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剛結束，國共雙方幾乎同時定下了“拿下東北”的決心。
結果大家都知道：我軍先行一步，控制了廣大的東北農村和中小城市，站穩了腳跟。而國民黨的“接收大員”們直到10月才姍姍來遲，發現東北早已換了天地。
這并不是誰運氣好，而是戰略洞察力與執行力的天壤之別。今天，我們就來好好復盤一下，我們為何能搶先拿下，這盤決定全國解放戰爭走向的“大棋局”。
戰略眼光上，我軍對東北早就胸有成竹。
抗戰勝利前夕，我軍就指出“從中國革命的將來前途看，東北特別重要；有了東北，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
當時，東北擁有中國最完整的工業體系，鋼鐵、煤炭等重工業產量占全國90%左右；還有長達全國總數一半以上的鐵路網，以及連接蘇朝的地理位置。
一旦控制東北地區，意味著擁有了最堅實的后勤保障和最有利的戰略縱深。
1945年8月10日至11日，為配合蘇聯紅軍，朱德連發反攻命令，其中第二號命令，明確要求冀熱遼軍區李運昌等部，立刻向東北進發。
當時，國民黨精銳主力遠在西南、西北，要從大后方空運、陸運到東北，光是調動就得耗費數月時間，面對重工業發達的東北大地，只能是望洋興嘆。
反觀我軍，冀熱遼、山東兩大解放區緊挨東北，既可陸路行軍，又能從海路運兵；比如曾克林率領的，冀熱遼軍區十六軍分區就是典型的例子。
8月13日接到命令后，曾克林率4000余名將士從撫寧縣出發，向沈陽方向急行軍，并在蘇聯紅軍的炮火配合下拿下山海關，打開了八路軍進軍東北的大門。
9月5日，曾克林部乘坐火車抵達沈陽，從接到命令到進入沈陽，不過二十來天；先頭部隊不僅“跑得快”，更能“站穩腳”。
1945年9月底，曾克林部從最初的數千人馬，迅速發展到了2.6萬余人，并配合蘇軍控制了沈陽、錦州等遼西重鎮。
有很多人會疑問，蘇軍不是剛剛解放東北嗎？為何沒有阻止我軍進入？這就要說到蘇聯模糊不清的態度。
根據1945年8月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聯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國的合法政府，并承諾支持國民黨接管東北。
所以說，在接收沈陽初期，駐沈蘇軍堅持要把沈陽等大中城市交給國民黨，拒絕曾克林部隊進入沈陽；如果蘇聯按條約辦事，我軍大規模進東北無疑將受到阻礙。
這里有一個關鍵細節：蘇方雖然在書面上要求國共雙方都不許進東北，實際上卻“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允許我軍卡住重要關隘。
原因也很簡單，蘇聯紅軍8月進東北后，關東軍雖然投降了，但國民黨大部隊遠在千里之外；如果蘇軍一走了之，整個東北的權力真空誰來填補？
當時，蘇軍的態度是：我們不主動幫助你，但也不阻止你。這種務實的曖昧，給我軍贏得了極為寶貴的“時間窗口”。
1945年9月14日，駐東北蘇軍總司令馬林諾夫斯基元帥派代表隨曾克林飛抵延安，向我方傳遞信號：“可以用東北人民自治軍的名義活動。”
當天，劉少奇便在延安主持會議，決定成立以彭真為書記的東北局，并派出2萬干部和11萬大軍火速挺進東北，先后調集了羅榮桓率領的山東主力和黃克誠所部。
當我軍已經完成集結，急行軍開赴東北時，國民黨的步伐卻是極其緩慢。
雖然說，老蔣盯住了東北，但一方面主力遠在西南，即使坐美國軍艦和飛機，也需要一些時間；另一方面，國民政府過分依賴外交，以為有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軍就會把東北拱手相讓。
可惜的是，這種被動等待的心態，令我軍先行一步爭取了東北主動權。
1945年10月12日，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領著400余人的“國府東北接收團”抵達長春，卻發現東北大部早已被我軍控制。
他向重慶發急電：晚了，一切都晚了。
老蔣氣得火冒三丈，迅速讓杜聿明率兩個軍由美艦運至秦皇島登陸，從陸路向山海關進攻，而我軍先頭部隊不僅早已卡住山海關，還贏得了兩個月的戰略時間。
不得不說，即便我軍先行一步，但國民黨的軍事武器和美國援助仍然遠超我軍；從1945年底至1946年初，國民黨精銳陸續運抵東北，大量坦克、飛機、重炮上陣，一時間出現了敵強我弱的態勢。
隨后，我軍做出調整，撤出沈陽、長春等大城市，將重心轉移至距國民黨較遠的城市和廣大鄉村，開展群眾斗爭工作，也是一套“農村包圍城市”的打法，最終在東北建立起龐大的地方武裝和穩固根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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