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歷史學者馬勇的最新力作 《更生：中國文明與人文精神重塑》 成功入選四川省領導干部推薦書單。

《更生》是一部簡明中國文明通史，更是一次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對中國文明如何自處與發展的深刻叩問。

在書中，作者馬勇提出了一個核心追問：中國文明從來不是孤立生長的，它在三千年歷史長河中不斷吸納異質文明、被世界改變，也在深刻改變世界。

那么，這種“中國化”與“世界化”的雙向互動，究竟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中國？今天，我們摘選了本書序言中的“中國化與世界化，或中國化與‘化中國’”部分，或許能解答這個問題。

在這篇文章中，馬勇老師從蒙元帝國的全球流動談起，穿越佛教東傳、明清中西交流，直至20世紀的文明互鑒。他向我們傳達了一個觀點：文明容或有沖突，但終究要與異質文明融合。不文明或野蠻或許能一時取勝，但文明終究會戰勝野蠻。

中國化與世界化，或中國化與“化中國”

馬勇

蒙元帝國時代，全局性流動在加快。蒙元帝國構建了橫跨歐亞的帝國，更極大地加速了全球性流動。回望 12 世紀、13 世紀的歷史，東方與西方開始密集接觸，東方文明通過蒙元帝國進入歐洲，而歐洲文明也在這個時代從西方來到東方。例如，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1324）是個顯例 ，隱而不顯的故事應該還有很多。

唐宋時代，中國與域外文明就多有聯系。唐玄宗開元年間（713—741），廣州就設有市舶使，替朝廷管理貿易事務。至宋元，海上貿易高度發達，有的研究認為那時政府財政收入的相當一部分都來自國際貿易，至于兩宋的困擾不是經濟不發達，而是沒有處理好“遠交近攻”，沒有協調好與周邊諸國的關系，其實主要就是經濟關系，以致從北宋到南宋顛沛流離，最終失國。回望10世紀以后的中國史，我們可以很明確地感到“中國問題”已經與域外問題結合得越來越緊密，世界對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大，而中國同樣也在影響著世界歷史進程。

讀宋元時代的歷史資料發現，一方面社會管制逐步在放松，市民社會隨著城市生活的普遍化逐漸在形成；另一方面儒家倫理，尤其是那些道學家的說教似乎也在顯著增加。倫理學的基本原理顯示，不道德的社會才會出現道德說教，道學家得勢不是證明儒家倫理遏制人性，而是社會生活已經變得讓這些道德家實在看不下去。例如，研究考察宋元時期福建泉州的全球貿易、社會生活，再思考朱熹理學為什么在福建特別昌盛，這中間的因果關聯很值得重新考察。外部因素影響中國并不始于唐宋，似乎可以說人類自發生之初就不是孤立存在，而現代考古學已經證明人類在新石器時代就已有全球范圍的遷徙、交往，當然這些活動不可能在一代人中完成。因此，讀《山海經》《穆天子傳》等早期傳說，以為似乎也不是無根游談、憑空想象。

至兩漢之交佛教東來，這是實實在在的“西方文明”第一次進入中土，而中土儒家文明、道家文明、道教文明確實給佛教文明以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沖突”。但是，結果是經過幾百年的沖突、磨合，佛教文明深度改寫了中國文明，深刻融入中國文明，所謂宋明及其以后的理學已經包容大量的佛教因素。讀“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以及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人的作品，也與早期儒學具有很不一樣的情趣。至于佛教，也受到中國文明的深刻影響，以至于宋元之后從中國傳往東亞、南亞尤其是日本的佛教，大概都被視為“中國佛教”而不是原汁原味的“印度佛教”。可以說，印度佛教深刻影響了中國，而中國卻又改寫了印度佛教的程序。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文明現象，也是我很不認同亨廷頓“文明必然沖突”之說的一個重要理由。

不同的文明形態相遇相會總會有某些不適應乃至沖突，但久而久之這些異質文明也一定會相互吸收，改變對方，也改變自己。秦漢之前，并不存在一個既成概念的中國文明，各地文明的差異、沖突絲毫不亞于亨廷頓所說的現在世界的各大文明。但經過軸心時代的交流、淘洗、融合，特別是秦漢大一統背景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方面的強制改造，各個文明區域的差異性減弱，共性逐漸凸顯，漸漸形成了中國文明的完整概念。

