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秦兆陽先生110周年誕辰。這個名字，如今很多人或許覺得生疏，但在中國當代文學的隱秘脈絡里，他是一條繞不開的暗河。本期三篇文章從三個入口回望秦兆陽先生。女兒秦晴的目光溫煦而克制；馬杰梳理一位編輯家、理論家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文學突圍與戛然而止；邱俊平從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書信出發講述秦兆陽主持《當代》時如何托起陳忠實與路遙。三個視角疊合，似可照見一個人的完整輪廓——是“板大先生”，是改稿人，是擺渡者，也是風雪中獨自明亮過的一盞燈。

世人談及路遙《平凡的世界》、陳忠實《白鹿原》，常驚嘆兩部巨著橫空出世，共同撐起中國當代現實主義文學的巍峨高峰。卻很少有人知曉，在這兩位作家躋身文學巨匠行列之前，都曾經歷過創作的迷茫、處境的局促，內心滿是渴望被看見、更渴望被點醒的艱難歲月。而在那段決定其文學命運的關鍵時期，以秦兆陽為代表的一批編輯，伸手托舉、耐心打磨、輕聲指引，為他們撥開迷霧、照亮前路。

■ 《當代》創刊主編：文壇“伯樂”秦兆陽

秦兆陽集作家、理論家于一身，更以編輯為畢生事業，堪稱文壇擺渡人。他以識才眼光、嚴謹作風與擔當精神，搭建文學平臺、發掘與成就一代作家。1979年《當代》雜志創刊，秦兆陽出任首任主編。那時的中國文壇，正從長期的沉寂中蘇醒，無數寫作者躍躍欲試，卻又不知前路何方。一大批來自基層、來自農村、來自生活最深處的青年作者，筆力扎實、情感真摯，卻缺乏系統指導，更缺少一個真正有分量、有眼光的發表平臺。

從1979年《當代》創刊到1994年去世，秦兆陽主持《當代》工作16個年頭。這期間，他不僅以主編的身份把握刊物方向，更以一種近乎“導師”的角色，深度參與并影響著具體的文學創作過程。他不遺余力地發掘扶持新人，與路遙、陳忠實、莫應豐、葉文玲、王蒙等當時尚處于上升期的作家保持著密切的書信往來。這些塵封的書信，不僅還原了經典作品誕生的細節，更生動地勾勒出老一輩編輯家提攜后學、甘為人梯的奉獻精神。

秦兆陽的提攜是“授人以漁”的成長賦能。他不僅幫助作家修改稿件，更通過書信交流、當面探討，將自己的創作經驗、編輯理念傳遞給年輕一代，引導他們扎根生活、堅守現實主義，在創作中保持真誠與深度。他對路遙說，要“認真扎實地在生活與創作上摸索”，鼓勵陳忠實“應該突破了”，沖出自己現有的圈子。這種精神上的引領，讓路遙、陳忠實等作家，不僅收獲了作品的成功，更確立了清晰的創作方向，最終創作出《平凡的世界》《白鹿原》這樣的史詩性作品。

■ 一句“應該突破了”，點醒半生創作路

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檔案中，陳忠實于1984年10月16日寫給秦兆陽的六頁書信，格外引人注目，是記錄秦兆陽扶持青年作家的典型史料。這封書信字跡遒勁工整，行文鄭重懇切，六頁一千余字的篇幅，字里行間滿是陳忠實的真摯感激與深刻自省，真實還原了他在創作瓶頸期的迷茫與困惑，以及被秦兆陽點醒后的觸動與決心，為研究陳忠實的創作歷程、秦兆陽的編輯思想提供了珍貴的一手依據。

1981年4月，《初夏》初稿完成后，陳忠實第一時間將稿件寄給了《當代》雜志，經編輯部基本肯定后，提出了具體的修改意見，將稿件退回讓他修改完善。陳忠實反復打磨、幾易其稿，歷時近三年，終于在1983年元月改稿完成，稿件最終在《當代》第4期以頭條位置刊發。這篇作品的刊發，不僅讓陳忠實在全國文壇獲得了初步認可，更讓他看到了突破自我的可能，也讓他鼓起勇氣，向秦兆陽傾訴自己的創作困惑與感激之情。

