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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和平憲法，是自民黨當局及政治家們自戰后以來就堅持不懈的“夙愿”，由于時局的限制，特別是在野黨、各群眾團體以及廣大民眾的強烈反對，使之修憲派們的企圖一直未能得逞。1991年，執政當局未經國會批準就派出自衛隊掃雷艇進入波斯灣，公然違反了不準海外派兵的憲法制約。接著，眾參兩院強行通過了PKO法案(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合作法案)，日本軍人的身影開始出現在柬埔寨、盧旺達、莫桑比克等國家和地區，事實上造成日本憲法的空洞化。于是，修改憲法的聲浪再次喧囂在日本的政壇，邁出了修改憲法的切實步驟。

1998年7月，小淵惠三登臺組閣，為了把修改憲法的問題擺到國會的議事日程，他實施了“保保聯合”的政治體制，即以自民黨內的新保守派為核心，同小澤一郎的極右政黨自由黨以及中間偏右的公明黨聯合，將內閣中的革新勢力以及護憲派一舉清除，以圖順利地展開修憲的切實步驟，并以新保守主義的理念處理日本內政外交的一切事務。

小淵其人是竹下派的會長，又是自民黨靖國關系三個委員會中的活躍分子，還是一個改憲的積極派。

早在1993年1月，他在一次講演中就說道:

由于“保保聯合”體制的樹立，國會內主張護憲的社民黨(原社會黨)、共產黨的勢力大大削弱(兩黨眾參兩院議員總數僅為40人)，而最大的在野黨民主黨，又是積極主張改憲的政黨，它的黨首鳩山由紀夫就多次表示:

正因為“保保聯合”體制控制著國會的決策杠桿，《日美安保新指針》及相關法案順利獲得國會的通過。不僅如此，1999年8月13日，國會又以壓倒多數的票數通過了《國歌國旗法》。這一法案意味著當年象征軍國主義侵略、殖民統治和殺戮奴役的“日之丸”、“君之代”得到了法律的認可，無異于為當年的侵略戰爭涂上一抹油彩，引起海內外的關注和日本國民的強烈反對。

以上幾項嚴重違反憲法原則的議案被順利通過，這在小淵內閣之前是絕無僅有的。也刺激了執政當局修憲的步伐。終于，2000年1月20日，修改憲法問題正式提交國會，盡管在討論中產生一些疑義或反對意見，但是，控制著絕對票數的“保保聯合”體制還是促使國會通過了成立眾參兩院憲法調查會的議案，其中，眾議院憲法調查會會長為原外務大臣山中條太郎，參議院的調查會長由村上正邦(自民黨議員會會長)擔任。

村上正邦十分興奮地說:

進入90年代以后，日本新國家主義思潮空前泛濫，修改憲法的聲浪此起彼伏，到了90年代后期，朝野上下主張改憲的輿論更是日盛一日。據《讀賣新聞》的問卷調查，眾參兩院的議員中竟有71%的議員贊成改憲，比1997年3月該新聞社調查時增加了11%。

另外，有54%的議員主張行使“集團自衛權”(即把日本綁在美國的戰車上，即使日本不受到攻擊，為了“集團”的安全和利益，也要行使“自衛權”)。在執政黨中，自民黨議員有80%之人贊成改憲(不久上升為95%)，保守黨(由自由黨分化出來的執政黨)是100%贊成，執政黨之一的公明黨中有64%的議員贊成改憲(據1995年調查，該黨贊成改憲派為44%)。

在野黨的民主黨中，贊成和反對各為37%(后贊成派增加至65%)。小澤一郎的自由黨內則有93%贊成改憲。在野黨中，只有共產黨和社民黨反對改憲，其中，共產黨中有95%反對，社民黨則是100%反對。再從年齡段分析，30歲以下的人員贊成改憲者為80%；40~50歲之人為73%。說明年輕一代改憲踴躍。

關于改憲的具體步驟，按著國會憲法調查會的時間表預定，眾參兩院憲法調查會提出改憲報告書的時間預定為2005年，然后再用5年時間完成修改后憲法的正式實施。對于這個時間表，有49%的議員認為這個時間合適，有39%之人主張還應該提前，9%之人主張推遲。

從政黨別來分析，主張提前拿出調查報告書的議員中，保守黨有89%，自由黨78%。自民黨則有48%，另有51%之人認為2005年前拿出報告書合適。公明黨的主張是無論調查會何時提出報告書，應以2005年為前提，之后的5年(2010年前)一定要有結論(即提出具體實施案)。

綜合以上7個主要政黨的意見，主張在2005年前拿出報告書的為84%，外有66%的民主黨人士贊同。2003年8月，小泉在一次講話時再次強調，一定要在自民黨成立50周年前，即2005年11月前完成改憲，可見執政黨改憲心理之急迫。

