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里米?倫特柯布生態書院講座的學術啟示

2026年5月16日，柯布生態書院生態文明系列講座第57講如期舉行。美國著名生態文明研究專家、美國生態文明聯盟聯合創始人、深度轉型網絡創始人杰里米·倫特（JeremyLent）——這位被《衛報》譽為“我們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的學者——以“從榨取到共生：構建21世紀全球生態文明”為題，為線上聽眾帶來了一場思想深刻的分享。

主講嘉賓：美國生態文明聯盟聯合創始人杰里米·倫特（Jeremy Lent）先生

講座由柯布生態書院院長、全球生態教育聯盟共創人、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項目主任樊美筠博士主持。新西蘭人文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杰出訪問教授、《生態文明手冊》首席主編邁克爾·彼得斯教授，馬來西亞精英大學ELM 研究生院院長林耀祖教授，哈師大博士生導師楊麗教授，瑞典北極光基金會秘書長王薇女士，北京大學碳中和研究院氣候未來全球創新實驗室創始主任、耶魯大學世界學者王彬彬博士，揚州大學嚴嶺老師和后現代生態哲學家、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治河博士等中外生態文明專家以及眾多高校師生和環保人士??通過Zoom會議室和北京大學i1898平臺參與了此次極富深度的講座。

主持人：柯布生態書院院長、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項目主任樊美筠博士

作為本場講座的翻譯，我在準備過程中閱讀了倫特此前的兩部專著——《模式化本能：人類尋找意義的文化史》和《意義之網：整合科學和傳統智慧，在宇宙中找到我們的位置》，深刻感受到其思想的系統性與震撼力。他不僅對現代文明危機的根源做出了精準診斷，更為人類走出困境提供了一條基于世界觀革命的可行路徑。令我尤為觸動的是，這位西方思想家對中國傳統哲學——尤其是宋明理學——的詮釋及其當代意義的分析，竟如此精準而深刻。

特邀翻譯：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蔡秀英博士

他并非浮光掠影地引用東方智慧，而是將儒家“仁”的宇宙論意涵、“理一分殊”的有機整體觀、以及“天人合一”的存在論命題，系統地納入了他所構想的生態文明的理論地基之中。這場講座的核心，正是一場從“分離”到“共生”的世界觀革命——而這正是他即將出版的新書——《生態文明：創造一個惠及所有人的世界》的思想核心。

危機的深層診斷：分離作為現代性的原罪

倫特的演講并非以抽象的概念推導開場，而是引導聽眾進行了一次宏觀的宇宙凝視。他首先展示了一張經典的地球照片——人類第一次從月球視角凝視自己的家園。“這是一個奇妙的星球，是我們在宇宙中已知的唯一存在生命的地方，”倫特說，“生命在地球形成后的幾億年內就出現了，至今已持續超過四十億年。然而，只是在最近的大約十萬年內，一個特殊的物種——人類——才獲得了有意識地影響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能力。”

這一充滿敬畏感的開場之后，倫特問到：我們是如何使用這種能力的？答案并不樂觀。他隨即列舉了人類正在面臨的幾大文明危機——氣候崩潰、極端經濟不平等、社會-政治崩潰、軍事化加劇、指數級技術變革、生態超載——以此說明，當前世界體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逼近崩潰臨界點。

然而，倫特的深刻之處在于，他拒絕將這些危機視為孤立的政策失誤或技術故障。在他看來，這些危機都是更深層病征的外顯。這個深層的病根，他稱之為“分離”。由此，他引出了整場演講的核心命題：當今社會的主導價值觀，其核心正是“分離”。這種分離是多層次的——人與自然分離、人與他人分離、甚至人與自身內在本質的分離。它不是偶然出現的社會心理現象，而是一套系統性的、歷史形成的世界觀，是驅動現代文明走向懸崖的根本動力。他用一幅生動的畫面加以說明：一群人站在一起等候取餐，卻彼此通過技術手段“失聯”，也與即將入口的食物“失聯”——既不知食物從何而來，也不關心其生產過程中對土地、水源和生物多樣性所造成的代價。

這種分離感有著明確的歷史譜系。倫特將其追溯至近代早期的歐洲。在科學革命的浪潮中，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人類應當“建立和擴展自身對宇宙的統治權”，成為“自然的主人和擁有者”。這一笛卡爾-培根式的二元論框架，將自然徹底對象化為一部可供拆解、分析的機器。自然不再是有靈魂的母親，而是沉默的資源庫。與之相伴而生的，是“人類至上”與“白人至上”兩重有毒的意識形態。

