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1日，永輝超市一紙公告將昔日中國首富王健林再度推至風口浪尖。永輝超市宣布，已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大連御錦貿易有限公司、王健林、孫喜雙及大連一方集團，法院已出具《受理案件通知書》決定立案執行，涉案金額約38.6億元。這不僅是一筆巨額債務追償的開端，更折射出近年來民營巨頭在周期退潮中“互保互困”的深層困境。

01 一筆擔保如何變成38.6億強制執行

這起案件的源頭可以追溯到2023年12月。彼時，永輝超市與大連御錦簽訂股份轉讓協議，將所持3.89億股萬達商管股份以45.3億元出售，約定分八期支付。然而交易進展并不順利，除首期款按時支付外，后續款項接連逾期。2024年7月，各方簽訂《補充協議》，將剩余38.39億元重新分八期結清，付款期限延至2026年3月31日，王健林、孫喜雙、大連一方集團為剩余款項提供連帶擔保。

但讓步并未換來履約。2024年10月，永輝超市向上海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提起仲裁，要求一次性支付全部剩余款項并追究擔保人連帶責任。2026年4月14日，仲裁庭作出終局裁決，全面支持永輝訴求：大連御錦須支付剩余股權轉讓款36.39億元、違約金2.18億元，疊加律師費、保全費等合計約38.6億元；王健林等對全部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須在裁決生效20日內履行完畢。

截至5月6日，20日履行期限屆滿，永輝超市分文未得，遂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并獲立案受理。萬達集團相關負責人在接受媒體詢問時僅表示“暫無可回應”。

值得注意的是，大連御錦的實控人孫喜雙是王健林多年的好友與重要合作伙伴，兩人在地產、文旅等領域有過長期深度合作。這層私人關系使王健林自愿以個人名義為朋友的債務提供擔保，也成為今天他深陷債務泥潭的關鍵因素。

從法律角度看，本案涉及以下核心要點：

02 冰山下的債務全景

這筆38.6億元的執行案其實是王健林及萬達集團近年債務困局的縮影。

天眼查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大連萬達商業管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共有9條被執行人記錄，涉及金額達2.6億元；大連萬達集團則有6條被執行人記錄，被執行總金額高達47.32億元，執行法院包括上海金融法院、北京金融法院等。王健林個人名下亦存多條股權凍結信息，凍結股權數額超4.9億元。歷史限制消費令顯示，去年9月，王健林曾被甘肅省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下達限制高消費令，雖然僅持續36小時便被取消，但已敲響警鐘。

在更大的畫面上，萬達集團的債務壓力更為驚人。公開數據顯示，萬達集團總負債高達數千億元，萬達商管有息負債超千億元，一年內到期債務超300億元。2026年4月，大連萬達集團持有的北銀消費金融有限公司5000萬股權被上海金融法院全額凍結，期限三年，萬達的債務危機已從地產蔓延至金融領域。

為應對流動性危機，萬達集團持續進行資產拋售。2025年5月，萬達將48座萬達廣場打包出售，交易規模達500億元；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萬達已累計出售超80座萬達廣場。上海萬達小額貸款有限公司70%的股權也歷經兩次流拍后即將進入變賣階段，起拍價已從5.11億元降至4.09億元。此外，蘇寧易購向萬達集團發起的50.41億元股份回購仲裁亦在進行中，源于2018年一筆95億元的對賭投資。

03 連鎖震蕩

對王健林個人

強制執行一旦啟動，王健林名下股權、房產、存款等均可能被查封凍結。作為連帶擔保人，他沒有先訴抗辯權——法院在未執行主債務方大連御錦的情況下，可先行執行王健林的財產。這將直接沖擊其個人信用，若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人，還可能再次面臨限制高消費等措施，對珠海萬達商管的港股上市形成致命障礙——港股上市審核對實控人合規性、司法風險和信用狀況要求極為嚴苛。

對萬達集團

強制執行將加劇萬達系融資環境的進一步惡化。業內分析指出，一旦進入強制執行，可能引發“債務—擔保—執行—再違約”的惡性循環，萬達本已緊繃的融資渠道將面臨更大壓力。同時，資產處置的難度也在加大——上海萬達小貸股權兩度流拍，折價過半仍無人問津，反映出市場對萬達系資產的信心不足。

對永輝超市

作為追債方，永輝超市自身也面臨嚴峻的財務壓力。2025年公司營收535.08億元，凈虧損25.52億元；若從2021年起計，累計虧損已超120億元。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公司資產負債率高達93.39%。38.6億元若全額到賬，將極大緩解其流動性困局，但永輝在公告中也坦言“回款存在不確定性”。

時間線梳理
2018年12月 永輝超市以35.31億元受讓萬達商管1.5%股份
2023年12月 永輝以45.3億元將股份轉售大連御錦，分八期支付
2024年7月 簽訂補充協議，王健林等加入連帶擔保
2024年10月 永輝提起仲裁，要求一次性支付全部剩余款項
2026年4月14日 仲裁庭終局裁決，全面支持永輝訴求
2026年5月6日 20日履行期限屆滿，未收到任何款項
2026年5月21日 永輝公告申請強制執行，法院立案受理

04 相似案件與最終結果

中國民營巨頭創始人因債務問題面臨強制執行甚至資產清零的案例，近年并不鮮見。

蘇寧張近東：資產清零的首例樣本。 2026年3月，南京市中級法院判決，蘇寧創辦人張近東個人資產徹底清零。其背負的2387.1億元全口徑債務重組方案全部執行完畢，張近東作為連帶擔保人，個人股權、房產、金融資產及收藏品已通過司法拍賣或協議轉讓處置完畢，所得全額償債。蘇寧38家重整主體合并清算價值僅410.05億元，不足總債務五分之一，若直接破產清算，普通債權人清償率僅3.5%。張近東將全部身家注入重整信托，換取債權人暫緩追索個人擔保責任，但仍以“凈身操盤手”的身份繼續負責蘇寧業務運營，靠運營能力為自己和債權人掙回一線生機。

恒大許家印：從強制執行到全面清算。 許家印的處境更為嚴峻。2024年1月，香港高等法院對中國恒大頒布清盤令，此后許家印的境內外資產被全面凍結接管。2025年，香港高院進一步裁定許家印全球約550億元資產被凍結并交由清盤人接管，包括銀行賬戶、房產、車輛等全部納入接管范圍，其離岸家族信托也被擊穿。許家印本人早在2023年9月即因涉嫌違法犯罪被依法采取強制措施，并被處以4700萬元罰款及終身市場禁入。這是所有案例中結局最為慘烈的一例，創始人不僅資產盡失，更面臨刑事追責。

對比分析：三種不同結局

從這些案例可以看出，中國民營企業家的“無限連帶擔保”已成為債務危機中最危險的導火索。一旦企業流動性吃緊，個人擔保便可能將創始人從億萬富豪拖入資產清零甚至失去自由的深淵。對于王健林而言，38.6億元的執行案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考驗還在后面——蘇寧易購50.41億元的回購仲裁仍在推進中，萬達商管上市前途未卜，數千億債務的利息每天都在滾增。張近東式的“資產清零但保留運營權”或許是相對理想的結果，而許家印式的全面接管則是最壞的結局。王健林能否在兩者之間找到出路，取決于萬達核心資產的變現能力、債權人的博弈意愿，以及珠海萬達商管能否最終叩開港交所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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