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廟堂”與“江湖”之間:
一場關于法學教育本體價值的靈魂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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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法學教育正處在一個微妙的十字路口:一邊是法學院里高墻深院的經典教義,另一邊是律所戰場中瞬息萬變的商業邏輯。兩者之間那條若隱若現的“知行裂隙”,正在成為制約當代法治人才質量的深層瓶頸。
近日,在北京策略(廣州)律師事務所(簡稱“羊城策略”)的金烏院內,一場名為“法學院的前世今生”的主題研討,用一種近乎行為藝術的方式,試圖縫合這道“裂隙”。
當譚世貴、慕亞平、徐松林等七位深耕法學教育與實務的資深教授,從三尺講臺移步律所會客廳,這場對話便注定不同凡響。它不是在討論別人的問題,而是在對自身數十年的學術生涯與育人邏輯進行一次公開復盤與反思。
為什么要在律所談論法學院?
這個問題本身就構成了此次活動的第一層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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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客學院院長、策略首席發展戰略顧問劉桂明在開場白中道出了玄機:這并非一場普通的沙龍,而是一次“重返校園、重修課程、重新思考的集體旅程”。
傳統的法學教育,往往局限在高校內部的學科建設范疇,而將地點置換為律師事務所,實則引入了一雙來自市場與實踐的“審視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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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策略黨支部書記、管委會主任陳震引用了朱熹“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八個字,精準切中了法學教育的命門。
前半句“虛心涵泳”,是法學院賦予學子在知識海洋中沉淀素養、錘煉品格的底色;后半句“切己體察”,則是在實務硝煙中將抽象法條鍛造成解決工具的必經熔爐。
可現實是,當下諸多法學畢業生僅走完了前半程,卻在后半程的轉化之路上頻頻“卡殼”。
而這,正是此次跨場域對話的緊迫性所在。
七組關鍵詞:
一部濃縮的法學教育精神史
這場研討最精彩的部分,莫過于七位教授不約而同地用七組對比鮮明的“二字箴言”,勾勒出法學院的前世今生與未來的精神圖譜。這七組詞絕非生硬冰冷的學術概念,而是浸潤著個人生命體驗的行業診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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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譚世貴的“緣與圓”,道出了法學傳承的溫情底色。他眼中法學院的發展與國家法治進程同頻共振。
法學教育從來不只是法條的搬運工,更是一種關于職業尊榮與法治信仰的“精神基因測序”。沒有這份因“緣”而生的熱愛與歸屬,再精妙的“圓”融體系也只是空中樓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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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前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徐松林的“獲與惑”,則毫不留情地撕開了現實的傷疤。他犀利地指出:“課堂上的刑法、法考中的刑法、法官筆下的刑法,三者竟然不一樣。”這并非某一方的失職,而是暴露了知識生產、資格篩選與職業實踐三大體系之間嚴重的“信號失真”。
法學教育的“獲”是四十年重建的累累碩果,而“惑”則在于:我們輸出的究竟是自洽的理論閉環,還是足以應對真實法律戰場的“工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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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獲與惑”是診斷,那么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陳云良教授的“猛與夢”與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丁利的“變與辨”便是藥方。
陳云良從“衛生法”“文化法”等交叉學科的拓荒經歷中提煉出一個“猛”字——沒有打破學科壁壘、敢于試錯的魄力,法治人才培養的“夢”就難以照進現實。
而丁利面對AI與大數據對法律實踐的顛覆,強調了一個“辨”字:在技術洪流中,法學教育必須具備前瞻性與鑒別力,唯有跨學科的視野才能讓法律人避免成為技術的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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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學用脫節”:
構建三位一體的育人新生態
這場對話最終凝結成的最大共識,是必須徹底扭轉“重學輕用”的傳統慣性,構建一個“學”與“問、用、做”深度咬合的教育生態。
過去我們習慣于“先學后用”的線性思維——法學院負責裝填知識,社會負責暴力拆卸。但現實證明,這種模式培養出的人才往往缺乏“從卷宗到勝訴”的臨門一腳能力。現場青年律師頻頻追問“所學如何致用”,正是來自前線最真實的反饋。
解決之道在于三個維度的融合:
其一,“學與問”的融合。法學教育不應是標準答案的灌輸,而應激發對法律前提、邏輯自洽的持續追問,這是法律人應對未知變局的底層能力。
其二,“學與用”的融合。將模擬法庭、真實卷宗研討、企業合規項目前置到課堂中,讓學生在“類實戰”環境中完成知識的內化與遷移。
其三,“學與做”的融合。涵蓋客戶溝通、談判博弈、文書寫作等全套職業行為能力培養,實現從“知者”到“行者”的精彩一躍。
未來的法律人:
既要“高深”,更要“靠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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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桂明在總結中拋出的“一個問題、一個回答、一個導向”,本質上就是在為未來的法律人畫像。
“高深”是法學院賦予的思想銳度與理論縱深,是看待世界的法學透鏡;“靠譜”則是律所戰場淬煉出的責任倫理與交付能力,是委托人心中那座不倒的信任基石。二者本應一體兩面,現實中卻常常此消彼長。
要培養出“既高深又靠譜”的新一代法律人,就必須打破橫亙在“廟堂”與“江湖”之間的無形圍墻。法學院需要學會傾聽市場痛點的回聲,律所也需要主動參與到人才成型前的鍛造環節中。
正如這場在律所里舉行的法學教育研討會所昭示的:當學者愿意走出舒適區直面實踐拷問,當實務家愿意回溯理論源頭尋求智慧支撐,法學教育的“前世”積淀才能真正激活“今生”的活力,從而實現高質量發展。
唯有完成從“知行分離”到“知行合一”的范式轉換,中國的法治人才方能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撐起那片屬于自己的確定性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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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桂客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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