反對黨一側，95%的社民黨人主張拖后，共產黨則認為，“完成報告書并非是調查會的目的”，所以，有95%之人未做回答。

2001年秋，《讀賣新聞》在對國會議員和各政黨進行調查的同時，分別對各界的知識階層和普通民眾就改憲問題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是：在知識階層中有58%之人贊成改憲，普通民眾中也有54%贊同修改憲法。也就是說，有一半以上的日本人贊同改憲。

對“關心修改憲法的什么內容?”回答是“放棄戰爭和自衛隊問題”的國會議員和知識階層均為87%，普通民眾則為34%。對這個問題，普通民眾中回答“環境問題”的占45%，回答“生存權和社會福祉問題”的為28%，“保護隱私權問題”為24%，“情報公開”(透明度)的為23%。可以看出，盡管有一半左右的國民贊同改憲，但是，他們大多關心的是與家庭或個人生活密切相關的問題。

在媒體中，最積極的修憲派當屬《產經新聞》社，2002年11月3日，在憲法頒布實施56周年的日子里，《產經新聞》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為《重新考慮國家和主權的好時機》。

小澤一郎曾任自民黨干事長，在幾屆內閣中擔任過重要職務，他雖非日本政壇的“巨無霸”人物，但能呼風喚雨、擅長縱橫捭闔，又在政壇上幾進幾出，是位可以同石原慎太郎“媲美”的有影響的鷹派政治家。

小澤一郎屬于“新生代”政治家(1942年出生)，從1969年出仕當選為眾議院議員，此后一直是自民黨的核心人物，1992年12月，小澤脫離自民黨，與羽田孜合組新派，造成自民黨戰后38年執政、“一黨獨大”的局面一朝傾覆。

這以后，小澤又組建新進黨、自由黨，時而與自民黨聯合執政；時而又同自民黨反目，另起爐灶。最后，他精心組建的自由黨也有26名議員棄他而去，另組保守黨，同自民黨聯手執政。1993年5月，小澤出版了一部《日本改造計劃》，提出“普通國家說”，全面闡述了他的修憲觀。

(一)所謂的“普通國家說”

小澤認為:

這里，小澤一是強調日本應盡的“國際貢獻”；二是認為日本還算不上一個“國際國家”，所以無法為“國際貢獻”承擔責任和發揮作用，而要成為“國際國家”的前提必須成為“普通國家”。所以，小澤就他的“普通國家說”進一步做了解說，他主張，“普通國家”必須具備兩個要素。

第一要素是:把國際社會事務當作自己的責任理所當然的進行。

特別是安全保障問題，不能再回到海灣戰爭和PKO法案(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合作法案)時的爭論，以憲法和法律制度為借口，自以為是的強詞奪理，不過是設法回避國際協調責任和作用，比起其他國家，日本更應該站在為世界和平和安定作貢獻的立場上，決不能把安全保障從國際貢獻的領域里排除，從這個角度冷靜地考慮，在安全保障方面為了付出能夠符合自己(地位)的貢獻，必須整頓體制，這同軍國主義化和軍事大國化是兩回事。

第二要素是:作為人類共同的課題，如地球環境保護，以及各國在努力創造國民安定富裕生活方面，盡日本的最大努力予以協力。

上面的一席話，涉及到了小澤“普通國家說”的實質，這就是打著“國際貢獻”的幌子，鼓吹修改憲法，再不能像海灣戰爭時期以及出臺PKO法案時“以憲法和法律制度為借口”，“把安全保障從國際貢獻的領域里排除”。可見，小澤的“國際貢獻”并不由衷，“軍事貢獻論”才是他的“普通國家說”的真諦。

(二)散布“中國威脅論”

小澤作為日本鷹派政治家的代表人物，對中國改革開放后取得的長足發展很不是滋味，總是時常搞出一些“動靜”來危言聳聽。在《日本改造計劃》中，他就把“中國威脅論”拋了出來。

他在書中說:

朝鮮半島現在對日本過去的殖民地支配還怨恨甚深，阻礙著日韓、日朝關系的正常化。

所以，他主張:

由于日本社會各界不斷掀起美化戰爭、否定戰爭責任的翻案歪風，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對其進行了批判。小澤對此指責中國的批判是來源于“霸權主義”，“是做給中國人民看的”。

他說:

(三)小澤的改憲方案

小澤一再主張自衛隊要從“專守防衛戰略”轉移到“開創和平戰略”，為此：

對憲法第九條，小澤的本意當然是全面刪除，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先是以“釋憲”的方式竭力為自衛隊開出海外制造“依據”。

他稱:

不過，他對自己的“釋憲”也有些心虛，所以也索性提出了一個改憲主張，即，在憲法第九條(計有兩項，即日本放棄交戰權，不保持戰力、不以武力手段解決國際糾紛的內容)的后面再加上第三項，他所擬的內容是:

雖然他在這里打出了國聯的幌子，但是，如果這一條成立，第九條的前兩項內容也就等于虛設，變得毫無意義了。除對憲法第九條另加一個“第三項”外，小澤還提出一個方案，這就是單獨制定一個《保障和平安全基本法》，在該《基本法》中:

以上就是小澤對憲法第九條的修改意見。

他鼓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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