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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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人在鯀、禹的時代已居于陽城，學界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大禹導河的地帶在什么地方，學術(shù)界看法分歧較大。十八年前，我曾為臨夏張學明、趙忠二位合著的《大禹導河之州》寫過一篇序。該書的《前言》當中說：“臨夏，古稱枹罕，秦時置縣，是古代羌人生活的地方。”“公元345年，前涼張駿取枹罕，始設河州，轄興晉、大夏、永晉、武城、金城、武始六郡。這里由于有大禹導河自積石的歷史記載，張駿便以河名州。”文中提到明嘉靖兵部尚書彭澤的《重修積石禹王廟記》。該書中《積石泄湖尋禹跡》《魚躍蛙鳴彩陶美》兩篇是談禹同積石的關(guān)系的，引述一些常見的文獻之外，還錄有歷代文人相關(guān)詩文與碑刻文字。其他部分也提到臨夏范圍內(nèi)不少傳說中同夏禹有關(guān)的地名。關(guān)于臨夏遠古史和同夏人、夏王朝的關(guān)系，也一直是我關(guān)注的問題。我認為，要講清楚這個問題，只靠“夏”“大夏河”的“夏”及現(xiàn)代一些地名和后代的傳說是難以說明的，應該從最早、最原始的材料入手，從堯、舜、禹時代一些部落聯(lián)盟的布局、活動范圍和大禹的生平、經(jīng)歷等大的方面來看臨夏一帶遠古之時同禹及夏人活動的關(guān)系；關(guān)于大夏河之所在及這一帶有禹廟之事等，也要追溯其最原始的狀況與最早的記載，以這些為基礎來考察大禹治水有沒有可能到今之臨夏積石山。我在《大禹導河之州序》中已談了基本看法，但論述簡略，有些問題也尚未談到。大禹導河究竟到過還是沒有到過今臨夏之積石山一帶，又和夏人早期歷史中其他一些問題有關(guān)，是一個大問題，不能不作充分的論證。故再述己見，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關(guān)于禹是否到過今臨夏的積石

《尚書·禹貢》述雍州水路之貢道云：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

龍門位于今山西省河津縣與陜西韓城之間，兩岸峭壁對峙，形如門闕，黃河穿長峽而過。西河本指黃河由北向南一段兩岸之地，而上古主要指黃河東側(cè)靠河之地。

堯、舜的后期中心活動地區(qū)在今山西省西南部。《漢書·地理志上》太原郡有晉陽，注云：“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地叔虞······晉水所出，東入汾。”鄭玄《詩譜·唐譜》：“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處，后乃遷河東平陽。”《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堯都平陽，于《詩》為唐國。”《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有平陽縣，注引應劭曰：“堯都也，在平河之陽。”平陽在今山西臨汾西南十八里金殿鎮(zhèn)。大體上堯在平陽以北，舜的活動地帶在平陽以南，均在今山西省西南部，皆靠近黃河。那一帶是當時幾個大的部落聯(lián)盟活動的中心地帶，當時及后來人常稱述之，故很多上古文獻中以中原一帶人的口吻稱那一帶靠近黃河之處為“西河”。《尚書·禹貢》言西北貢物要“至于龍門西河”。清胡渭《禹貢錐指》云：雍之西北境遠近不同，各從其便，以至龍門，不盡由積石。其曰“浮于積石”者，舉遠以該近耳。

看來從遠古之時開始，積石其地即為中原同西部水路交通最西的起點。《尚書·益稷》載禹回答舜與皋陶之問：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其文意是：大水彌漫無際，橫流包圍山嶺，淹沒丘陵，很多地方的人被淹沒在洪水中。我先后換四個木船，方得沿山路砍削樹木作路標，和益一起組織人把新鮮的鳥獸肉分給民眾。我疏通很多河水，使它們流入周圍的湖海之中；挖深田間溝渠，使它們流進大河。同后稷一起（組織）播種，把谷物、鳥獸肉運送供給生活困乏的人，讓大家互通有無。

這是關(guān)于大禹治水的最早記載。《尚書》研究專家錢宗武先生說：“《皋陶謀》《益稷》和《堯典》《舜典》可能取材于同一原始資料，遣詞造句、表情達意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它們和《大禹謨》都是中國上古史的最早的著錄，有著更原始的文獻來源。

