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巴蜀大地，歷史悠久，文脈綿長。從《蜀王本紀》到《華陽國志》，從《蜀梼杌》到《蜀鑒》，歷代史家對巴蜀歷史的記載與研究從未間斷。為承繼前賢研究、力求創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歷時多年，編著而成《四川簡史》，與常見的通史不同，本書將敘述重心放在歷代四川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與特點，它采用專題研究的方式，打破時代的限制，將一個歷史事件或一項主要成就的來龍去脈完整呈現，幫助讀者快速把握重點與特點。

本書的時間跨度從遠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圍則明確界定為今日四川（1997年重慶直轄后的新四川）。在敘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歷史時，則沿用傳統四川的地理范圍。資料來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報告，內容扎實可靠。

我們將在公眾號上陸續發布本書的精彩章節，帶您穿越時空，系統了解四川這片土地的經濟奇跡、文化高峰與社會變遷。歡迎您持續關注，并留言分享您心中的巴蜀印象。

《四川簡史》

元明清時期（五）

“湖廣填四川”

與四川社會文化的復興

錦江書院與“石室流風”（上）

明末清初， 四川兵連禍結，社會凋敝，人文頹廢，銜命來官蜀土者大多比較重視文教，尤其特別重視省城錦江書院的建設與發展。他們以“仰體圣天子 右文至意”相期許， 以“鼓吹休明，承宣雅化”“弼興蜀中文教”為己任， 以“繼石室流風于無窮”為風尚，參與錦江書院的發展與建設的實踐中。康熙年 間， 四川按察使劉德芳（生卒年不詳）秉承巡撫貝和諾（1647—1721），滿洲正 黃旗人）之意，在文翁石室故址建立省城書院。作為“全川書院之首”, 錦江書院一向是巴蜀地區思想、學術、人才與教育的中心、策源地。歷任“用心文教”的督撫、學政特別重視書院的建設與發展，或劃撥公帑以修講壇學舍，或重金禮聘經明行修者掌院山長，或捐俸祿以資膏火， 以倡言風教，涵濡教澤，不墜文翁遺緒為己任；易簡、鄭方城、彭端淑、楊芳燦、李惺、伍肇齡等山長， 主動踐行“文翁之教”，“先經義而后時文，先行誼而后進取”, 既重視經史根柢之學也講授詩古文辭，主動延續巴蜀精神“學脈”，成為推動清代蜀學從式微邁向繁盛的重要力量；顧汝修、李調元、張邦伸、劉光第、駱成驤、張森楷、吳虞等杰出院生，蹈仁道德，追慕司馬相如、“三蘇”、楊慎等巴蜀前賢，致力于振興鄉邦人文學術，豐富蜀中文獻典藏，既是清代蜀學發展延續的主體，也是延續“石室流風”當之無愧的參與者與實踐者。

1. 官斯土者：弼教興學，不墜文翁遺緒

順治年間，巡撫佟鳳彩蒞任僅三日， 即謁孔廟并集諸生升堂講授六經，并捐俸重修成都府學， 以續文翁化蜀遺教；康熙年間， 巡撫貝和諾會同按察使劉德芳創建錦江書院，“以繼文翁遺緒而不墜”；乾隆年間，總督文綬（？—1784，滿洲鑲白旗人）、學政吳省欽［ 1729—1803， 清江蘇省南江縣（今上海市）人］捐俸重修書院講堂、大成殿，遞修遞擴，書院辦院規模不斷擴大；嘉慶年間， 總督勒保（1739—1819， 滿洲鑲紅旗人）重修錦江書院，新建的錦江書院“規制崇宏，他無以比 ”，總督蔣攸铦（1766—1830，今遼寧省遼陽市人）修繕錦江書院并新刻順治九年（1652 年）題準刊立《學規》臥碑， 以曉示訓導諸生，其所題寫的“文翁石室”匾額，至今還懸掛在成都石室中學的大門之上；咸豐年間， 總督黃宗漢（1803—1864，今福建省晉江市人）捐銀 4200 兩，置辦書院學田并新增 28 名谷課生，以興育蜀中人才。這些都為錦江書院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按察使劉德芳（字文安）秉承四川巡撫貝和諾“興文教以植人材”之意，捐俸在文翁石室故址創建錦江書院。初創時期的錦江書院頗為簡陋，劉德芳在《錦江書院碑記》中云：“為門幾楹，為堂筵齋講，為藏書之軒，為賓師之位，為東西號舍，為庖湢游息之所。”建講堂、經筵齋講之所， 以供師儒日與諸生揖讓講習，廣延名師并設賓師之位，解決院生長期無師可師的問題，建東、西齋舍以解決諸生無處棲身就讀之苦，修建藏書之所以豐富典籍并解決院生無書可讀的困難。錦江書院以禮殿、講堂與藏書之所作為書院建設的重點，正是源于對文翁作禮殿、立學官、建石室等雅化巴蜀流風的主動延續與活態傳承，也是錦江書院規制建設不同于岳麓書院等同期省城書院的地方之一。文翁以儒化蜀，蜀中人文大興， 司馬相如、揚雄、“三蘇”、楊慎等巨公名彥，代不乏人，素有“蜀學之盛甲宇內”之譽。書院堅持“紹往哲， 以開來學”的辦院原則， 主動傳承巴蜀文宗重經史、擅長文辭、多奇質妙思和勇于開新創造等治學傳統， 以“見蜀之士皆蹈德詠仁，追前賢懿軌”，實現“繼石室流風于無窮”的辦院目標。書院初創之際，劉德芳意識到強化書院章程規約建設的重要性，他“延訪賢士可為人師者主其席，定課試之約，籌膏火廩餼之資”，搭建起錦江書院發展的基本框架。劉德芳主張崇實不虛的院風，認為掌院者不能視書院為個人之“聲利之場”，不得以一時科名虛聲相慕悅、相夸尚。在具體教學過程中， 書院必須以詩書為根柢， 師儒日與“諸生揖讓講習乎其中”，傳揚“德教之聞”，以踐行“古者教士之良法美意與其文具”，以實現復興巴蜀人文的“久大之業”。