這一世界觀的經濟學表達，便是全球資本主義。倫特對資本主義的分析直指其深層設計原則：無限增長、股東利益最大化、物質消費作為福利的代理指標、非人自然作為有待變現的資源。在這一邏輯驅動下，全球經濟在二戰后經歷了所謂的“大加速”。主流經濟學家樂觀地預測，到本世紀中葉，全球GDP還將增長三倍。然而在倫特看來，這不是繁榮的征兆，而是文明走向懸崖的預警信號。問題不在操作層面，而在底層架構——在世界觀的層面。我們需要的是世界“操作系統”的根本轉型：從基于財富的文明轉向基于生命的文明。簡單來說，就是創建一個促進人類與地球可持續繁榮的文化與經濟體系，其最高目標是創造條件，讓所有人作為生機勃勃的活態地球的一份子而繁榮發展。

未來三種情景與生態文明的核心定義

基于上述診斷，倫特勾勒出人類文明在本世紀可能面臨的三種情景。第一種是全面的崩潰——地球系統的反饋循環將自行加速，超出任何人類干預的能力范圍。第二種是“堡壘地球”——少數精英階層將自己封閉在高度安全的堡壘之中，而大多數人則在生態崩潰與社會撕裂中掙扎求生。倫特認為，從道德角度看，這種情景甚至比第一種更令人不安，它代表著一種冷酷的救生艇倫理。

第三種，也是他多年來研究探索的選項，是向生態文明的轉型。所謂生態文明，不是對現有工業文明的綠色修飾，而是一種徹底的范式轉換：從以財富為中心的文明轉向以生命為中心的文明。它的首要目標是“創造條件，讓所有人作為繁榮的、活的地球的一部分而繁榮”。經濟發展的尺度不再是GDP的增長，而是生命本身的綻放與繁盛。

倫特強調，這一愿景并非某一位思想家的獨創，而是結晶了來自全球各地無數運動的共同智慧：從拉丁美洲的“美好生活”到非洲的“烏班圖”（Ubuntu：“我在，因為你存在”），從樸門永續原則到自然權利運動。這些被倫特稱為“相干孤島”的實踐，正在全球各地涌現。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普里高津曾言：“當一個系統遠離平衡態時，混沌之海中那些小小的相干孤島，有能力將整個系統提升到一個更高的秩序。”生態文明的使命，正是發現、連接并擴展這些孤島。

自然作為教師：來自生態系統的組織智慧

倫特最具原創性的理論貢獻之一，在于他從自然生態系統中提煉出一套可供人類社會效仿的組織原則。他指出，健康的生態系統可以在數百萬年的時間尺度上保持韌性，不是因為系統中的各個部分停止競爭，而是因為它們發展出了高度精密的合作與共生機制。

這一合作演化的敘事同樣適用于人類自身。倫特回顧了人類演化史：早期人族在大草原上面臨捕食者的高壓環境，那些學會協作的群體獲得了更高的生存概率；隨著時間推移，人類的社會認同從親緣群體擴展到整個部落；最終發展出同情、共感、內疚、感激等一系列“道德情感”。這些情感不是文化附加的奢侈品，而是演化的產物，是自然寫入人類身體的社會性本能。生命不是通過戰斗，而是通過聯網來征服世界的——這是系統生物學家林恩·馬古利斯的著名論斷，也是倫特生態文明思想的核心科學依據。

基于對自然系統的深度觀察，倫特提出了七項可遷移至人類社會的核心原則。共生，指不同物種之間通過互惠關系共同創造整體繁榮。分形繁榮，是倫特思想中最具哲學魅力的概念之一——局部與整體在不同尺度上的自相似性，個體的福祉嵌入在更大范圍的繁榮之中。多樣性是系統韌性的前提。平衡要求每一部分都與整體保持和諧關系，在經濟學層面指向穩態經濟。草根自治指向“輔助性原則”——決策權應下沉到系統中盡可能低、盡可能本地的層級。嵌入性是對笛卡爾式二元論的直接拒斥，人類不是自然的支配者，而是自然網絡中的一個節點。再生，則是生態系統最令人驚嘆的稟賦，易洛魁聯盟的憲法以一句話濃縮了這一原則：“在我們每一次審思中，我們必須考慮我們的決定對后七代人的影響。”

這七項原則共同構成了生態文明的價值地基。與之相對照，當前主導性的文化價值觀——人類至上、資本第一、商品化、等級制、結構性不平等、激勵自私——幾乎在每一個維度上都與其背道而馳。因此，文明的轉型首先是一場價值觀的革命，是一場從分離世界觀到共生世界觀的哥白尼式轉向。