又《尚書·禹貢》開頭說：“禹敷土，隨山川刊木，奠高山大川。”《詩經(jīng)·商頌·長發(fā)》中有句：“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其他如《山海經(jīng)·海內(nèi)經(jīng)》《大荒北經(jīng)》和《左傳·昭公元年》《國語·周語》《鄭語》及先秦諸子等上古典籍中對大禹治水之事均有記載。

關(guān)于《禹貢》中“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句，《孔傳》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jīng)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孔穎達《正義》：“《地理志》云積石山在漢金城郡河關(guān)縣西南羌中。”河關(guān)縣東漢時改屬隴西郡，即今臨夏市積石山保安族東鄉(xiāng)族撒拉族自治縣。“羌中”之名，說明本羌人聚居之地。唐杜佑《通典》、南宋金履祥《書經(jīng)注》、清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畢沅《山海經(jīng)注》、萬斯同《群書疑辨》等皆主此說。其見于《漢書·地理志》，則其名之形成在漢代以前。

《山海經(jīng)·大荒北經(jīng)》云：禹湮洪水，殺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為池，群帝因以為臺。在昆侖之北。

其中說的相繇，郭璞注：“相柳也，語聲轉(zhuǎn)耳。”“禹塞洪水，由以溺殺之也。”《海外北經(jīng)》載：共工之臣曰相柳氏······相柳之所抵，厥為洋溪。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谷種。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為眾帝之臺。在昆侖之北。

由“在昆侖之北”一句可知，“禹湮洪水，殺相繇”之地即在今甘肅中部一帶。這同《尚書·禹貢》所載禹治水至于積石的說法相合。

大禹治水，不僅因為黃河中游發(fā)水時泛濫，淹沒居處田地以至于危及部落聚盟議事中心與部落聚居之地。而靠近上游處不暢通，河水隨時改道造成中游一帶的災難，亦成常有之事。桓譚《新論·離事》：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為平地災害。又說，王平仲云：“《周譜》言定王五年，河徙故道。”

清代胡渭《禹貢錐指》卷一中也說：“河自禹功告成，下迄元明，凡五大變，而漸淤漸塞者不與。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長壽津，與漯別行而東北合漳至章武入海。”堯舜禹的時代，黃河是從積石以東如今日之形成一個“幾”字流程，還是在積石以北某處即向東流至今之山西省西南部，也很難說，因四千多年中地殼變化和地震等原因，其地形狀況與今日之地形狀況并不完全一樣，我們不能用今日所見之地形來確定其有無。所以，禹治水時的行程不是沿今日黃河“幾”字形流程而是從平陽附近直接西至積石一帶的可能河北行至臨河一帶，再東折至龍門，故幾種上古文獻中都有“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之類的記載。當然，這條河道應該很早也存在，只是常有變動，而大禹從積石以北起疏通了流經(jīng)龍門的河道，使河水河道變長，水流變得平緩而不是直接東行沖向西河一帶。

徐旭生先生在其《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增訂本之后留下的遺著《堯、舜、禹》一文中說：《山海經(jīng)》中屢次說到“禹所積石之山”。由此可推想禹或四岳領(lǐng)導著幾個助手，順著黃河的經(jīng)流，翻山越嶺，向上游探尋。走過不少地方，最后到了一處，覺得上源過遠，無法探測。這一次的探測現(xiàn)在已經(jīng)可以告一段落，回頭定計劃時已經(jīng)敷用，不必再往前走。可是此次所到之處應該留一點記號，以便將來尋找。······于是禹或四岳就領(lǐng)著助手們找些石頭，積成石堆。后人走過這里，看見這一堆石頭，就把這個叫作禹所積石之山。

徐先生上世紀20年代同瑞典的赫定博士率西北科學考察團在陜甘一帶進行過科學考察。他的論說是很有道理的。《山海經(jīng)》中提到積石山的，《西山經(jīng)·西次三經(jīng)》中有“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一段，《海內(nèi)西經(jīng)》中又說：“大禹所導積石山”；《大荒北經(jīng)》在“先檻大逢之山”之下又說：“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積石。”關(guān)于這個積石山在什么地方，徐先生在上文中有一條注：《史記·六國年表》：“禹興于西羌。”羌即姜。西羌即今陜西關(guān)中西部姜水流域。姜、羌同屬一部族，為華夏族的一支。羌人分布于陜、甘、青的渭水上游、洮河、大夏河、黃河上游及湟水流域。在今甘肅臨夏（古河州）地區(qū)有積石山。縣城西北又有積石關(guān)，下臨黃河，兩山如削，兼河與關(guān)，形勢險要。看來“積石”之命名，自有其來源。可以推想大禹或四岳及其助手曾探尋及此，也很難說。

