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提到李建成，第一印象總以為他是被李世民除掉的太子，好像他只會嫉妒弟弟、耍些手段，但看看最早的記載《大唐創業起居注》，就能發現他并不是那種坐以待斃的人，反而是一位文武雙全，在權力巔峰依然念及兄弟手足的悲劇長兄。

李淵在太原起兵之前，他的大兒子李建成和四兒子李元吉一直留在河東地區，《舊唐書》和《新唐書》都直接引用了這個說法：“建成攜家屬寄于河東。義旗初建，遣使密召之，建成與巢王元吉間行赴太原。建成至，高祖大喜”。
不過溫大雅寫的《大唐創業起居注》里講得很明白，李淵讓太子去河東的真正目的是暗中結交人才，并不是為了避難，他安排李世民在晉陽那邊拉攏武將和地方豪強，同時派李建成到河東一帶深入民間開展工作，兩個人各有分工，一個負責軍事力量，一個負責聯絡民心。
李淵擔任太原道安撫大使時，表面按皇帝旨意辦事，心里卻暗自高興，覺得這是老天給的好機會，他一路收買人心，裝作寬厚的樣子，招攬人才，把李建成安排在河東這個位置，正好處于長安到晉陽之間，是交通要道和消息樞紐，如果只是暫時寄居，不會特意選這么關鍵的地點。

李建成和普通人來往的方式，后人很少說起，史書曾記載他不擺皇子的架子，常和賣布的、賭錢的、看門的、做雜役的人坐在一起閑聊，只要是有本事的人，他都認真對待，從不嫌麻煩，后來李淵起兵的時候，黃河邊的老百姓搶著送來船只，幾百人跟著響應，這不是沖著李家這個姓氏來的，是因為李建成這幾年攢下的信用。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里寫到，李淵之所以遲遲不行動，是因為李建成和李元吉還留在河東沒有回來，這說明起兵不能只依靠晉陽一個地方，必須等河東那邊把兵力、糧草和輿論都安排妥當才能動手。

李世民拉攏的是軍功集團，李建成接觸的卻是底層百姓，比如商販、驛卒、水工和小吏，這些人平時不起眼，但關鍵時候消息傳得最快，資源調動也最靈活，史書上說李建成無能，可奪權之后誰最想抹掉他在基層的影響力呢，答案已經很明顯了。
公元617年夏天，李淵在太原起兵，他任命大兒子李建成擔任左領軍大都督，管理左三軍，二兒子李世民擔任右領軍大都督，管理右三軍，兩人是并肩作戰的搭檔，四個月里，李建成帶隊攻打河東、渡過黃河、進入長安，負責關鍵側翼的任務，不是無關緊要的角色。

長安被攻占之后，李淵建立唐廷，明確李建成以嫡長子身份為太子，按照規矩，太子需要處理朝廷事務，就得把兵權交出來，李建成確實不再帶兵打仗，但他沒有閑著，他接手了整個關中的行政系統，帶著裴寂這些文官，管理糧草、征收稅賦、招募士兵，李世民在外面攻打洛陽和河北地區，靠的就是李建成在后方支持，如果沒有這個后盾，前線軍隊早就斷糧了。
他做的事很實際，比如減輕賦稅、整修郡縣、收容流民，關中百姓和士族對他的評價不錯，稱贊他待人寬厚和氣，就連原本在敵營的魏征也愿意投靠過來，這是新朝建立時太子該承擔的責任，帶兵打仗要倚重武將，治理國家卻需要耐心和人情味。

面對手下謀臣武將的耳邊風，都曾勸李建成先動手除掉李世民，建議下毒、設伏或誣陷，他全拒絕了，只在朝堂上較勁，換掉天策府的人，卡住李世民的資源，限制他插手人事，后來李世民那邊鬧出楊文干案，明明自己牽涉其中，卻反過來指控太子謀反。李淵雖然生氣，但也沒有派人認真查證。這件事表明當對手不再遵守規則時，你的仁慈便成了你的軟肋。
至于有傳聞李建成幾次下手試圖殺死李世民陰謀，如“毒酒”與“劣馬”事件，仔細想想卻也顯得極為荒誕：
武德年間，李淵命兄弟三人馳射角勝，史書上說李建成選了匹不好的馬讓李世民騎，結果李世民連著摔了三次，但一點傷都沒有，這事聽起來就很奇怪，李世民從小騎馬打仗，對馬的了解比對自己家還熟悉，不會為了面子去騎一匹明顯有問題的馬，再說李建成真想害人，何必在皇帝眼皮底下做這種容易暴露的事，三次摔下來沒骨折也沒吐血，簡直像安排好的一樣，可能就是為了讓人覺得李世民命硬，有上天保佑，這只在后來編的《舊唐書》和《新唐書》里突然出現，很有可能就是史官為丑化李建成所寫。

還有個"毒酒"的說法，武德九年六月，李建成請李世民喝酒，在酒里下毒后，李世民吐血數斗，唐代一斗大概有兩升，"數斗"至少是四升，人全身的血液只有五升左右，真要吐出這么多，當場就會暈倒，哪能幾天后還帶兵去玄武門埋伏，更不合理的是，在政變之前，李世民早就把自己的親信安排到宮門各處，他的警惕性非常高，怎么可能喝下那杯可疑的酒，這個情節太像小說里的橋段，不是真實記錄，是為了襯托主角而硬加上去的"壞人必須壞透"套路。
玄武門事件之后，李世民立刻安排房玄齡和褚遂良重新編寫國史，李建成做過的事情，比如管理后勤、穩定邊疆、勸李淵不要急著攻打長安，全被刪除或改寫了，從敦煌出土的武德年間東宮公文殘卷來看，他批示的條令很實際，包括減少邊民的賦稅、調配軍屯糧食，這些做法跟后來貞觀時期的政策幾乎一樣，這位明明有著治國安邦之才、始終試圖守住兄弟情義的好兄長，最終背負了千年的罵名，成為了大唐最沉重的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