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由鄭執(zhí)導演、編劇，于和偉、高圓圓主演的電影《森中有林》在全國上映。影片改編自鄭執(zhí)的同名小說，以東北為背景，講述了兩個家庭、三代人之間橫跨四十年的恩怨情仇與宿命糾纏。

《森中有林》也是作家鄭執(zhí)首執(zhí)導筒，進行的一次大膽的跨界嘗試。影片入圍了今年北京國際電影節(jié)主競賽單元并斬獲“天壇獎”最佳男主、最佳男配兩項大獎。

從小說作家到電影導演，這些年，鄭執(zhí)不斷挑戰(zhàn)和突破自己。影片公映前，我們也與鄭執(zhí)進行了一次對談。對談過程中，我們清晰地感受到鄭執(zhí)身上的一種「叛逆」。

在一個趨于保守的時代里，他堅持要打破窠臼，做盡可能新的表達。安全和不出錯，不再是他的追求。無論是寫小說還是拍電影，有趣，成為了他重要的創(chuàng)作動力；而在他看來，提供新鮮感，是創(chuàng)作者在當下的一種誠意。作為一名成熟的創(chuàng)作者，如今的鄭執(zhí)仍有拋下過往的榮譽與頭銜，去盡情冒險的可貴的勇氣。

以下是我們的對談內容，我們一起聊了聊他導演的初體驗、拍攝過程中的種種嘗試以及面對當下的時代環(huán)境，他對創(chuàng)作與自我全新的領悟。

01

“提供新鮮感，是創(chuàng)作者的誠意”

理想的編輯部：是什么契機讓您決定執(zhí)導《森中有林》？

鄭執(zhí)：最早是片方買下了版權，決定把小說改編成電影，然后我也接下了編劇的工作，等劇本寫得差不多了以后，導演還是沒有合適的人選，片方就提議說要不要我自己嘗試來當這個導演。

一開始我確實是沒有這個想法，我想過也許有一天我會當導演拍一部電影，但從來沒有想過會是《森中有林》。后來他們一直勸我，聊著聊著我也松動了，人一旦動了念頭，在改劇本的過程中就會忍不住代入導演的視角想，這場戲應該怎樣拍、演員應該選誰，諸如此類，這個念頭就再也摘不出去了，最后就覺得，那就來吧，挑戰(zhàn)一下。

理想的編輯部：可不可以介紹一下您選角的過程？我們都覺得《森中有林》的選角非常出彩。

鄭執(zhí)：這是一個很漫長的、復雜的過程。于和偉老師是我很早就希望他來出演的，然后很早約他的時間，跟他聊劇本、聊人物，等了他一年多，直到他有合適的時機。圓圓姐是最后定下來的主角。在那之前我一直掉進一個邏輯陷阱里，覺得一定要找一位東北女性。后來發(fā)現(xiàn)，為什么非得是東北女性呢？王秀義這個角色的前史本來就很神秘。剛好圓圓姐也對這個劇本感興趣，我們聊了一次，我覺得很合適。杉哥（喬杉）、小寶（宋小寶）都是友情助陣，邀請他們的原因其實是為了給觀眾一些驚喜，事實證明他們對角色的塑造也很成功。庚哥（韓庚）和小愛（張?zhí)鞇郏┒际菛|北人，無論從形象上還是對角色的理解上，都和角色很契合。

理想的編輯部：原著里廉加海和王秀義的感情故事其實只占了一小部分的篇幅，并不是小說的主線，但在電影中，您對兩人的感情線做了比較大的改動和擴充。另外，小說的結局是開放式的，但電影里每個人物的結局都非常清晰。《森中有林》從小說變成電影的過程中，在改編上您有哪些考量？