看來徐旭生先生以為，如果禹或四岳到過積石山，則只能是今臨夏的積石山。至于說究竟是導河至此，還是考察至此，可以再研究。但即使是考察而到了這里，如發(fā)現(xiàn)會形成河水改道的地勢，也還是會組織人加以整治的。所以，說禹治河上至積石，是沒有錯的。

二、關(guān)于上古“夏”與禹所

至“積石”之所在關(guān)于大禹治水是否到過西北的積石、積石在什么地方這兩個問題，學術(shù)界看法有分歧，有的學者認為禹治水只是在中游的今山西、河南一帶，還有學者認為在今山東一帶。似乎都有些道理。大禹治水之事相傳四千多年，人們的認識、理解產(chǎn)生歧義，在所難免。我以為要確定此，不僅要有文獻的依據(jù)，或依據(jù)傳說講出些理由，而一定要著眼于最早、最原始的記載，要從一般傳說難以改變的事實中去尋找證據(jù)。

關(guān)于禹之前夏人興于何處，上一部分已引徐旭生先生之說。徐先生不僅依據(jù)《史記·六國年表》之說，而且上世紀40年代曾到陜甘之間很多地方做過實地考察，對上古中華史、遠古史有深入的研究。我們還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進一步的證明。

第一，《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寫季札觀樂，從《周南》《召南》依次歌之，季札都有評論。“為之歌《秦》”之后，季札說：此之謂夏聲。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季札說《秦風》為“夏聲”，那么，夏地應在后來秦人所居之地。

秦人發(fā)祥于何處，以前學者們只說在汧、隴之西，但不能確指。自從20世紀90年代初在禮縣大堡子山出土了大量精美銅器等，學者們認定是秦王族早期陵墓，人們才知道秦人之漸漸興起是在隴右一帶的。至秦襄公佐周平王東遷，向東受周之故地，故曰“周之舊”。

有的學者認為上古之夏其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部，因為當時禹居于夏，故所建之王朝名“夏”。但例之以后來一些朝代立國的情況，總是用原來的發(fā)祥地名以為朝代名，以明其事業(yè)之起始。既然春秋時秦人所居周人舊地之歌為“夏聲”，則上古之夏地應在今陜甘一帶求之。

《尚書·甘誓》云：啟與有扈戰(zhàn)于甘之野，作《甘誓》。

鄭云注：“有扈，國名，與夏同姓。”“京兆鄠縣，有扈之國也。甘，有扈郊地名。”既然禹之同姓部落在今陜西戶縣一帶，則禹亦當發(fā)祥于西北。此同《史記·六國年表》所言“禹興于西羌”之說一致。以此看來，禹所居最早之所謂“夏”是在西北無疑。夏朝之名，應是據(jù)其所起始之地，非其新居之地。古人在遷徙中常以舊名而名新地，如春秋以前楚都丹陽，遷都幾次，俱名“丹陽”；戰(zhàn)國時楚都名“郢”，遷都后也仍名郢。例之以此，晉西南夏地之得名倒是由于該民族本是由黃河上游即今之大夏河一帶遷來。

第二，有一個廣泛根植于春秋以前人的意識中而被后代學者忽略的證據(jù)，就是：古代人的表字同名是有一定關(guān)系的，上古之時即如此。如《史記·孔子世家》言“禱于尼丘得孔子”，“故因名曰丘，字仲尼”（“仲”是言家族同輩中為第二）。其他名人如老子“名耳字聃”（《說文》：“聃，耳曼也。”言耳漫無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所述人表字與名的關(guān)系，莫不如此。而值得我們關(guān)注的是：春秋時鄭國的公孫夏，字子西；陳國的公子少西，字子夏；可見“夏”（夏朝，夏人）和“西”（西方）是有關(guān)聯(lián)的。那么，夏之其地在春秋時人的普遍意識中是在西方而不在冀州之地，毫無疑問（至于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則是因“夏”“商”均為西周之前朝代名，為另一種關(guān)聯(lián)方式）。

