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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規定：“對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本文是筆者在辦案中的記錄與思考，歡迎各位批評指正。

文｜喬治 律師

依據刑法規定，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屬于情節犯，行為人須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且達到情節嚴重程度，方可構成本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24〕13 號）第三條列舉了九種 “情節嚴重” 的具體情形，為司法認定提供了規范依據。

但本罪與詐騙、故意傷害等普通犯罪存在本質區別：普通犯罪的因果鏈條通常為 “行為人行為→損害結果”，而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執行效果依賴執行法院的積極履職，其犯罪構造中同時包含被執行人行為與執行法院行為兩大變量。據此，認定行為人構成本罪的核心前提是：排除執行法院的執行過錯，確認被執行人的行為是導致判決、裁定無法執行的唯一或主要原因。若無法證實該刑法因果關系，對行為人不得定罪。

一、無法排除執行法院過錯的，刑法因果關系中斷，不構成拒執罪

刑法對拒執犯罪的描述采用的是空白罪狀的方式，即對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情節嚴重的，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

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的解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依法嚴肅查處拒不執行判決裁定和暴力抗拒法院執行犯罪行為有關問題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文件均對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具體情形作出了細化規定。

但是無一例外，對于細化性的性規定中，都可以看到，不論是立法解釋還是司法解釋，都將“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作為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結果性行為。

換言之，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要求行為首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了放棄債權、放棄債權擔保等司法解釋所規定的不執行判決、裁定的行為，其次，因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了該行為，導致判決、裁定無法執行。

因此，從文義解釋的角度分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放棄債權、放棄債權擔保等客觀行為，是導致判決、裁定無法執行的唯一原因或者起碼應當是主要原因。然而在司法實踐中，由于可能由于部分地區的執行法院執行不規范的行為，從而亦成為了判決、裁定無法執行的原因，在此種情況下，自然不應當將判決、裁定無法執行的原因歸咎于嫌疑人、被告人。

例如，無極縣人民法院審理的（2013）無刑初字第00093號案中，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被告人李某和李某某退還劉某某股金97785元，被告人李某拒不履行判決書所確定的義務。2007年11月27日，無極縣人民法院查封被告人李某的900塊擋風玻璃，被告人李某將擋風玻璃私自轉移、銷售。

而法院審理過程中發現：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第二十九條規定：“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動產的期限不得超過一年。”第三十條規定：“查封、扣押、凍結期限屆滿，人民法院未辦理延期手續的，查封、扣押、凍結的效力消滅。”無極縣人民法院雖然查封了李某的900塊擋風玻璃，法院對被告人李某的擋風玻璃的查封期限應為一年。但是公訴機未能證明李某是在查封期限內將法院查封的玻璃私自轉移、銷售。而且，公訴機關提交的現有證據不能證實被告人將玻璃轉移、處置的具體時間；公訴機關亦未提供法院對被告人李某的900塊玻璃辦理了續行查封手續的證據。因此，法院最終對李某宣告無罪。

在該案中，其實執行法院在查封執行標的物后，應當積極地以作為的方式拍賣、變賣涉案的執行標的物，亦或者在查封期限即將到期后，積極履行續封手續。但是，執行法院都沒有做出上述執行措施。在此種情況，不能單純地期待被執行人履行。

而且，對于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而言，該罪主要保障的是司法秩序和司法權威，即因拒執行為致使人民法院無法運用強制措施，或運用強制措施無法繼續執行。但是，在該案中所呈現的狀態卻是，法院采取了強制措施，但是因執行法院在查封到期后，未續封，進而致使人民法院無法運用強制措施，或運用強制措施無法繼續執行，故，自然不能將判決、裁定無法執行的結果歸咎于嫌疑人、被告人。

法諺有云：法律不保護躺在權利上睡眠的人。其實放在執行案件中亦是如此。

二、指導案例明確：拒執罪的成立以執行法院窮盡執行措施為因果前提

在人民法院案例中有兩個無罪案例，雖然案例更多地是在論述關于“情節嚴重”的認定。但是如果細究之，就會發現，指導案例的內在邏輯其實就是執行法院的作為行為作為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認定前提。

例如，在蘇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案【入庫編號：2023-05-1-301-002】中，法院在裁判理由中就提到：在民事判決生效后，被告人蘇某為逃避法律義務實施了轉移財產的行為，但除被告人蘇某外，該執行案件中尚有其他兩名被執行人，且經辦案機關查詢，被告人蘇某及其他被執行人名下有房產、車輛等財產可供處置，公訴機關未提交證據證實辦案機關依法運用強制措施的情況，以及被告人蘇某是否實施了其他拒不執行判決、裁定行為的情況，故公訴機關提交的證據不足以證實被告人轉移財產的行為導致了判決、裁定無法執行的后果。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蘇某犯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證據不足，不能成立。

