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來源：環(huán)球時報
5月27日，日本國會參議院全體會議表決通過了設立“國家情報會議”的法案。這一法案的粉墨登場，不僅標志著戰(zhàn)后日本的情報體系迎來了根本性重構，更在法律與制度層面，為日本徹底掙脫戰(zhàn)后和平體制，加速“再軍事化”進程打下了危險的楔子。
圖為日本國會
高市政府對情報體系的重構，絕非單純的行政機構調整，而是推動日本國家機器軍事化狂飆的制度性變革。新法案將構建以首相牽頭的“國家情報會議”作為最高決策中樞，以擬新設的“國家情報局”作為執(zhí)行機構，形成一元化的垂直情報體系。這不僅打破了戰(zhàn)后日本出于對軍國主義反思而刻意維持的外務、防衛(wèi)、警務等部門分權制衡格局，而且賦予了“國家情報會議”強制要求所有政府部門共享情報的超級權力。
更危險的是，法案明確將“對外情報活動”納入職責范圍，使得日本的情報職能從聚焦國內安全，轉向海外軍事安全情報搜集，甚至可以對外開展諜報滲透活動。這種高度集權、服務于“再軍事化”野心的情報體系調整，在日本國內也受到強烈批評。有日本學者指出，新的情報機構缺乏有效的監(jiān)督制衡機制，可能成為二戰(zhàn)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課”的翻版，淪為右翼保守執(zhí)政當局濫用行政權力的工具，不僅可能嚴重侵犯民眾的隱私權與言論空間，也可能成為當局監(jiān)控和打壓異己的工具。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令人遺憾的是，盡管日本國內各界，包括部分在野黨、一些地方的律師協(xié)會、社會團體及主流媒體和學者均對法案表達了強烈擔憂與反對，但在當前嚴重右傾化的日本政壇格局下，該法案得以輕易闖關成功，無疑暴露出日本政壇制衡能力的顯著弱化。
日方反復宣稱“專守防衛(wèi)”政策不變。但什么是“專守防衛(wèi)”？不實施先發(fā)制人攻擊，僅在遭受武力攻擊后才進行必要且最小限度的自衛(wèi)，不攻擊對方基地，不擁有戰(zhàn)略性進攻武器等才是應有之義。可今天的日本正在部署具備“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的遠程導彈，打造事實上的“航母戰(zhàn)斗群”，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乃至公開討論擁有“反擊能力”。這其中哪一項不是進攻性軍事配置？日本政府可以把“專守防衛(wèi)”4個字念上無數遍，但導彈的射程卻沒有因此縮短1公里。一邊做實打實的軍事擴張，一邊聲稱“和平國家”道路不變，這種自相矛盾的說辭，欺騙不了國際社會。
日本防衛(wèi)省 圖：資料
事實上，日本的情報集權與其對外軍事動作是高度聯(lián)動的。高市政府大力推動對菲軍援軍售，派自衛(wèi)隊參與美菲“肩并肩”軍演，首次在菲試射88式岸基反艦導彈，都暴露出愈發(fā)囂張的對外擴張野心。如果日本重新成為可以發(fā)動戰(zhàn)爭的國家，亞太地區(qū)將面臨軍備競賽升級、戰(zhàn)略誤判加劇、沖突風險陡增的嚴峻局面。尤其要看到，這種“再軍事化”的危害，絕不僅限于東亞一隅。它意味著戰(zhàn)后國際秩序的一塊重要基石正在松動。《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等文件明確規(guī)定，日本應當“完全解除武裝”，日本的和平憲法也對其軍力、交戰(zhàn)權等作出嚴格限制。日本如今的做法，是在掙脫戰(zhàn)后秩序的約束，它的這種掙脫越是用力，各國的警惕就越應該提高。
日本再次試圖沿著國內集權、對外擴張的老路狂奔，這種軍國主義回潮的動向，不僅將嚴重擾亂地區(qū)穩(wěn)定秩序，最終也必將反噬日本自身的安全與發(fā)展。亞太地區(qū)是和平發(fā)展的合作高地，絕非少數國家煽動分裂對抗的博弈場。日本應當正視國內外正義聲音的擔憂，深刻反省歷史，切實恪守和平承諾，停止在“再軍事化”和陣營對抗的危險道路上越走越遠。任何企圖顛覆戰(zhàn)后國際秩序的圖謀，都必將遭到地區(qū)國家和國際社會的堅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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