第三，上古歷史文獻之外，匯總了上古以至遠古神話傳說的《山海經(jīng)》對大禹的歷史也有所反映，并且不止一處，并且大體一致。馬克思在《〈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導言》中說，神話“是在民眾幻想中經(jīng)過不自覺的藝術(shù)方式所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神話雖然不及史書和文人之作的具體實在，但也不如史書和文人之作的可以由個別人的觀念、態(tài)度而改變事實。神話是一種群體記憶，會留下一些任何個人難以改變的基本事實。

《山海經(jīng)》中多處有關(guān)于禹身份的反映。除上一部分所引《大荒北經(jīng)》《海外北經(jīng)》之文外，其《海內(nèi)經(jīng)》云：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為鯀。······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

駱、白馬，都是上古氐人之別稱。《說文》：“駱，馬白色黑鬣尾也。”《史記·西南夷列傳》：“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shù)，白馬最大，皆氐類也。”張守節(jié)《正義》引《括地志》：“隴右成州、武都皆白馬氐，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上。”《魏書·氐傳》：“氐者，西南夷別種，號曰白馬。”看來“白馬氐”是氐人主要的或曰可以稱為正宗的一支，故氐人也可統(tǒng)稱為白馬氐。《詩經(jīng)·商頌·殷武》：“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注：“成湯之時乃氐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唐孔穎達疏：氐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

因商都東遷，先后至安陽及以東之地，故稱氐羌為“遠夷”。氐羌二族應同源，故羌族中也有白馬羌，早期氐羌居地相鄰，至漢魏六朝時仍如此。《山海經(jīng)》中言“白馬為鯀”，則鯀、禹同長期處于隴右的氐羌是有關(guān)系的。這是最早、最原始的反映。

下面再列舉一些早期傳世文獻以明之。

南朝劉宋裴骃《集解》引晉皇甫謐之說：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傳》曰“禹生于西羌”，是也。

《荀子·六略》中說：禹學于西王國。

又秦漢之間人陸賈《新語·術(shù)事》中也說：“大禹出于西羌。”

孟子、荀子、陸賈和歷史學家司馬遷均持此看法，則此說應非無據(jù)。與《山海經(jīng)》所反映大體相合。

《史記·六國年表序》說：“禹興于西羌。”這是漢代人所記。下面引述幾條先秦時文獻依據(jù)看看。

徐中舒先生《先秦史論稿》在《夏代的歷史與夏商之際夏民族的遷徙》一節(jié)引《史記·六國年表》文字后說：“禹興于西羌。”羌是西戎牧羊人，后來在甘肅一帶活動。

徐先生推測羌人是夏民族的后裔。氐、羌兩個民族是有密切關(guān)系的。《詩經(jīng)·商頌·殷開》：“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氐羌連稱。甲骨文文獻中也多“氐羌”連稱。很多歷史學家、民族學家都認為氐羌本是同族或者說是同源的。商王朝的祭祖詩中特別提到商自建國之后氐羌不敢不按時進貢，不敢不按時朝拜，則也是為了說明滅夏之后氐羌之服從。

由以上三個方面來看，大禹到過西北的積石山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除了臨夏積石山，黃河經(jīng)過之地，還有一個積石山，在今青海省東南部，《元史·地理志》稱作“大雪山”，今名“阿尼瑪卿山”，西北起于青海的興海縣以南，西南至甘肅瑪曲縣。《水經(jīng)注·河水注》云：“河水重源，又發(fā)于西塞之外，出于積石之山。《山海經(jīng)》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因為這里說河水在積石附近是“重源”“西南流”，故有的學者認為文獻所言“禹所積石之山”是指青海的積石山。清胡渭《禹貢錐指》、王鳴盛《尚書后案》、王先謙《漢書補注》等皆主此說。固然，黃河在臨夏積石山一帶是由西向東流，但在大雪山一帶也并無西南流的流程；大雪山一帶黃河支流較多，而臨夏積石山附近也有莊浪河、洮河流入。因《山海經(jīng)》的時代，不少記載根據(jù)傳聞，且輾轉(zhuǎn)傳抄，個別文字有產(chǎn)生歧異者，故要結(jié)合其他方面來考慮。上游高山峻谷，水流急，且流量較小，則治河不會涉及那里。根據(jù)當時的生產(chǎn)工具及道路交通等基礎條件，無論是治河還是進行考察，也不可能遠至青海。所以，《禹貢》所言“導河積石”的“積石”，是指今臨夏的積石山無疑。