鄭執(zhí)：《森中有林》的小說其實非常難改編，因為小說的視角很多也很散，時代跨越較大，我想要表達的東西也很多，在一部電影的體量里把這些全部表達清楚是比較困難的。而我在前幾年做編劇的過程里得到的一個經(jīng)驗是，在某種商業(yè)訴求下，我還是需要在電影里講一個更清晰的故事，吸引大家走進影院。《森中有林》畢竟不是一部小成本文藝向的、以導演個人表達為首要訴求的電影，所以在改編的過程里，我需要考慮的因素也有很多。

把王秀義和廉加海這兩個角色的愛情戲份加重，確實是我在電影里做出的一個最大的改變。因為我需要在電影里將兩個家庭的命運交織在一起，它需要一個錨點，所以最后就落腳在了王秀義和廉加海兩個人的情感上。

此外，小說的結局想傳遞的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受，兩個年輕人彼此不認識對方，但雙方背后的家庭卻勾連著幾十年的恩怨，最后這兩個人就那么輕描淡寫地在飛機上說了一段對話，整個故事就結束了。但電影不能按小說這么拍。我按照小說原本的結局拍了一版電影的結尾，但嘗試了幾次剪輯之后，發(fā)現(xiàn)按照小說的結尾拍，在表達上會不太友好，比較私人，可能會變得有一點點自以為是，給人一種故弄玄虛的感覺。

整體而言，我希望自己的電影盡量不要丟掉我在小說里追求的某種感受，與此同時，能有比較通俗的、為大家接受的表達，這就加大了改編的難度。如果完全copy小說，其實只需要做一點點小的調整，但那樣的話，我自己會覺得沒有新鮮感，對讀者和觀眾來說也沒有新鮮感，我會覺得這樣很無趣。一件事一旦讓我覺得無趣，我就會喪失動力。所以我做一切改編的根源還是希望自己能做得有趣，也希望觀眾會覺得這個電影是有趣的、新鮮的。我覺得提供新鮮感是創(chuàng)作者在當下的某種誠意。

《森中有林》

理想的編輯部：聊到電影的結尾，很多觀眾在看完電影之后可能會覺得不解，感覺影片的結局有些荒誕和抽象，可不可以展開說說，為什么給電影設計了一個這樣的結尾？

鄭執(zhí)：其實在改編的過程中我一直在思考，如果需要給這個故事一個明確的結局，它會往哪兒走？寫著寫著我就會有自己的某種反叛。從創(chuàng)作的層面講，我就是在追求“新鮮”這兩個字。新鮮有很多種，可能是大家沒見過的故事邏輯、人物設定，也可能是某種拍攝手法，但這只是一方面。

如果問我的主觀意愿，我會說這個結尾代表了我對命運的一種認知。我個人認為，為命運賦予邏輯這件事，其實是人類非常自大的行為。我也可以給電影一個具有戲劇邏輯的結局，但這幾年我們的生活發(fā)生了這么多事兒，時代環(huán)境也一直在改變，所以電影的最后一幕其實可以理解為我自己對命運的疑惑的一種思考與表達。當個體命運和今天的時代結合在一起，就我個人的體驗而言，就是兩個字，抽象。

我不理解很多事，而有些事就是在你不理解的情況下發(fā)生了。你再仔細琢磨，會發(fā)現(xiàn)它好像也有合理的地方。所以結尾那場戲，我想表達的就是這種命運的抽象。但我不是在搞抽象，我只是在表達抽象。

其實我們很認真地在拍最后那場戲，所有主創(chuàng)坐在房間的大長桌前，聊了三天這場戲到底要怎么拍、怎么演，直到每個人都覺得自己角色的感覺對了才開始拍。觀眾所有的笑點，我其實也都有預料到，我沒有刻意設置笑料去逗大家笑，而是按照我的合理想象和親身經(jīng)歷，這些人坐在一起，就一定會發(fā)生那些對話，對話的喜劇效果也是因為東北人的語言特色和聊天邏輯碰撞產(chǎn)生的。