中國文明遇到佛教文明的沖擊，又是幾百年的交流、淘洗、融合，至北宋理學出，儒佛之間的沖突也就漸漸消解，以佛解儒，或以儒解佛。然而，歷史的巧合在于，中國文明于秦漢時期構成一個完整概念后，迎來了異質文明佛教；而當佛教文明與中國文明達成妥協不久，中國文明又迎來了真正意義上的“西方文明”。讀宋元時期中外交流史資料，我們能夠明顯感受到新時代的涌動，當時全球各個文明體似乎都在等待著新的機會，如陸路上的跨歐亞大陸的通商貿易，甚至征服，都拉近了東西方距離。由此理解馬可·波羅及其《馬可·波羅游記》，就很容易體會那個時代東西方的驚喜。

稍后，新航路的發現、開辟，更將西方到東方從不可能變為可能。至明代中晚期，合法非法的跨境貿易、海上貿易讓西方的商人、傳教士終于來到了東方，“神秘的東方”從書本變為現實。

利瑪竇（MatteoRicci，1552—1610）屬于最早進入中國本土的西方傳教士，他和稍后進入中國的西方人如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南懷仁（FerdinandVerbiest，1623—1688）等對中國文明并不感到不可思議，而是以平常心看待中西文明的共同點、不同點，尋求互補。他們向故鄉發回無數關于中國文明的信息，推動了西方對中國文明研究的開始；同時，他們也從西方帶來大量書籍、圖集或儀器，向中國展示了西方的文明成績。利瑪竇那一代傳教士帶來了六千部西方經籍，并和徐光啟等中國士人共同“發誓”決意用二十年時間將這些經籍全部譯成中文，就像《幾何原本》那樣。假如這項工程得以實現，那么中國文明生產機制、學術傾向必將大幅度改變，但可惜這項工程因改朝換代而終止。

中國學人徐光啟、李之藻等人面對早期來華傳教士，以“儒者一事不知以為恥”的精神潛心學習、耐心請教，而在那之后大約一百年時間也確實學的不少。讀明末清初“顧黃王方”（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方以智）以及錢謙益、李贄等人史料，我們也很容易感覺到他們的思想之所以與前輩很不一樣，其根源就是他們與西方傳教士有了直接接觸，從他們身上獲得了某些新的智慧資源。例如，黃宗羲對君主專制的批判，顧炎武的地方自治主張，王夫之、方以智的科學主義想法，李贄的女權主義思想等，都不是中國本土思想的自然延伸而有著西方思想的因子。當然，思想的影響很多時候無法從史料上獲得直接證明，但思想史的邏輯展開還是可以捕捉到一些蛛絲馬跡。

和漢宣帝“霸王道雜之”主張一樣，中國知識人不會刻意無視任何真知與學問，即便礙于外在環境無法公開表達，也可以從他們的作品中尋找到一些線索。清代早中期的乾嘉漢學中就有西方的科學主義精神 ，這在梁啟超的研究、胡適的研究中均有清晰表達。假如不發生意外事件，中國文明在18世紀應該可以補充更多的西方文明營養。

然而遺憾的是，康熙年間中國與羅馬教廷因為傳教問題發生劇烈沖突。羅馬教廷意欲改變利瑪竇以來適應性傳教的傳統，不再允許中國教徒在信主的同時繼續崇拜自己的祖先。這是一個重大改變，關鍵還在于羅馬教廷的改變并沒有與清廷商量。毫無疑問，羅馬教廷的決定激怒了康熙皇帝，中西之間的不愉快從此開始。康熙朝之“不得已案”，大致反映了清廷以及中國士大夫的委屈心情，于是康熙帝下令讓一些傳教士離開中國。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在 18 世紀不明所以地持續向好。朝廷收入的持續性增加讓許多先前不想做、不敢做的大型文化工程變成現實，如《康熙字典》《四庫全書》《大清一統志》，尤其是“四庫館”集合了全國最優秀的大量人才，在當時的世界能有如此規模的“研究院”似乎很少見。當然，“四庫館”用力所在不是探究自然科學的奧秘，而是中國古典文獻的整理。

不明所以的經濟持續增長也帶來了一個極為嚴重的負面影響，那就是經濟增長讓清廷獲得了政治統治合法性，從康熙年間開始的文化專制主義愈演愈烈，至乾隆、嘉慶年間中國最聰明的讀書人差不多都“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在無聊無用的那些饾饤之學上，考索名物，辨析文字”。這些學問在一個常態社會當然也很重要，但成為一個時代的時尚則極大扼殺了這個時代的思想與創造。其后不到一個世紀，龔自珍哀嘆“萬馬齊喑究可哀”，知識人不僅不再說話，關鍵是不知道怎樣說話了。