大夏縣為西漢所置，屬隴西郡，治所在今甘肅廣河縣西阿力麻土鄉(xiāng)古城。西晉初廢，十六國前涼復置。后又為大夏郡治。“大夏”之稱成為縣名以前，其產(chǎn)生應很早。《呂氏春秋·離俗覽·為欲》云：“會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矣。”把大夏作為當時北方標志型地名，可見在上古人們意識中地位之高、影響之大。《淮南子·地形訓》中也說到“北至大夏，南至北戶”。《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瑯玡刻石》云：“六合之內(nèi)，皇帝之上，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均可看出上古之時大夏其地在從帝王至一般人心目中的地位。這里順便說一下大夏河。明代以來人們所說大夏河為古漓水，源出夏河縣西南西頃山東麓，北流至永靖縣入黃河。按《水經(jīng)注·河水注》載，大夏河：水出西山，二源合舍而亂流，徑金紐城南。《十三州地》曰：“大夏縣西有故金紐城，去縣四十里，本都尉治。又東北逕大夏縣故城南。”······《晉書地道記》于大夏縣下云：“縣有禹廟，禹所出也。”又東北徑大夏縣故城南，又東北出山，注于洮水。

文中所引《晉書水道志》文字，應出于晉代王隱《晉書》（書已散佚，清八畢沅有輯本）。在晉代之時大夏縣已有禹廟，可見其地與大禹有關(guān)的傳說產(chǎn)生很早。則古之大夏河即今洮水支流廣通河。《明一統(tǒng)志》卷三七即已指出這一點。

金紐城在今臨夏市和政縣以西，在大夏縣西南。古大夏河即今廣通河北流至今和政縣東折流入洮河。由古代文獻所反映大夏、大夏河的關(guān)系可知這一帶確為夏人活動之地。顧頡剛先生的讀書筆記中曾說：夏本在西方，后來發(fā)展至東方，而西土并未放棄。故夏后皋之墓在殽山，或是巡守道死于此，遂葬焉。看來很多古文獻提到的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是多次過其部族曾經(jīng)長久居住之地，而未專門去看其祖之舊居，以示對先祖的懷念與崇敬。以此表現(xiàn)大禹務實事而忽于虛禮。如果說是十多年中幾次在自家門前過而不進去看看為他唱過動人的《候人歌》的涂山氏之女及他們的兒子，那就不但太過分，也就太無情或太虛偽了。

看來禹當時治河而上至今臨夏之積石，加以考察治理，保障從夏人起始之地到西河一帶水路暢通，又保障華夏部落聯(lián)盟之地即夏人進一步發(fā)展之地的安全的目的在內(nèi)。黃河由龍門一段東面的安邑（在今聞喜縣以東、夏縣以北）也是多種上古文獻所載夏都，就證明這一點。

三、從地下考古看夏民族同大夏河一帶之關(guān)系

堯、舜、禹的時代已有了私有財產(chǎn)，部落、部落聯(lián)盟同周邊部族間時有爭奪，部落聯(lián)盟的首領(lǐng)已有很大特權(quán)，內(nèi)部斗爭也已經(jīng)產(chǎn)生。我們常說的“堯舜禪讓”，并不如以前所想象的是在“溫、良、恭、謙、讓”的情況下進行的，而是力量相較的結(jié)果。到堯任部落聯(lián)盟首領(lǐng)（帝）的后期，實權(quán)已差不多到了舜的手里，所以《史記·五帝本紀》中說舜“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竹書紀年》：“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舜繼位之后“流四兇族······投諸四裔”，把不與自己部族合作的部落定為“兇族”，進行打擊，遷徙到很遠的地方；任用了所謂“八元”“八愷”，分別管土地與教化，實質(zhì)上是任用親信部族的首領(lǐng)而制裁反對力量。禹要取得各部落的擁護，首先要做一些實事，有所建樹。禹治河使黃河下游各氏族部落安居樂業(yè)，建立一大功勛，取得各氏族、部落的擁護。同時他也要加強其發(fā)祥地同冀州的聯(lián)系通道，這就更有利于夏部落力量的加強。這也應是禹導河而至于積石，花十多年時間治水的一個動因。禹不是用拉攏人、結(jié)黨營私的辦法，而是在受命之后辦好這件有利于中原社會、政治、文化穩(wěn)定發(fā)展的大事，在當時中原發(fā)展中是立了很大功勞的。這也證明了他確是一位了不起的圣君。