至于一個來尋仇的人，怎么忽然就和仇家扯起家常來了，然后聊著聊著、包著餃子忽然就又掀桌了，這其實是我小時候每年必看的“節(jié)目”，是我曾經(jīng)的某種日常，它不是憑空想象來的。

另外，我在這三幕戲里都設計了一些偶遇。我當然知道偶遇在一部電影里用多了并不好，它不像小說，如果把三次偶遇平鋪在一個五萬字的小說里，在觀感上會比電影更自然，但我就是想抽象地表達巧合的日常化，這也是我對這部片子、對命運和宿命的一個態(tài)度。

《森中有林》

理想的編輯部：那您會擔心最后的結尾不被觀眾理解嗎？

鄭執(zhí)：我早就想到了，但是沒有擔心。如果真的擔心，我就不會那么拍了。我知道我在做一個相對不那么保守的事，但是就像李安導演說的那樣，“寧可犯錯，不要無聊。” 我預知到有風險，或者有不那么成熟的結果，但我認為人要勇敢地表達自己跟別人不太一樣的東西，這是創(chuàng)作者對觀眾的一種真誠。

02

“我無法為東北下定義”

理想的編輯部：在新版《仙癥》的序言里，您提到您是在寫《森中有林》劇本的過程中決定擴充原來的小說，因為您覺得好像“缺了一點什么”，可以展開說說您是覺得缺了一些什么，才決定重新擴寫小說？

鄭執(zhí)：正好在電影開拍前，我有小半年的閑暇時間，《仙癥》又剛好要再版，我覺得，既然電影有了這么大的改動，小說里缺少這一部分對讀者來說也不太公平，我自己心里也會有點別扭，所以希望能讓劇本里長出來的這一部分新的東西移植進小說里。

新加入小說的這部分內容跟原本的主題也是契合的。第一版的小說集中寫了廉加海和王秀義這兩個家庭。現(xiàn)在的小說增加了郝順利、郝勝利兄弟倆的家庭故事，講了兩個混社會的孤兒是怎么來到沈陽最后一步步站穩(wěn)腳跟。他們的故事其實也折射了我對于家庭理解的另一面。補全這一章后，新版的小說跟電影的關聯(lián)感會更強，小說的視角也更豐富了。

理想的編輯部：從小說到電影，因為媒介和載體的不同，肯定會有一些表達上的偏差和磨損，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鄭執(zhí)：我覺得這種偏差很正常，這是我自己的局限以及我所面臨的狀況的某種局限。如果允許我再多加十五分鐘的內容，整部片子可能會更好。但也有可能多了這十五分鐘，我一樣無法完全表達到位，這其中既有現(xiàn)實條件的限制，也有我個人能力的局限。

理想的編輯部：拍攝電影的過程中，對您而言最棘手、最有挑戰(zhàn)的部分在哪里？

鄭執(zhí)：幾乎沒有太棘手的情況，或者說沒有“熱鍋上的螞蟻”的那種狀態(tài)。最大的挑戰(zhàn)是拍攝后期因為一些突發(fā)原因，導致拍攝時間被迫壓縮了四分之一。在拍攝周期上，一度有點焦頭爛額，需要趕快調整計劃，但好在大家都一起配合著把問題給解決了。

《森中有林》

理想的編輯部：您是否在意這部電影的“東北感”？您想在電影中展現(xiàn)的是關于東北的哪一面？

鄭執(zhí)：我覺得“東北感”是一個偽概念。什么是東北的？作為一個東北人，我其實不知道東北到底是什么，也無法去給它下定義。我并不知道東北到底有多少面，因為我只擁有我自己的這一種生活。就好比我在走出東北以前，我以為“倒騎驢”是一個行走全世界的交通工具，結果過了山海關，發(fā)現(xiàn)根本沒人見過這東西。所以我在電影中展現(xiàn)的只是我最熟悉的生活和人，比如它市井的那一面，因為我從小在菜市場旁邊長大，認識的人形形色色，我熟悉他們平時會做什么、穿什么、說什么話、關注什么，與此同時，我也熟悉我的大家庭，以及他們所處的階層，所以我所做的就是盡可能精準地還原出我自己的生活記憶，而并沒有在追求所謂的“東北感”。