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劉德芳在文翁石室故址創建書院講堂以來，康熙六十年（1721 年）， 四川學政方覲（1681—1730，今江蘇省揚州市江都區人）曾進行過簡單增修。雍正十一年（1733 年），朝廷詔令各省設立省城書院，并各賜銀 2000 兩以為營造之資。作為朝廷欽命的 23 所省城書院之一，錦江書院在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方面取得長足進步，僅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就有李調元等 18 名院生中試舉人，其中 ，何明禮摘得解元，李調元亦中第五名經魁。書院講堂一直是書院開展學術研究、學術交流最重要的場所，重建錦江書院講堂齋舍、改善辦院環境、擴大辦院規模成為乾隆年間四川各督撫、學政的重要工作。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 四川學政吳省欽視學錦江書院，見講堂秋潦致圮，自捐俸祿百緡新修講堂。次年， 又與布政使錢鋆（江蘇人）、署按察使顧光旭（1731—1797， 江蘇無錫人）一道， 亟請總督文綬撥官錢二百四十緡重修講堂。吳省欽捐俸并親自主持新修擴建錦江書院講堂。他在《重建錦江書院講堂碑記》中云：“予惟書院尊講堂而斯堂殆翁之舊。爰證據今古俾審所自來，知諸大吏用心若此也。”

吳省欽重建書院講堂以擴大書院講學規模，與文翁“立文學精舍講堂”，于左右開“溫故、時習”二堂以教人的做法是一脈相承的，從一定程度體現了官斯土者借助錦江書院興植文教、培養四川急需各類人才的治蜀理念。

《錦江書院紀略》里的“重修錦江書院圖”

作為四川學政，吳省欽除了重視改善省城錦江書院的辦院環境外，還特別重視書院的制度建設和教學管理，親自參與書院的教學實踐中。在如何對待經史之學、制藝時文與蜀中學術傳統的問題上，吳省欽有著自己獨特而實用的看法，他曾云：“以時文代圣賢立言，各有身分，而經史為之根柢。”

應該說，重視經史等根柢之學就治學本身而言非常重要，但針對清代四川士子在歷次科考中長期表現不佳的現實，作為全省人才培養中心的錦江書院，在教學中強調制藝時文等科考技法并非全無必要。為此，他提出了“先經義而后時文，先行誼而后進取”的治學育才之法。每次按試，其必讓院生“先默經，及試詩若賦。以示勸勵”。 此后，重視根柢之學尤其是宋儒義理之學，兼顧詩古文辭傳統與時文技法教學，成為錦江書院辦院育人的重要傳統，一直延續到清末書院改制。為糾正蜀中學子因方言引起的字、音之誤，吳省欽還親自為“蜀字匡謬以正沿之誤，為官韻考異以別方音之混”, 以提升蜀中士子在科考中的詩詞能力和技法水平，增強他們在科考應試中的競爭力。這種亦官亦師、官師一體，引進江浙、京畿等人文發達地區的教學與育才之法，對振興長期處于落后狀態的蜀中人文是有一定積極作用的。

嘉慶十年（1805 年）， 四川總督勒保從平定川楚白蓮教之亂中意識到“端士習以振民俗”在治蜀興川中的獨特作用，極其重視辦好“全川書院之首”的錦江書院以引領雅化蜀中人文風習的重要作用。每值書院官師考課，勒保必親自前往督促考校，砥礪諸生勤于實學，敦品立身， 以成有用之才， 以為全省士風之楷模。這與文翁“乃選郡縣開敏有材者親自飭厲”，用次察舉，設學教士，雅化蜀地的做法頗有相似之處。勒保見書院殿堂狹隘，屋宇傾斜，于是倡捐俸銀1300 余兩，重建錦江書院。據時任山長楊彥青在《重修錦江書院三公堂東西齋并后院碑記》中說，此次重修， 主要是重建“三公堂”以致敬文翁、高膚等蜀中先賢 ，增建諸生齋舍以培士風 ，特意筑室五楹為后院以居山長以尊禮師儒。此外，禮殿、講堂均輔以東西廂房， 院內通曲徑、設重門， 院外四周繚以墻垣。新修后的錦江書院巍然煥然，為之一新，人稱“規制崇宏，他無與比”, 彰顯了錦江書院作為全省最高學府之應有的地位與威儀， 凸顯了錦江書院作為“通省作育人才之所”在全省中的領先與主導地位。

嘉慶《華陽縣志》里的錦江書院

上述蜀中大吏與書院山長一道， 以巴蜀前賢文翁為楷模， 以錦江書院為載體， 以培養人才振興蜀中人文為目的，遞修擴建錦江書院，擴大其辦院規模，制定學規章程與管理制度，建構了經史為根柢，兼及詩古文辭與制藝時文相結合的省城書院人才培養體系，培養了一大批四川急需的各類人才，對延續巴蜀精神學脈做出了重要貢獻。

（未完待續）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