文化專制主義猖獗讓中國完美錯過了一個大變革時代。18 世紀的世界，相繼經歷了三大事件：英國工業革命將人類帶入工業化時代，影響至今依然沒有完結；美國獨立運動為人類政治組織形式提供了多樣性，其魔力隨著時間推移越加顯現；法國大革命讓人類看到人類權利的普遍性，人類終于接續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開啟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本主義時代。18 世紀的人類三件大事改變了歷史，但在中國卻沒有獲得及時回響。

中國反應滯后有許多復雜原因，但給中國帶來的卻是此后兩百年的困擾。中國錯過了與英國工業革命同頻共振的絕佳機會，而且一錯就是一百年。英國工業革命在18 世紀 60 年代，而中國推動自己的工業化則到了19 世紀60 年代，一百年四代人，經歷了乾隆、嘉慶、道光與咸豐四個時代。由于前面一百年的耽擱，后來的步履就失調，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所謂“堅船利炮聲光電化優先”云云其實都是借口，都是在掩飾自己的父祖輩之失誤。

一百年的耽擱，再加上洋務新政三十年的畸形，中國重回正常發展軌道、重新認清人類文明的普遍意義，其實已經是在甲午戰爭之后。那么，我們去看甲午后西方思想文化重新進入中國，不僅獲得了中國知識人普遍歡迎，而且迅即引起中國知識生產體制的改造，新教育體制開始發生并逐步建立起來了；西方近代以來形成的價值理念、司法制度、社會管理方式乃至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也迅速成為20 世紀初中國知識人、官僚階層的新時尚。閱讀 20 世紀上半葉中西文明交往史料，我們似乎很難感覺到中西異途，或者是兩條道上的車子而永遠走不到一起。在20 世紀上半葉整個五十年里，中西文明似乎漸漸走到一起了，相互之間可供借鑒參考的點似乎也越來越大。工業的西方化自不必說，農業從羅振玉直至梁漱溟、晏陽初、黃炎培、蔣夢麟等哪一個試圖重振中國農業、農村的不是借鑒，乃至直接采用東西洋的方法；至于科學技術、教育等，更不必細說了。可以說，進入20世紀后，知識不再分中西、分你我，關鍵是看哪種知識代表人類進步的方向。因此，文明在這里并沒有沖突，而是互補和相互欣賞。

西方文明深刻影響了現代中國，那么中國文明在20世紀是不是完全無所作為或者一堆垃圾不足取呢？顯然也不是。

我們知道，資本主義早期確實有很多問題，馬克思的發現確實代表了那時知識人對資本主義的認知，只是資本主義這些問題深刻影響了近代中國，而近代早期中國人不愿學習西方的制度、文明也應該從這個層面給予解釋。甚至等到歐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嚴復最敏感地意識到西方文明的問題，最先意識到未來的世界可能是中國文明的主導；梁啟超也是引導中國學習西方的先驅，但他到戰后的歐洲轉了一圈也大呼“西方文明破產，中國文明拯救世界”。稍后，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等從儒學中發掘現代因子，將被新文化運動主流批駁得一塌糊涂的中國文明翻新。這樣，中國文明因西方文明的衰竭而起死回生。

嚴復、梁啟超、辜鴻銘、梁漱溟等人看到了中國文明的現代價值，但真正將中國文明融入世界并成為世界文明一部分的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比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慘烈，于是痛定思痛之下思想家們不能不思考人類歷史的新方向。閱讀馮友蘭“貞元之際”所著書籍，閱讀賀麟、錢穆、胡適等思想家在那個時代的著述，不難發現他們在批評資本主義無度競爭導致戰爭頻仍的同時，也都在試圖給人類提供另一種藥方——中國文明。因此，本書在最后一章即第八章中集中討論了戰后秩序重建中國文明所發揮的功能，張揚張君勱、張彭春那一代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的心智貢獻，由此只是要證明一個簡單道理：文明容或有沖突，但不會永遠，文明終究要與異質文明融合；文明和不文明肯定沖突，不文明或者說野蠻也并不必然失敗；但是文明與野蠻之持久較量，文明終究要戰勝野蠻。換言之，也就是胡適一再強調的，“一個野蠻的征服民族即便一時征服了文明，但這個野蠻民族終究還會被那些被征服民族的文明所征服”。文明是一個持續向上的進步過程，短暫的倒退、短暫的被征服都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文明發展的趨勢。

制作｜熊思琪

初審｜熊思琪

復審｜謝 惠

終審｜李 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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