理想的編輯部：您在很多采訪和對談里都曾提到過老家的一家啤酒屋，這個空間也在您的小說和電影中反復出現(xiàn)，請問電影中的啤酒屋是去實地拍攝的嗎？

鄭執(zhí)：對，是實景拍攝。我們把啤酒屋來回翻改了三次，還原了它在1997年、2005年的樣子，最后再給它翻回到2025年的樣子。我非常感謝我的團隊，搭景的成本肯定比實地翻景要低一些，但搭景的感覺怎么都不對，所以我們一直和啤酒屋的老板娘協(xié)商，克服各種困難，最后呈現(xiàn)出來的效果和搭景的確實截然不同。啤酒屋里的光影、氛圍，對我來說都是一種記憶的還原，這種真實感在拍攝的過程里是能帶給我底氣和自信的。

而且這些群演真的都特別棒，他們怎么說話、怎么抽煙、喝多了之后的狀態(tài)……所有的一切都真實到位，比如有一場戲是于和偉老師和兩個群演坐在啤酒屋里喝酒聊天。他們閑聊的每一句臺詞都是我寫的，但當我把這個臺詞給到兩位群演的時候，我根本不用解釋，他們自然能傳遞出我想要的感覺。

可能觀眾覺得這就是一場無足輕重的戲，三個人在嘮嗑，但那就是我要的氛圍，只有這個東西在，我才能相信那之后發(fā)生的一切是真的。如果連那個場景和氛圍都讓我覺得是被刻意設計出來的，那之后的故事，比如當王秀義走進啤酒屋的時候，會讓我覺得非常造作。

《森中有林》

理想的編輯部：在看小說和電影的時候，我能感覺到廉加海這個人物身上十分偏執(zhí)的一面，很好奇您最初是為什么想要塑造這樣一個主角？

鄭執(zhí)：我覺得廉加海其實是一個剛愎自用的人，他是我記憶中或者說我認知中的某一類非常常見的父輩形象——有一定的個人能力，非常有自己的想法和獨特的個性，同時又極其固執(zhí)，聽不進別人的話，認準了什么就是什么，不見棺材不落淚。廉加海身上就是有這種個性。

理想的編輯部：您在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會想要注入和展現(xiàn)您自己對某一時期或者某類人、某個現(xiàn)實問題的反思與批判嗎？

鄭執(zhí)：從來沒有，批判現(xiàn)實不是我寫小說的第一訴求。舉個例子，小說里提到的萬畝大造林，這其實是一段真實的歷史。小說里，廉加海堅持在那里種了一片樹林，但是最終他被騙了，這就是人生的抽象。我并不想批判什么，對小說來說，我寫的就是一個男人因為一場騙局去種了一片林，而這片林子里藏著許多秘密，也成為了一個家族命運的隱喻。

03

“鄭執(zhí)，癲了？”

理想的編輯部：這兩年出版和影視整體都比較低靡，身為創(chuàng)作者，面對這樣的大環(huán)境，您有怎樣的感受？

鄭執(zhí)：作為創(chuàng)作者，我只能說我還是愛寫小說、愛拍電影，但是我不能強求今天的觀眾和讀者依然像過去某個時代那樣愛我所愛的東西，愿意為它們付出那么大的精力、時間以及金錢成本。所以我沒有什么可抱怨的，這就跟人的命運一樣，有高有低，興許再過十年，電影或者小說又萌發(fā)出了某種新的形式，能重新吸引觀眾和讀者進電影院或者買小說，這都有可能。

