱成功形象的歷史依據，恐怕不能說毫無意義。

例如不久前廈門鄭成功紀念館陳列更新，陳列室內新增的大幅油畫《鄭成功驅逐荷蘭殖民者》，畫作承制者要求提供完整的鄭成功全身造型圖樣，甚至要求了解鄭成功的性格特點，以便提高創作的準確性。據我理解這是文獻學與文物學之有機結合，或者說是博物館實物對歷史文獻資料的補充。關于這個問題，新挖掘的荷文史料《梅氏日記》的記載更可成為佐證。該文中有段關于朱成功容貌的文字這樣說：朱成功“年約四十歲，皮膚略白、面貌端正，眼睛又大又黑，……胡子不多，長及胸部”。“胡子不多”，看來朱成功的胡須并不濃密，但也“長及胸部”，與上文列舉的兩幅畫作并無二致，又與李科羅神父關于“比一般中國人白凈”的描述相符。我認為菲力普ˇ梅的記述是可信的，因為當時是給荷蘭東印度公司總部的報告，文字必須屬實。根據該日記釋注者江樹聲對照《先王實錄》、《熱蘭遮城日志》等幾種中外文史料做出的分析結論，也認為梅氏的記錄是真實可靠的。

三、關于朱成功誅順治帝

幾乎是在江樹聲出版其譯注本《梅氏日記》的同時，福建南安石井發現了鄭氏后代家藏抄本《延平王起義實錄》一書，在經過家族內部的一番爭議之后，該書公諸于世。有鄭氏歷史研究學者獲讀之后，驚喜地發現在其中《從征實錄》(按，該抄本系由《海上孤忠錄》、《從征實錄》及鄭氏察言司蔡濟呈稿三種抄本匯編而成)書內永歷十五年二月條載有如下文字：

有人密啟藩主，以高崎之戰偽虜順治實在思明港被炮擊沒，達素密而不敢宣，京中查無下落，召達素回京，達虜懼罪自殺。至是，太子繼位，言順治于正月崩者，偽虜之伎倆也。藩曰：余亦計及亡，但當時恍惚未敢信耳。

及同年十月條之載：

藩駕駐承天府，京報謂初三日偽朝棄太師同安侯于燕京之柴市，在京家中人皆受害。藩聞言伏案頓足大慟……。初太師在京，屢以書諭藩就撫，藩不肯，然虜順治亦不之罪也。至是，順治崩，執政者與太師有隙，遂對虜太子諫，以藩能擊崩主父，我皇豈不能殺害其父乎。虜太子納之，至是新即位，而太師遂遇害。

以上兩段文字，1931年中央研究院整理出版之《從征實錄》及20世紀60年代在石井鰲峰小學發現之抄本(現藏于廈門市鄭成功紀念館)均不見載。細細研讀、玩味這兩段文字，產生兩大疑問，其一，何以前述兩種抄本獨遺順治親征亡于廈門的記載？其二，這兩段文字敘述之語氣、口吻均不似楊英之筆，而且從文言文敘事之基本文字結構衡量，兩段文字有相當明顯的漏洞。

試舉示如下：一，“有人密啟藩主”句，“有人”為今之白話文句式，且楊英實錄中向稱朱成功“藩”，一字而已。“藩主”一般為鄭氏部將敬稱口語，楊英實錄文字敘述不可能突然出現這一稱謂。二，“但當時恍惚未敢信耳”句，“但”之轉折字，為今之白話文句式，文言一般應用“然”字。三，“京中查無下落”句，難道說順治親征，竟然秘密到清廷百官一概不知，要到日后來“查其下落”？四，“京報謂初三日偽朝棄太師同安侯于燕京之柴市”句，按楊英筆下稱朱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必恭敬謹慎之至，當尊稱芝龍為“太師平國公”，此爵為彼先帝隆武所封，絕不能徑稱清廷予芝龍之“同安侯”封號。五，“初，太師在京，屢以書諭藩就撫，藩不肯”句，“不肯”二字，為今之白話文，當書“藩拒之”方符文言。六，“至是，順治崩”句，按古代臣民稱君父突發性死亡方用“崩”字，鄭氏官員既然不承認清朝的正統性，文必稱“虜”稱“偽”，何以此處突然敬稱順治帝“崩”？七，“我皇豈不能殺害其父乎”句，廷臣稱“我皇”不妥，又其中“殺害”二字，亦似今之白話文，當作“誅其父”或“磔其父”方為合理。而前句“以藩能擊崩主父”看似第二人稱轉述，但又稱順治“主父”而非“先帝”，頗有些不倫不類。

