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不應出手相救一個人,何況此人還是一名公職人員。他被控大規模謀殺,正被帶到國際刑事法院,為其公然踐踏法治、肆意妄為的行為承擔后果。”
這是菲律賓最高法院大法官阿爾弗雷多·本哈明·卡吉奧亞對參議員羅納德·德拉羅薩最不留情面的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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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20日,菲律賓最高法院以9票贊成、5票反對、1票棄權的投票結果,駁回了德拉羅薩提出的臨時限制令申請。卡吉奧亞在協同意見書中寫下的這段話,態度之強硬、措辭之尖銳,在菲律賓司法界引發了極大震動。
卡吉奧亞的話還沒說完。他接著寫道:“法院的作為不應導致對掌權者的袒護,不應讓有罪不罰繼續存在。恰恰相反,法院本應是保護無權者權利的最后堡壘。”
他甚至用了一個極具畫面感的比喻,“法院必須嚴防自己淪為政治上方便的一塊擦腳墊,讓那些手上沾血、受到指控的人借此洗白。”
這番話之所以分量極重,是因為它不僅僅是對一個申請的法律裁決,更是在菲律賓社會長期面對“有罪不罰”困境的背景下,一位最高級別法官發出的良心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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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從菲律賓那場血腥的“禁毒戰爭”說起。德拉羅薩在2016年至2019年擔任菲律賓國家警察總監,是前總統杜特爾特掃毒行動的最高執行者。
那場運動到底有多慘烈?卡吉奧亞在意見書中提到了一個數字:僅在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11月27日期間,官方確認的死亡人數就達到20322人,平均每天約40人喪命。
而人權組織統計的數字更高,估計約3萬人在掃毒行動中喪生。
國際刑事法院第一預審分庭認定,德拉羅薩涉嫌參與了一個“共同計劃”,該計劃構成“反人類謀殺罪”,犯罪行為至少從2016年7月3日持續到2018年4月底,期間至少有32人喪生。
2025年11月,國際刑事法院秘密簽發了對德拉羅薩的逮捕令。
2026年5月11日,逮捕令被正式公開,德拉羅薩由“秘密嫌疑人”變成了被全球通緝的對象。
逮捕令公開的同一天,德拉羅薩立刻向菲律賓最高法院遞交了申請書,要求法院簽發臨時限制令,阻止政府在沒有本地法院簽發逮捕令的情況下,僅憑國際刑事法院的逮捕令或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緝令就對其實施逮捕。
他還申請了“現狀維護令”,希望法院能幫他維持現狀,阻止政府配合國際刑事法院。
最高法院在5月20日的特別全體法官會議上果斷駁回了他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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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在后來公布的裁決書中指出,要簽發臨時限制令,申請人必須證明自己擁有“明確且不可否認的法律權利”需要保護,同時還要證明這項權利正遭受“實質性侵害”。但德拉羅薩一樣都沒能證明。
法院還注意到一個頗為尷尬的事實:德拉羅薩當時正躲在參議院里接受“保護性看管”,根本沒有面臨即時的逮捕威脅。
法院甚至引用了總統馬科斯5月13日在社交媒體直播中的公開聲明,總統親口確認,沒有向執法部門下達過逮捕德拉羅薩的指令。法院因此直白地評價:德拉羅薩所謂的權利被侵犯,“更像是在腦子里想出來的,現實中根本不存在”。
他指出,德拉羅薩的請愿必須放在“有罪不罰的歷史”背景下來看待。
“禁毒戰爭”期間的大規模殺戮被杜特爾特政府當成政績來炫耀,在國際上被視為“國家支持的死亡小隊行動”,而且多年來沒有受到任何真正的調查或追訴。
卡吉奧亞說得很直白:正是因為國內司法系統長期不作為,受害者家屬才被迫走出國門,去向國際刑事法院討公道。
“我不斷懇請法院從這樣的角度來審視本案,充分認識到那數千名被謀殺的受害者,那些痛失親人的家屬,以及迫使受害者家庭只能向我們自己的體制之外尋求正義的有罪不罰現象。”
卡吉奧亞還戳穿了德拉羅薩辯護策略中的一個核心矛盾。
德拉羅薩一再援引“正當程序”作為阻止逮捕的擋箭牌,但卡吉奧亞一針見血地反問:正當程序難道是你一個人的特權嗎?那些在國際刑事法院參與訴訟的受害者和家屬,同樣也有權獲得正當程序的保護。
他們被迫遠赴海牙的國際法庭,就是為了能被人聽見。如果給德拉羅薩簽發一張臨時限制令,那就等于把受害者們好不容易爭取到的正義進程一把掐斷。
這話的潛臺詞再清楚不過:你德拉羅薩在國內有參議員的身份護體,有參議院大樓當避難所,有律師團隊幫你打官司,而那些被你下令掃蕩的貧民窟家庭呢?他們連上哪說理都不知道。
最高法院的裁決一出,菲律賓政府立刻做出了反應。司法部長弗雷德里克·維達宣布,國際刑事法院對德拉羅薩的逮捕令“具有法律效力”,菲方已正式收到協助抓捕的請求,并已指示國家警察和國調局執行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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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達還毫不客氣地說:“德拉羅薩參議員是一名逃犯,應該被移送到國際刑事法院接受審判。”
5月14日凌晨,德拉羅薩在參議員羅賓·帕迪利亞的協助下悄悄離開了參議院大樓,此后去向不明。
有消息稱他“可能攜帶武器且具有危險性”,總統府新聞官也證實,菲國警已部署多個追蹤小組展開搜捕。
卡吉奧亞大法官的這份協同意見,之所以在菲律賓社會引發巨大共鳴,是因為他觸碰了一個菲律賓政治生態中的老問題,手握權力的人,總能找到各種辦法躲避法律制裁。
法律程序可以拖,關系網可以通,而最底層的受害者除了眼睜睜看著,什么都做不了。
卡吉奧亞那句“法院不是擦腳墊”的警告,等于是向整個菲律賓司法系統發出提醒:法院本應是正義最后的避難所,而不是為有罪者洗白的工具。
對于德拉羅薩來說,最高法院的裁決只是他面對的第一道坎。他的主要訴訟,質疑政府配合國際刑事法院合法性,仍在法院待審,勝負尚未可知。
但至少在這個階段,卡吉奧亞大法官和最高法院多數法官已經表明了一個態度:在被控犯下反人類罪的嚴重指控面前,一個前警察總長、現任參議員,不能指望法院為他“開綠燈”幫他躲避追責。
說到底,這句話最狠的地方不在于法律邏輯有多嚴密,而在于它揭穿了一個殘酷的事實,在過去的菲律賓,權力總能讓某些人躲過法律的追責。但這一次,至少在這個法庭上,權力的庇護失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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