這方面還有些考古成果值得關(guān)注。1923年首次發(fā)現(xiàn)于甘肅臨洮馬家窯的文化遺址，1944年到1945年，夏鼐先生在甘肅進行考古與考察，1945年5月曾在今臨夏和政縣的半山（當時屬寧定縣）、臨洮的寺洼山等地又發(fā)現(xiàn)大量相同文化遺址，認為與河南仰韶文化多有不同，應從仰韶文化中分出，命名為“馬家窯文化”。研究證明馬家窯文化年代早于齊家文化年代。1924年首次發(fā)現(xiàn)于臨夏廣河縣齊家坪的齊家文化，與馬家窯文化前后相承。1956年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在劉家峽及其附近進行的考古研究，進一步證明了馬家窯文化早于齊家文化。馬家窯文化主要分布于甘肅的洮河、大夏河和青海的湟水流域，因其時間較早、地域廣泛，曾被稱作“甘肅仰韶文化”。

馬家窯文化的年代約為公元前3300年~前2050年，經(jīng)歷了一千多年。在文化特征上前后發(fā)生了大的變化，學界依次分為馬家窯類型、半山類型和馬廠類型。半山類型因在臨夏和政縣半山遺址而得名，其時代相當于馬家窯文化的中期，年代為公元前2650年~前2350年。屬于半山類型的廣河地巴坪墓地在廣河縣東南部，出土遺物750多件，彩陶相當豐富。從出土石斧、錛、鑿、刀、石丸等生產(chǎn)工具，可知半山類型同馬家窯類型一樣，人們?nèi)砸赞r(nóng)業(yè)為主，兼營狩獵。很多的石彈證實了所傳黃帝時歌謠“斷竹，續(xù)竹，飛土，逐肉”是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實際的。學者們普遍認為馬家窯類型處于母權(quán)制社會的最后階段，而馬廠、半山類型已進入父系氏族社會。按各種先秦文獻所載堯、舜、禹事跡和夏代初期歷史，這正當堯舜禹至夏代初年。“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定周武王滅商在公元前1046年，以此為準據(jù)史書所載商、夏諸王在位年代確定，夏之建國在公元前2070年。多年沉潛上古史與上古文獻研究的黃懷信先生以月相記日法細考遠古史，確定武王滅紂的年代為前1101年。依此初步推定，夏之建國當在公元前2125年。此前為堯舜禹時代。如此看來，大禹治水的時間正為馬家窯文化后期。齊家文化的主要分布與馬家窯文化大體相同，而時間較遲，其年代相當于中原地區(qū)的商周時代。

下面再從銅器的產(chǎn)生來看禹與夏民族同大夏一帶之關(guān)系。

《左傳·宣公三年》載楚莊王伐陸渾之戎，兵至于雒，周定王使王孫滿慰勞之，楚莊王向王孫滿問周天子所擁有鼎之大小。王孫滿回答說：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戰(zhàn)國策·東周策》《史記·楚世家》中對此也有記述。這說明，周王朝世代相傳、直至春秋時期尚作為王權(quán)象征的銅鼎，是成于夏代的。成書于兩漢之間的《易林》在《小畜之九》中說：禹作神鼎。《漢書·郊祀志》中也說：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這里“金”指銅）看來夏人是中華各民族中最早冶銅鑄器的。

