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五歲那年，我坐在媽媽那輛藍色小面包車后座，車子行駛在阿爾伯塔山麓的牛仔小道上。我問了一個問題：“印第安人現在還存在嗎？”
從后視鏡里，我看到媽媽輕笑時有些尷尬。我知道媽媽和我是原住民，因為外公是。可我在西部片、漫畫和電視里看到的印第安人，涂著戰漆，像野蠻人一樣呼喊。而媽媽家里的人，都是牛仔和女牛仔，穿得和電影里完全不同。那時候我還分不清，恐懼和困惑正在我心里打架。
十三歲，外公去世了。媽媽說起外公和他母親的關系時，語氣里總帶著不自在。我當時和媽媽親密無間，想不通為什么外公和他母親做不到。在那之前，我過的基本是白人的生活：在斯托尼納科達和楚蒂納人的土地上打冰球，看卡爾加里牛仔節，和布萊克福特人，以及后來我才意識到的離散梅蒂斯人和混血人群一起。除了媽媽那邊龐大的家族和某些不太光鮮的地方，我幾乎沒想過自己是原住民。我甚至不知道梅蒂斯是什么，只知道不住在保留地的我，不算是“真正的克里人”。我一度以為，媽媽和我身上那點原住民的血統，隨著外公的離世，已經徹底消失了。
這個想法像一扇關上的門，把我和某個部分隔開了。直到我得知外公和舅公都曾是寄宿學校的學生，才明白家族里那種對種族話題的回避、那種說不清的羞恥，不是憑空來的。殖民的回音在每一代人身上震蕩，而最讓我驚愕的是——我們竟然為自己被殖民過而感到難堪。原來，自認“不是真正的原住民”，本身就是一種創傷后的自我保護。否認身份，是因為承認太痛。
外公去世后，媽媽艱難地為他填寫原寄宿學校幸存者共同經歷賠償金申請表。在學校里，我學過一點關于寄宿學校的事：那是政府強制、教會運營的機構，用殘暴手段逼迫原住民兒童融入敵對文化。有的孩子被綁架入學，有的受到理應信任的基督徒男女的性和精神虐待，有的被同輩傷害得體無完膚。許多孩子回到家時，在自己祖輩的文化里成了異鄉人。寄宿學校留下的創傷層層疊疊——壽命縮短、自殺、酗酒成癮、貧窮、羞恥——這些影子在我家某些不被提及的角落，一直存在著。最“成功”的寄宿學校，是讓幸存者為自己身為原住民感到羞恥和混亂。當我知道外公就是其中一名幸存者時，我終于明白：我們也是“真正的”原住民。不是身份復活了，而是我一直有，只是被藏進羞恥的暗箱里。
這些暗箱里還裝著外公對曾外祖母的埋怨。他去世前跟媽媽說，他怨母親把他和弟弟送進寄宿學校，覺得那是遺棄。但媽媽的記憶里，曾外祖母和兒子的關系從一開始就不自然。我不禁想，那個做出這個決定的原住民母親，處于怎樣的困境：或許別無選擇，或許在殖民暴力下自身難保，或許她也是更早一代創傷的承受者。當羞恥像傳家寶一樣遞到下一代手里，愛就會扭曲成責備。外公的怨，未必指向一個罪人，更像是指向一個所有人都在替罪羊的體制。可他不愿承認，因為承認了，就必須觸碰自己身上那層被烙下的“不夠好”。我們家族里的人都是牛仔，勤奮、堅韌、寡言——這完美地回應了主流社會的期待，也同時掩埋了身份中最需要被看見的痛。
直到現在，我都記得五歲時那個問題冒出來的場景：藍面包車、牛仔小道、后視鏡里媽媽的表情。那微妙的尷尬里，有她作為混合身份者的兩難——既不能在孩子面前承認“我們和別人不一樣”帶來的恐懼，又無法徹底否認自己母親的來處。她笑，是一種緩沖，也是一種回避。而我把這份回避吸收進體內，學會了不問、不想、不說。很多原住民家庭都有這樣的時刻：一個孩子天真發問，卻撞上大人還沒來得及整合的傷痛。于是孩子學會察言觀色，學會合上嘴巴，學著做一個不那么“印第安”的人。
可是，假裝不存在并不能讓創傷消失。寄宿學校幸存者的后代，繼承了被消聲的習俗、被打碎的聯結、被羞恥裹挾的記憶。外公已經不在了，但那份羞恥感曾讓他與母親隔閡，也曾讓我差點把自己的根源一并埋葬。好在，當我翻動這些歷史，把自己五歲的困惑和十三歲的否認拼接在一起時，我看見了一條隱形的鏈條——羞恥如何傳遞，如何在每個節點尋找出口。如今我再問“印第安人還存在嗎”，答案變得清晰：我們不僅存在，還一直在這里。只是有時，我們藏在對自己的懷疑里，以為這些生活方式、這些痛楚、這些說不出的失落是個人軟弱，其實是代際創傷在回響。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