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百年，中國取得很多考古成果，其中一些讓古希臘歷史變得極其尷尬，比如齒輪、蒸餾器等。因為，中國考古發現的科技成果，往往都有完整的演化鏈，比如齒輪，從4000年前到戰國秦漢有較為完整的演化鏈，但古希臘“安提基特拉機械”中的遠超同時代中國的精密齒輪從何而來？

所以，中國考古越發現，古希臘越可疑。更重要的是，古希臘歷史似乎經不起質疑，糧食供應如何、農具農技如何、塊煉鐵如何保障大規模的武器裝備、書寫載體如何、古希臘人口如何等等都讓人費解，生產力與古希臘輝煌史嚴重脫節，嚴重違背社會正常發展邏輯。

總之，西方敘事下的古希臘歷史的確可疑，肯定談不上“全真”。而近日英國名校的希臘史教授，指出“修昔底德陷阱”的立論之基存在嚴重誤讀，則揭開了古希臘歷史中的又一個問題。

修昔底德陷阱問題

2012年，美國原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見下圖），根據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的一段論述，即“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在斯巴達植下的恐懼，使戰爭變得不可避免”，于是提出“修昔底德陷阱”。

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認為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必然會應對威脅，于是導致戰爭不可避免，就像雅典與斯巴達一樣。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格雷厄姆還舉了近代英國荷蘭、德國法國等戰爭“不可避免”，最終以此來隱喻中美關系。

因為“修昔底德陷阱”符合簡單化的思維特征，兼且是由美國高官提出，于是一經提出風靡全球，如今更是莫名其妙的幾乎成為國際關系“鐵律”。

問題在于：格雷厄姆的立論之基，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的上述一句話，那么這本書有沒有問題呢？近日，英國著名古典學家、牛津大學希臘史學教授蒂姆·魯德，指出其中存在嚴重誤讀，而誤讀的原因，在于翻譯錯誤和私自添加內容，內容來自英國《衛報》。

在雅典與斯巴達的這段論述上，《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有兩個版本，但兩個版本大不相同，而格雷厄姆引用的是通行本。

其一，格雷厄姆引用的通行本中是“the rise of Athens and the fear that this instilled in Sparta made war inevitable”，即“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在斯巴達植下的恐懼，使戰爭變得不可避免”。在這一語境下，于是“不可避免”的出現戰爭，必然出現“修昔底德陷阱”，強調客觀必然性。

其二，但還有一個版本，即“the Athenians growing great and creating fear in the Spartans compelled them towards making war”，意為“雅典人勢力壯大并在斯巴達人心中引發恐懼，迫使斯巴達人發動戰爭”。顯然，戰爭并非“不可避免”，而在于斯巴達人的主觀選擇，在于“主觀被迫感”。

下圖，斯巴達300勇士劇照。記得以前有人說過，西方電影考證非常厲害，會還原歷史原貌，但其實真是扯淡，下圖中的“刀”，當時壓根造不出來，這種非對稱的弧形刀具，對材料要求極高。

以上兩個版本，后者是理查德·克勞利1874 年的原版英譯，沒有“使戰爭不可避免”，前者是理查德·費瑟姆在 1903 年修訂版中加入的。蒂姆·魯德指出，1903年正值英德海軍競賽，“英德必有一戰”的陰影籠罩歐洲，于是費瑟姆將時代的焦慮投射其中，如此出現“使戰爭不可避免”。

因此，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其實一個“偽命題”，立論之基存在嚴重問題。如果將之視為真理，認為其將決定人類歷史走向，不僅荒唐而且可悲。

西史果需重新審視

以上談的是“修昔底德陷阱”，但從中卻不難看到西方描述的古希臘歷史的確存疑，需要重新審視，比如以下兩點：

首先，對于理查德·克勞利1874 年的原版英譯，蒂姆·魯德認為“更接近希臘文原意”，就是說并未完全翻譯出古希臘的原意。其實，這就是翻譯導致的信息傳遞問題，客觀上會導致信息或多或少的變化，這是客觀事實，無法改變。

問題在于，古希臘語是表音語言，古希臘人又沒有字典鎖定詞義，那么后人如何完全釋讀呢？古希臘典籍轉譯阿拉伯語、再轉譯拉丁語、再轉譯其他語言（其中包括又轉譯為希臘語）等，中間經過若干輪轉譯，那么每次轉譯偏差一點的話，那么如今還有多少是真實的？

需要注意的是，語言不僅具有時代性（因為對商朝缺乏了解，所以很多甲骨文無法破譯），還會隨時代變化而變化（語音與語義都會變化），所以先秦文獻中的爭議很多，古代就有很多相關爭論。回到古希臘語上，別說它存在中斷問題，就是連續使用，后人也必然搞不清某些字詞在當時的音與義。因此，即便古希臘典籍真實存在，后世也不可能完全解讀。

其次，1903年轉譯英文之時，理查德·費瑟姆將英德海軍爭霸的時代焦慮投射其中，于是增加“使戰爭不可避免”導致原意被篡改。上圖，阿拉伯百年翻譯運動，穆罕默德在古蘭經中說“知識，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結果阿拉伯人偏偏不翻譯中國文獻，卻翻譯了一大堆古希臘典籍，有意思。

問題在于，其他時候的轉譯，有沒有投射時代的焦慮呢？甚至，其他時代轉譯時，有沒有直接篡改原文，肆意增刪原文呢？如果每次轉譯時改變一些，那么多次轉譯后，還有多少是真實的呢？尤其在手抄本時代，轉譯的時候更容易添加私貨，其實別說不同語言轉譯，就是同一種語言手抄都會出現很多問題，比如中國道德經的版本就高達數千種。

以上兩點，只是基于“修昔底德陷阱”帶來的思考，但實際上古希臘典籍數量眾多，那么其他文獻如何呢？其中又有多少只是“更接近原意”，或者直接被篡改了原意，或增加了很多私活？

最后，雖然不能根據上述就否定古希臘文明的存在，但據此可見西方敘事下的古希臘至少不夠真實，需要中國學者重新審視，而不能西方怎么說就怎么信的深信不疑。

遺憾的是，疑點就在眼前，問題客觀存在，但象牙塔里的中國學者不僅鮮有發聲，甚至還不遺余力的維護西方敘事下的古希臘。當然，對中國歷史的質疑否定，某些中國學者向來積極又擅長。

參考資料：《觀察者網——衛報：一個翻譯錯誤，如何制造了“修昔底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