其實，在判決與裁定的執行過程中，執行機關本就具有一定積極執行的義務，不能僅僅因為刑法規定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就等同于免去了執行法院的執行義務。

換言之，正如上述案例中，法院在裁判要旨中提到的：“一方面，從債權人是否最終實現債權角度看，當行為人的拒執行為導致債權人權利最終無法得以實現時，應認定拒執行為達到了“情節嚴重”的程度，依法定罪處罰；另一方面，從人民法院執行工作的角度看，由于該罪侵犯的法益主要是司法秩序和司法權威，對于因拒執行為致使人民法院無法運用強制措施，或運用強制措施無法繼續執行的，仍可認定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的結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權力與義務是相對應的，執行法院既然擁有執行的權力，同樣，其就應當承擔窮盡執行的義務。不能僅僅因為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執行法院的判決、裁定，就直接將嫌疑人、被告人等同于刑事犯罪。因此，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前提應當是執行法院在窮盡一切合法的非刑罰措施之后，仍然不能達到執行目的。如果發現被告人有財產可供執行，應當首先采取其他合法的非刑罰強制措施，否則不應當納人刑事司法程序予以追究。

再比如，在某鋼鐵公司、林某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案【入庫編號：2023-16-1-301-001】亦是如此，法院在裁判要旨中也是明確：“無法執行”，是指即使負有執行義務的人具有阻礙、抗拒執行的行為，而人民法院在窮盡一切強制執行措施后，仍然無法實現判決、裁定所確定的結果。實踐中，負有執行義務的人抗拒執行或消極執行的情形大量存在，生效法律文書是否能得到充分執行一定程度上還取決于執行法院是否采取足夠的執行措施，不能僅以有抗拒執行或消極執行的行為就認定行為人構成犯罪。

因此，筆者認為，對于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而言，首先，應當滿足法院在窮盡一切合法的非刑罰措施之后，仍然不能達到執行目的之前提；其次，客觀上嫌疑人、被告人實施了司法解釋或者立法解釋所規定的行為，嫌疑人、被告人才可能會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否則，在無法排除執行法院積極履職的情況下，嫌疑人、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

三、以完備執行程序為前提，符合拒執罪立法本意與刑法因果原理

事實上，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規定在妨礙社會秩序這一章中妨害司法罪這一節，換言之，該罪名的保護法益，其實指向的是人民法院司法裁判的權威性。而刑法既然將司法秩序上升為刑法法益的保障范圍，那前提就在于在個案中，該執行法院的司法裁判的權威性值得被保護。

若執行法院自身執行行為未盡完備、存在明顯瑕疵，卻仍將被執行人認定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本質上是將執行不能的風險轉嫁給被執行人，變相縱容執行機關怠于履職、濫用職權。

根據《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第三款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在執行判決、裁定活動中，嚴重不負責任或濫用職權，不依法采取訴訟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執行職責，或違法采取保全及強制執行措施，致使當事人或他人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分別構成執行判決、裁定失職罪與執行判決、裁定濫用職權罪。

而執行機關未依法采取必要保全措施、未窮盡法定執行手段，進而導致判決、裁定無法執行，卻將執行不能的結果歸責于被執行人拒不履行，對執行法院而言屬于職責錯位、因果倒置，亦違背拒執罪的立法本意與刑法謙抑性原則。

換言之，要區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與“不執行判決、裁定”。例如，在執行案件中，被執行人如果有履行能力，但是其沒有隱瞞、轉移款項等行為，被執行人當然是不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亦或者即使其存在隱瞞、轉移款項的行為，其剩余的資金或者資產仍然能夠覆蓋判決、裁定所指向的債務，且其剩余的資金或者資產也在執行法院的控制中，其行為自然也不應當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

誠然，司法實踐中，執行法院客觀存在 “案多人少” 的現實壓力，執行工作難以做到盡善盡美，很多執行法院會優先執行資金、現金等便于執行的標的物，而嫌疑人、被告人在隱瞞、轉移便于執行的標的物后，執行法院往往會將嫌疑人、被告人移送公安機關。但是，執行法院尚未考量其剩余的資產（例如房產）仍然能夠覆蓋判決、裁定所確定的債務，執行法院在未依法采取完備的非刑罰懲戒與強制執行措施前，即將被執行人以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移送公安機關追究刑事責任，明顯違背刑法謙抑性原則，不符合拒執罪的適用條件與立法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