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昌，歷史就寫在街頭，先賢名字就刻在路牌上。不必刻意翻閱古籍、尋訪古跡，只要走上街頭，隨口一問，便會在路名中與王陽明、徐稚、歐陽修、曾鞏、陳宏謀等人“相遇”。他們不曾遠去，只是化作了朝夕相伴的城市風景。每一條以歷史名人命名的道路，都連著一段鮮活的往事，藏著南昌獨有的風骨、才情與擔當。

一鍬一土筑起豫章雛形

南昌筑城的故事，始于西漢。公元前202年，西漢大將灌嬰奉命南征，率軍駐扎贛江之濱，夯土筑墻，建起“灌嬰城”，這便是南昌城的雛形。一鍬一土，奠定了南昌2200多年的城市根基。后來，南昌以灌嬰路銘記這位開城者，讓一座城的起點能永遠被看見。

而“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典故，則印證豫章文化的源頭可追溯至更早的春秋時期。2500年前，孔子七十二賢人之一澹臺滅明（字子羽），南游至南昌，開辦學堂，聚徒三百，將儒家文化播撒在贛鄱大地。子羽路的命名，便是對南昌教育火種的回望。

才子揮毫點亮江畔高閣

初唐時期，一位二十六歲的青年，用一篇文章讓南昌名傳千古。公元675年，王勃（字子安）南下探望父親途經南昌，恰逢閻都督重修滕王閣宴客。席間，他提筆揮毫，一氣呵成《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字字珠璣，驚艷四座。一篇序，讓一座閣不朽；一座閣，讓一座城生輝。子安路，為紀念子安而存，亦讓南昌的文化底色，從此更加耀眼。

北宋，豫章文化漸盛。唐宋八大家中，歐陽修、曾鞏、王安石都與南昌結緣。歐陽修（字永叔）勤政愛民，詩文傳世，還曾“八請洪州”，永叔路因他而名；曾鞏（字子固）任職洪州期間雖已年近花甲，但始終以“為州務去民疾苦”為己任，子固路鐫刻著他的德政；王安石受曾鞏邀請，為重修旌陽祠（今南昌鐵柱萬壽宮）作文紀念，闡述“一個好官應該如何做”，他雖未任職洪州，南昌卻以一條安石路銘記他，以表達對改革者的敬意。

“早在1934年，南昌就有了‘八大鄉賢路’的規劃，陽明路、孺子路、永叔路、子固路等路名便出現了。”知名學者、作家鄧濤介紹道。

哲思突破奏出心學回響

1935年，按照“八大鄉賢路”規劃，南昌命名陽明路，這是對一代哲人、功臣的永久銘記，也讓心學文脈融入城市日常，成為豫章文化中思想與擔當兼具的鮮明印記。

王陽明與南昌的淵源，貫穿人生關鍵節點，深刻影響城市文脈與歷史走向。

1488年，王陽明赴南昌迎娶布政司參議諸養和之女，居南昌期間夜訪鐵柱萬壽宮，結緣鐵柱宮道士，心學思想在此埋下種子。正德十四年（1519年），寧王朱宸濠在南昌舉兵叛亂，朝野震動。時任南贛巡撫的王陽明臨危受命，三十五日內便生擒朱宸濠，平定叛亂，保全南昌數十萬百姓。在南昌，他不斷思考“致良知”這個新命題，完成了心學思想的關鍵突破。

血淚寫氣節，筆墨繪風骨

南宋末年，南昌寫下最壯烈的一頁。謝枋得（號疊山），率兵抗元，城破后流亡福建，堅不仕元，最終絕食殉國，與文天祥一樣留下浩然氣節。疊山路，銘刻著這段少為人知卻撼人心魄的忠勇；天祥大道上，“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吶喊，至今仍在回響。

明清之際，藝術血脈在一位畫師身上達到頂峰。朱耷（八大山人）是明寧王朱權后裔，明亡后削發為僧，隱居南昌青云譜。他筆下的魚鳥，皆白眼向天，冷寂孤峭，以筆墨寫盡家國之痛，成為中國畫一代宗師。位于八大山人梅湖景區附近的個山路，便用他的別號來致敬這位用沉默對抗時代的藝術巨匠。

航海先驅離家探索世界

當內陸文脈沉淀千年，一位南昌人把目光投向了遼闊海洋。元代，商人汪大淵（字煥章）兩次隨商船下西洋，西抵非洲東海岸，足跡遍布220多個國家與地區，被西方學者稱為“東方的馬可·波羅”。

汪大淵從南昌出發，帶著贛鄱兒女的勇氣與好奇，駛向未知大洋，使東方的聲音和文化遠播海外。他將沿途見聞寫成《島夷志略》，詳細記載各地山川、風土、物產，是研究元代中西海上交通史的重要文獻，為鄭和下西洋指明了方向。

汪大淵出生于南昌市青云譜施堯村，家鄉人便以汪大淵的字（煥章）命名了“煥章路”，紀念這位讓贛鄱文脈通向世界的開拓者。

68個路名串起千年記憶

據統計，南昌有68條以歷史文化名人命名的道路，串聯起從春秋到近現代的45位先賢名士。這些路名藏著建城者的擔當、文人的才情、抗爭者的血性與開拓者的勇氣，共同勾勒出一條清晰的城市精神脈絡。

鄧濤認為，南昌高密度的名人路集群，不僅是地理標識，也是南昌人身份認同、文化自信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城市肌理承載起文化價值世代傳遞的使命，構成了有地域特色的“行走的城市史記”，彰顯南昌作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精神底蘊。

論名人路的密度與分量，南昌在全國首屈一指。而這份底氣，不在于名人多，而在于每一個名字，都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不朽的印記。

來源：江西晨報

記者：郭媛媛

編輯：馮智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