關(guān)于此，也有出土文獻為證。1978年在臨夏市東鄉(xiāng)縣林家遺址發(fā)現(xiàn)有銅渣，并在第20號房基北壁下出土一把小青銅刀。該遺址屬馬家窯類型，經(jīng)鑒定，是用錫青銅制成，含錫量約在6%至10%，碳-14年代測定約在公元前3280年~前2740年之間，是目前發(fā)現(xiàn)國內(nèi)最早的銅器，被譽為“中華第一刀”。聯(lián)系銅渣來看，也是中國開始制造青銅器的確鑿證據(jù)。可見在遠古之時這里曾經(jīng)是銅器加工之處。時間較遲，而在上古中華冶煉史上同樣有重要意義的是，在臨夏市廣河縣齊家坪遺址出土了一件有銎銅斧、一件銅鏡，年代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屬于齊家文化范圍。由之也可以看出這一帶銅器制作技術(shù)的延續(xù)。當然，在整個齊家文化青銅器鑄造業(yè)已有很大發(fā)展。齊家文化同馬家窯文化是一脈相承的。

在我國傳世文獻記載中，也是夏人是最早有銅器的。《墨子·耕注》中說：昔日夏后開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鑄之于昆吾······鼎成，三足而方。

夏后開即夏王啟，西漢初年因避諱漢景帝之名，整理古籍者均改稱作“夏后開”。夏啟開礦煉銅鑄鼎，應是繼承于禹。出土文獻和以上所列傳世文獻記載正好互相照應。

居于西方的夏人最早開始冶銅，應該有多種原因：

第一，鯀禹治水，無論是堵還是疏，都要挖掘山丘土堆。上古之人因主要靠木石器具，無論狩獵還是種植，都不會有相當深度的大面積挖掘。但疏通水道要開掘山梁或加深山谷，堵洪水也要大量土石，只有從附近山丘挖掘取之。這都可能發(fā)現(xiàn)銅、鋅、錫礦，有可能最早產(chǎn)生冶煉取青銅以制造器具之事。在馬家窯文化遺址、齊家文化遺址發(fā)現(xiàn)一些銅末，應與冶煉活動或銅器加工有關(guān)。今之甘肅地區(qū)有色金屬礦藏豐富，現(xiàn)有200多處10種有色金屬礦，包括銅礦、鉛鋅礦、錫礦等。齊家文化出土的遺址，大都位于這些礦世故所在地。

第二，西北多山，古人無論狩獵、農(nóng)耕者，以住窯洞者為多。打窯洞也要把山坡山梁挖得深一些。這不但可以發(fā)現(xiàn)礦石，也產(chǎn)生用土窯冶煉的想法（尤其窯洞中失火，使所存用來支放東西的礦石變形以至熔化，就直接提示了挖窯冶煉的想法）。則最早的冶煉金屬不是產(chǎn)生于平原地帶而產(chǎn)生于西北，也是有原因的。

第三，距今6000年前后，西亞兩河流域的青銅器物與青銅冶煉技術(shù)向周邊傳播，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之間傳入中亞東部，又由新疆經(jīng)河西走廊傳至隴右。我國發(fā)現(xiàn)最早的銅器，除上面所提到甘肅臨夏、蘭州等地發(fā)現(xiàn)的銅器，更多的發(fā)現(xiàn)于新疆與河西走廊。所以說，隴右、河西一帶青銅器的制造產(chǎn)生很早，既有華夏民族自己的經(jīng)驗積累，也與吸收中亞一帶冶煉技術(shù)有關(guān)。

由上面的論述可知，禹治水至于今臨夏積石，既同當時中原一帶部落聯(lián)盟的布局有關(guān)，也同禹夏族的來源有關(guān)，應聯(lián)系當時社會狀況及夏人的歷史、夏文化的特點及當時地理狀況來綜合分析，而不能只據(jù)某一點作結(jié)論。

古史邈遠，很多記載簡略。但如果以科學的態(tài)度，認真分析研究，有些問題還是可以得到合理的答案的。這當中特別要注意的是避免同對待漢以后史料的辦法一樣作簡單化處理，對某些情況要作細致的了解。顧頡剛、徐旭生、夏鼐等先生等到西北進行學術(shù)考察，解決了不少疑難問題，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經(jīng)驗，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礎。我們也應予重視。

作者：趙逵夫

來源：《中國土族》2023年第3期

選稿：耿 曈

編輯：杜佳玲

校對：李美云

審定：賀雨婷

責編：耿 曈

（由于版面內(nèi)容有限，文章注釋內(nèi)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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