生態文明實踐的多維展開

倫特的演講并未停留在哲學層面，而是將理念具體化為多個維度的實踐方案。在經濟層面，他批判了GDP作為社會進步衡量指標的根本缺陷——它將颶風災害、石油泄漏、絕癥治療計為“增長”，卻將家庭菜園、無償照料勞動、騎自行車通勤排除在外。他推薦凱特·拉沃斯的“甜甜圈經濟學”作為替代框架：經濟活動應在“社會基礎”與“生態天花板”之間的安全公正空間內運行。

在財富分配層面，倫特提出了“全民基本收入”或“公地紅利”的方案。我們每個人都繼承了一筆巨大的“共同財富”——包括大氣、淡水、土壤、海洋等自然饋贈，以及語言、文化傳統、科學知識等人類集體智慧的累積。這筆共同財富本應為所有人共享，卻被少數人以極小的“改動”圈占為私有財產。全球各地的試點項目表明，全民基本收入顯著改善了健康、教育、創業等多項社會指標。

在企業制度層面，倫特主張將“三重底線”——利潤、人、地球——寫入公司章程。在技術與治理層面，他提出“全球-本地主義”構想：技術走向開源、分布式、去中心化，全球共享的知識與本地化的實物生產相結合。在文化層面，他主張從“統治系統”走向“伙伴關系系統”，從父權制、等級制走向平等、尊重、關愛。

問答環節：AI、教育、土地與生態文明

講座結束后進入了問答環節。關于人工智能，倫特指出AI在當前資本主義體系內面臨兩個核心風險：一是財富的進一步集中，AI技術天然傾向于形成壟斷；二是AI可能強化競爭優先于合作、效率優先于關懷等基于“分離”的主導價值觀。他提出，人類必須發展一種“肯定生命”的AI——以合作、共生、生態智慧為核心設計原則的人工智能系統。

關于教育，倫特提出了三項建議。第一，教育必須強調跨學科學習，生態危機需要多學科的協同作戰。第二，培養學生的系統思維至關重要，他們需要理解反饋循環、非線性變化等復雜系統概念。第三，教育體系應當給予兒童更多自由去創造自己的學習路徑，而不是服從于等級化的、標準化的教育體制。當孩子們被允許追隨自己的興趣、在真實世界中探索問題時，他們學到的不僅是知識，更是一種與世界建立聯結的能力。

關于“半個地球”倡議，倫特指出，如果人類希望在2050年將地球百分之五十的土地保留給自然生態系統，那么農業轉型就不僅僅是可選項，而是必選項。他主張用農業生態學取代工業化的單一作物種植，以樸門永續和再生農業為實踐框架。但他強調，如果不改變現有的權力結構與企業行為模式，任何技術方案都將被資本邏輯所吞沒。

結語：生態文明的希望在哪里

最后，倫特引用了生態哲學家格倫·阿爾布雷希特提出的術語：從“人類世”走向“共生世”。人類世是由人類至上意識形態定義的時期；共生世則是一個基于共生原則的漫長時代——人類與活的地球互惠互利，成為一個學習如何照料地球母親的文明。

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創院院長、“我們時代的生態圣賢”小約翰·柯布博士曾說：“生態文明的希望在中國。”作為一個長期研究可持續發展教育的中國學者，我對此深有共鳴。這不僅是因為中國擁有悠久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傳統，更因為向生態文明的轉型，在根本上是一場從分離到共生的意義體系的轉換。在這方面，中國思想傳統所提供的思想資源，或許比任何其他文明都更為豐富、更為直接。

倫特所提出的問題——如何從榨取走向共生？如何將地球作為一個活生生的超級有機體來尊重與照料？——已經不僅僅是他個人的學術關切，而是我們這個時代所有關心人類與地球命運的人必須面對的共同課題。生態文明不是遙遠的烏托邦，而是在世界各地已經萌芽、正在生長的現實可能。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的責任是將這些“相干孤島”引入課堂、引入青年群體的視野，讓更多人理解構建一個21世紀的生態文明所需的價值觀革命——從分離到共生，從榨取到關懷。

柯布生態書院生態文明系列講座是由柯布生態書院、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和北京懷特海教育科技研究院共同主辦的研究、傳播生態文明理念與實踐的重要平臺。迄今為止已有“生態圣賢”小約翰·柯布院士、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張孝德教授、著名“三農”專家溫鐵軍教授、耶魯大學塔克教授，歐洲著名商業領袖卡斯特德博士和新農人標兵石嫣博士等50余位國內外研究生態文明的前沿專家和一線實踐者在該平臺發表了演講，上百萬聽眾聆聽了講座，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作者蔡秀英：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教育學博士，?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