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內蒙古日報）

轉自：內蒙古日報

□本報記者 高莉 通訊員 馬穎

　　鹿銜草紋銀鎏金馬飾具中，圭形轡飾，盤胸和后鞧上的長方形轡飾、凸形飾，都有四肢收攏、昂首挺胸、體態飽滿的臥鹿口銜仙草圖案；纓罩上是奔鹿口銜仙草的圖案，它們統稱“鹿銜靈芝紋”，盛行于唐代、遼金時期的馬具和金銀器上。

　　契丹人的馬具不僅形式豐富、設施齊備，而且用材精良、裝飾華美，是中國馬具文化的鼎盛階段。

　　鹿銜草紋銀鎏金馬飾具

　　凸形飾約長9.2厘米、寬5.9厘米； 長方形轡飾約長4.62厘米、寬2.6厘米； 圭形轡飾長5厘米、寬2厘米。

　　“其富以馬，其強以兵”，馬是遼國人身份與財富的象征，馬背為家，鞍飾為尊，遼國人愛馬、敬馬，因此特別注重馬飾具，將愛馬之情盡付鞍轡之間。

　　遼國的馬飾具集奢華與精巧于一體，銀絡金鐙，鎏金鞍橋，飾以各種精美圖案，鏨刻細膩，流光溢彩。宋太平老人在《袖中錦》中記載，端硯、蜀錦、定瓷、契丹鞍、夏國劍皆為天下第一，他處雖效之，終不及。

　　內蒙古博物院珍藏的遼國馬飾具中，有一組4套157件，由白銀錘揲、鏨刻、模壓、鎏金、拋光等工藝而成的鹿銜草紋銀鎏金馬飾具，包括馬籠頭飾、盤胸飾、后飾等，高貴華美、氣勢非凡。

　　內蒙古博物院典藏部工作人員馬穎介紹：“銀鎏金是我國古代經典的裝飾工藝，以銀器為胎體，在表面鍍一層純金，讓器物既有銀的素雅，又有金的華貴。這套馬飾具1953年出土于赤峰市大營子村遼國駙馬墓，由凸形飾、長方形轡飾、圭形轡飾、帶扣、帶箍組成。其中，凸形飾長9.2厘米、寬5.9厘米，中間有菊花形凸起圖案，外圍飾有鹿銜草紋，背面有6個銀爪，扣于銅板上。長方形轡飾約長4.62厘米、寬2.6厘米；圭形轡飾長5厘米、寬2厘米，核心紋飾是鹿銜草紋，帶扣的扣環上有忍冬紋，背面有3顆用于固定的銀釘。帶扣后面是帶箍，長3.4厘米、寬2.3厘米。這些馬飾具的形狀及各部位名稱與唐代馬具如出一轍，反映了遼國的風貌及與中原文化的交流情況，是民族交融的歷史見證。”

　　1953年，赤峰市大營子村西北處的山地被雨水沖出一座古墓，當地政府得到消息立即將古墓保護起來，并報告上級單位。經考古工作者研究，認定這是遼穆宗應歷九年（公元959年）奧姑公主與駙馬的合葬墓，出土了大量隨葬品，還有一塊長達500余言、以漢文撰寫的墓志銘，這是解放后東北地區發掘遼金諸墓葬中研究價值最高、收獲最大的一次。

　　為此，我國歷史學家金毓黻（fú）先生1956年發文說，借此次發掘，可以考見遼國的建筑和工業藝術已經達到相當水平；出土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遺產，考見遼國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情況。墓中的遺物是死者生前的用品，拿它們與現代北方的社會用品作比較，可以知道近一千年前社會發展的程度，因此，這次發掘包括墓志銘在內的出土器物，是研究遼國社會的寶貴資料。

　　奧姑公主即耶律質古，是遼太祖耶律阿保機與欽皇后的女兒。墓志說的“駙馬”是遼國衛國王蕭沙姑，又名蕭屈列。

　　經發掘，在墓的南側室共出土8組馬具，有完整的籠頭、盤胸和鞍上的披掛。馬穎說：“從遼朝壁畫、繪畫及考古出土的文物中發現，契丹人的馬具不僅形式豐富、設施齊備，而且用材精良、裝飾華美，處于中國馬具文化的鼎盛階段。遼朝的馬具分為鞁（bèi）具和鞍具。鞁具由轡（pèi）頭、銜、鑣等組件構成。鞍具是馬挽具的總稱，包括鞍子、夾板、鞧（qiū）等，其中馬鞍居核心地位，包括馬鞍、障泥、鐙、胸帶、蹀躞（dié xiè）帶、鞧帶等。墓中出土大量成套馬具，這種情形并不多見，它解決了過去發現的很多馬具飾件用途不明的問題。”

　　鹿銜草紋銀鎏金馬飾具中的組件圭形轡飾、盤胸和后鞧上的長方形轡、凸形飾，上面都有四肢收攏、昂首挺胸、體態飽滿的臥鹿口銜仙草紋飾，纓罩上是奔鹿口銜仙草的紋飾，統稱“鹿銜靈芝紋”，盛行于唐代、遼金時期的馬具和金銀器上。

　　鹿口中銜的“草”，大多是靈芝，象征長生、祥瑞，有時也簡化為卷草、瑞草的形式，線條舒展飄逸，和鹿身的線條呼應，形成動中有靜的平衡感。

　　遼金時期流行鹿銜草紋，是游牧文化與中原文化交融的結果。漢代是鹿銜草紋的初期，鹿“銜”的是“綬帶”，寓意官祿綿長。唐代，鹿銜草紋成熟定型，鹿銜靈芝、瑞草的形象在金銀器、銅鏡上廣泛流行，隨著絲綢之路影響了北方草原游牧部族的器物風格。遼金時期，契丹、女真貴族盛行用鹿銜草紋裝飾馬具、金銀器，遼國駙馬墓出土的這套銀鎏金馬飾具，就是最典型的代表，紋樣粗獷、飽滿，帶有游牧部族的豪放氣質。

　　對游牧部族而言，鹿是草原上的祥瑞動物，象征著生命力、狩獵豐收，鹿銜草紋出現在馬具上，既體現了人們對鹿的圖騰崇拜，也寄托了出行平安、草原順遂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