《初夏》發表后，陳忠實鼓起勇氣給秦兆陽寫了一封“匯報信”。信的開頭，他坦誠寫道：“去年五月，我到北京，有機會當面聆聽了您對我的習作《初夏》的指教，深以為幸運。我知道時間對于您的價值，遠比花費在看我那樣不成熟的稿子上要更有意義。”一句“不成熟的稿子”，道盡了他當時的處境。那時的陳忠實，雖已憑借多篇短篇小說在地方文壇小有名氣，卻始終沒能真正“沖”出去，創作陷入了明顯的瓶頸，無論是作品的結構、人物的塑造，還是情感的表達，總顯得力道不足、意蘊未盡，卻又不知問題出在哪里，無從下手改變。

帶著這份迷茫與忐忑，他帶著《初夏》的初稿來到北京，原本只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渴望得到專業的指導，內心甚至有些自卑，生怕自己的作品得不到認可。他沒有想到，秦兆陽不僅抽出自己寶貴的時間，認真細致地讀完了他的初稿，還專門與他長談，逐字逐句地點撥他的創作，指出作品的優點與不足，為他梳理創作思路。更讓他終生難忘的是，在他即將離京的前幾小時，秦兆陽還特意打來電話，在電話里鄭重地對他說了一句：“應該突破了！”短短五個字，沒有華麗的辭藻，卻字字千鈞，精準擊中了陳忠實創作的要害，也點燃了他突破自我的信心與決心。

陳忠實在1984年致秦兆陽的信中，動情地記錄下了自己當時的心境：“這句話概括了我當時的創作狀況，擊中要害，當然寄托著您的殷切希望。我心里很不平靜。能不能突破一下，沖出自己現有的圈子，已經使我苦惱許久了，您這一槌正敲在我的要害上。”

陳忠實致秦兆陽信，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

■ 提綱挈領指點，為《白鹿原》誕生“鋪路”

為了不負秦兆陽那句 “應該突破了”，陳忠實回到西安后并未急于動筆。他沉下心重讀經典、重新梳理人物，甚至為小說里的每一個角色都撰寫了自傳。所有的打磨與調整，都緊緊圍繞秦兆陽那句提綱挈領的指點：“寫好父子兩代、情人一對。”

秦兆陽的點撥，既精準具體，又境界高遠。他不教陳忠實鋪陳情節、堆砌文字，而是牢牢抓住人物關系與情感內核——寫人，寫情，寫透人心。他一再強調，作品要 “出情”，要以情動人。于是，陳忠實重新動筆。前八節仔細打磨，后十二節全部重寫，篇幅從八萬多字擴充到十萬多字，結構更清晰，人物更立體，情感也更飽滿。修改完畢，稿子刊發在《當代》上，陳忠實卻依舊惴惴不安。

他在信里坦白：“稿子盡管發了，我深知與您的期望和要求相去甚遠…… 我自己覺得‘情’仍然沒有出足，還不能做到以情動人。”這種不安，恰恰是一個優秀作家走向成熟的標志。而這份自省，正是秦兆陽一點點 “逼” 出來、“養” 出來的。

《初夏》的成功，不僅在于發表了一部好作品，更在于它訓練了陳忠實駕馭復雜人物和宏大結構的能力。秦兆陽要求“出情”“突破”，促使陳忠實開始擺脫“十七年文學”中塑造“高大全”人物的思維定式，轉而關注人性的復雜性。這種從“寫政策”到“寫人情”“寫人性”的轉變，為陳忠實后來創作《白鹿原》奠定了堅實的藝術基礎。

多年之后，一部耗盡半生心血的《白鹿原》轟然問世。當我們重讀這部史詩，再回頭看《初夏》的修改歷程，看秦兆陽那句“寫好父子兩代、情人一對”“要出情”，便會恍然大悟：陳忠實后來所有的成功，都能在這段被指點、被打磨、被鼓勵的歲月里，找到最初的火種。是秦兆陽，在他最需要方向的時候，為他點亮了一盞燈。正如路遙信中所講：“我深知道，我在學習文學創作的過程中，您起了關鍵的幫助作用。”

文學史往往只鐫刻下登頂者的身影，而近四十年前的這些書信，卻為我們還原了文學傳承的另一種真相。打動我們的，不僅是路遙、陳忠實字里行間的謙遜與感恩，更是秦兆陽作為文學編輯的赤誠擔當。他以筆為犁，在堆積如山的來稿中發掘璞玉；以心為燈，在作家創作的瓶頸期指引方向。他既是嚴絲合縫的文字把關人，更是作家精神的守望者、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擺渡人。正是這份 “為他人作嫁衣” 的無私，這份 “鐵肩擔道義” 的堅守，才托舉起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座座高峰，讓那些蟄伏的才華得以破土，讓文學的火種在薪火相傳中生生不息。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保管閱覽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