但作為一個創(chuàng)作者，這兩年我一直非常注重為外界提供某種新鮮感，而不再保守地追求穩(wěn)妥和不出錯。就拿《森中有林》電影舉例，我在網(wǎng)上已經(jīng)看到有觀眾在看完電影以后說：“鄭執(zhí)癲了。”其實我寧可聽到這樣的評價，也不希望觀眾在看完電影以后覺得沒什么可說的或者覺得電影很無聊。最起碼我能讓觀眾感受到一種“瘋感”，那這個東西就是新鮮的，是我覺得最冒險的一條路。

今天在傳統(tǒng)的藝術門類里搞創(chuàng)作，如果仍然做著很保守的事，那確實會受到短視頻、流媒體、AI等等的沖擊，因為人家正在用新的手段講著新的故事，觀眾愛看也是理所當然的。

理想的編輯部：那您所說的提供新鮮感的能力它來自或者扎根于什么呢？

鄭執(zhí)：我覺得就是個性。我活到這個年紀了，依然有很頑皮的一面，總是想干點不一樣的，哪怕這個事在別人看來是癲的、瘋的。但對我來說，敢發(fā)瘋，就是創(chuàng)作者的某種生命力。你知道這個東西一定會引起某種反應，但它又不是真的在胡鬧，你總想往一條“安全線”外蹦一蹦，想知道那會是一種什么感覺和效果。而一旦你跳出去以后，就很難再收回來，曾經(jīng)那些保守的選擇，你就都會放棄了。

《森中有林》

理想的編輯部：您怎么看待AI對影視和文字的沖擊？

鄭執(zhí)：開玩笑地說，我覺得AI就寫不出來電影最后包餃子的那場戲。因為AI并不擁有人的“瘋感”和一些非常復雜的情緒，它沒有發(fā)展到這個程度。而人最不可被替代的部分，其實也在這里。可能就是所謂的“瘋感”，那些你怎么也控制不了的情感和沖動才是最珍貴的，尤其在創(chuàng)作中，一定要珍視那一刻。

最近有個韓劇叫《努力克服自卑的我們》，劇里寫了一種很細微的時代情緒，每個人都逐漸淪為社會某個工種、某個階層里的工具人，不存在情緒，也沒有辦法抒發(fā)情緒。劇里的男主在工作中被打壓到已經(jīng)喪失了作為一個人的自信，直到他逾越了所有教條的社會階層和制度，徹底爆發(fā)的那一刻，他才看起來像一個人。所以說得直白一點，人應該怎么活得更像一個人，這才是值得我們反思的問題。

理想的編輯部：這種理智的狀態(tài)背后可能也是大家的一種無奈或者說不敢。您剛才其實也提到自己曾經(jīng)有過非常保守、追求穩(wěn)妥的階段，很好奇您是怎么打破那種狀態(tài)的？

鄭執(zhí)：更多還是源于一個創(chuàng)作者的求生欲。你得思考怎么才能讓自己活下去、生存下去，那一定是因為你有自己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不需要多么偉大和獨樹一幟，但你一定要在你生存的時代和語境下找到自己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找到自己不一樣的表達。

《森中有林》

理想的編輯部：最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平時的生活日常嗎？

鄭執(zhí)： 一般早上 五點半到六點就醒了，起床之后就 準備送小孩上幼兒園。 然后 喝個咖啡，聽一聽播客。 我什么播客都聽， 聽得最多的是靈異故事 ， 有時候也聽特別狗血的情感八卦。等 送完孩子就 直接去健身房鍛煉 ， 鍛煉完回家 寫東西和看東西。

中午做個飯，下午寫一寫、看一看，然后又該接孩子了。 晚上吃了飯 陪孩子玩一玩，八點半到九點就上床 睡覺 了。偶爾如果有時間 ， 會自己喝個酒，或者 跟朋友出去吃個飯， 但很尷尬的是 ，現(xiàn)在跟朋友出去喝個酒，一 到 九點我就困了 （笑） 。

采訪：夭夭、寇大庸

撰文：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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