以上僅是細讀該抄本文字發現的一些語句毛病，而依照常理推論，或根據可靠的歷史文獻記載，順治皇帝絕沒有親征過廈門，更不可能死于鄭軍炮下。

眾所周知，永歷十五年初，鄭軍方自金陵倉促敗回，精銳喪失十之七八。僅與滿清江南數省相比，在軍事上處于絕對劣勢，況達素領三省滿漢水陸師精兵，挾金陵戰役勝利之威勢，認為大可一舉剿平金廈彈丸二島，完全無需皇帝親征激勵士氣。如果是微服潛出宮禁，不但無激勵士氣的意義，作為當時版輿接近一統的君主，亦當明白此舉之有失威嚴。當然，也有文獻記載鄭軍北征金陵時，順治有御駕親征的念頭，但這種念頭僅僅作為一國之君的一時不冷靜而立即遭受皇太后的阻止，這一事件在當時作為清廷上賓的西方傳教士湯若望的著述中有相當生動的描寫。順治朝禮部尚書王熙也有相同的記載，他說由于眾臣的努力勸阻皇帝“不果行”。按清朝王室規矩、制度森嚴，皇帝不諭知朝廷而秘密潛出宮禁，完全是不可能的，這是研究清史的學者不能不知道的基本常識，更遑論清廷會“京中查無下落”了。

事實上，當永歷十四年即順治十七年四、五月間清軍進攻廈門及在廈門與鄭軍發生激戰的這段時間內，順治皇帝正常在京中理事，這在《清實錄》有相當詳細的記載。如順治十七年四月，順治“享太廟，遣內大臣索尼行禮”，“上親試會試中式武舉馬步射于南苑”，“乙酉，合祀太享殿，上親詣行禮”等等，順治十七年五月，也有賜武進士、賜祭琉球國王舅馬宗毅及諭兵部、吏部、工部的記載。至于順治皇帝死亡的時間，實錄也記載得很清楚，即“順治十八年辛衛春正月，辛亥朔，上不視朝”，“壬子，上不豫”，“丙辰，……上大漸”，“丁巳，夜子刻，上崩于養心殿”。(注：“不豫”即身體不舒服，“大漸”即病逐漸沉重。)

此外，上文提及的西方傳教士湯若望，在他的回憶錄中清楚地記載了順治于1661年2月(即順治十八年正月)因天花死亡的經過，而在死前的一段日子里，即《延平王起義實錄》抄本所載順治陣亡于廈門的時間，湯若望本人經常伴隨于清帝身旁，目睹了順治因董鄂妃及與她所生愛子的相繼去世而“痛不欲生”的情形。

湯若望在崇禎末年來到中國傳教，1644年北京為清軍攻陷之時依附了滿族人，并得到當時執掌軍政大權的攝政王多爾袞的信任而榮任清政府欽天監監正，以后又與年輕的順治皇帝建立了異乎尋常的私人關系。湯若望記載說：“他(指順治帝)已經患了嚴重的肺結核病，又在董鄂妃死后曠日持久和非常累人的葬禮和道場中耗盡了精力。在1661年2月1日，也就是董鄂妃死后四個半月，他感染了天花，三天后就死了。”鄧恩的這部有關湯若望的敘述，作為西方漢學領域研究的名著，建立在嚴謹的學術基礎上，所持立場亦較為客觀公正，向為明清史研究學者所重視，所以筆者特引用作為順治皇帝死因的佐證。《清實錄》作為包容朝廷政務之簡筆概述，自然不可能將董鄂妃的事情加以敘述，天花又是清初滿人統治者最忌諱的病癥，故亦略而不記。實錄關于順治的病除前舉“不豫”、“大漸”十余字外，還有十八年正月丙辰“諭禮部大享殿合祀大典，朕本欲親詣行禮，用展誠敬，茲朕躬偶爾違和，未能親詣，應遣官恭代。”“朕躬違和”如此省筆，當然看不出皇帝生的什么病。然而近臣王熙最終還是道出皇帝的病癥來，他的記載正好印證了湯若望的話。王熙的原文說，皇帝召見他擬寫遺詔，云：“朕患痘癥勢將不起，爾可詳聽朕言，速撰詔書，即就榻前書寫。”按“痘”即痘疹，就是民間俗稱的“天花”，如果不是皇帝親口說出，王熙照錄，王熙斷然不敢冒殺頭之罪寫下以上文字的。

以上史實說明，順治皇帝的確因病亡故于京中，假如那些相信《延平王起義實錄》抄本關于朱成功炮斃順治的學者想要推翻上述記載，是要先花一些時間去找到充分論據的，事實上抄本內的關于順治死因的兩段文字，并沒有得到其它史料的證實，恰恰是歷史學所稱的“孤證”。至于當時為何會有這樣的傳言，相信許多學者已經做了很好的闡述，不是本文討論的范疇。（節選自《臺灣研究集刊》，2005年第3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