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埃及和阿聯酋輸出、原本用于打壓政治反對派的“恐怖主義”標簽，如今正被用于歐洲和美國，并在當地不斷侵蝕穆斯林的民主生活。

在西方公眾輿論中，一種危險說法正在擴散：穆斯林參與公民社會，實際上與一個經過協調的穆斯林兄弟會陰謀有關，其目的是從內部改變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秩序。

持這種說法的人聲稱，那些在社區中組織起來、以平等公民身份主張自身權利、并參與民主政治的穆斯林——其中許多人已是第三代移民——其實是在參與一場隱秘的“接管計劃”。這是一種陰謀論，而且并不陌生。

在特朗普政府國務院將埃及、約旦和黎巴嫩的穆斯林兄弟會分支列為“外國恐怖組織”后，一些美國州長和歐洲政客便將此當作通行證，轉而針對本國穆斯林群體。

得克薩斯州和佛羅里達州州長已推動將美國——伊斯蘭關系委員會認定為恐怖組織。此舉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象征意義，但仍是將穆斯林公民參與刑事化的嚴重一步。

荷蘭議會以微弱多數票通過將穆斯林兄弟會認定為恐怖組織，但荷蘭政府仍需決定將如何處理此事。這些政客還在稱贊一些阿拉伯國家如何把穆斯林兄弟會“清除出去”。這種說法為一種比激進主義更具腐蝕性的做法提供了思想掩護：系統性地把穆斯林公民社會排除在民主參與之外。

一些受到歐洲政客稱贊的國家，并不是通過民主方式遏制穆斯林兄弟會。它們依靠的是高壓手段：在街頭大規模殺害、處決、大抓捕，以及對一切形式政治伊斯蘭的全面壓制。歷史上，恰恰是這種國家暴力催生了激進化，而不是阻止了激進化。

現代暴力穆斯林團體的出現，根源可直接追溯到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統治下的嚴厲管控。納賽爾所代表的并非西方民主，而是強勢民族主義。

還有一個問題值得追問：為什么像阿聯酋這樣的海灣君主制國家，會在那個時間點把穆斯林兄弟會列為恐怖組織？當時正值“阿拉伯之春”之后，帶有穆斯林兄弟會背景的政黨正在整個地區贏得民主選舉。

這些認定在現實中的效果，不是消除什么真實威脅，而是讓整個群體在發聲和公民參與上陷入寒蟬效應。這些認定是某些政權自我保全的工具，并非冷靜客觀的安全評估；它們被輸出到西方，以獲得正當性。

當一些安全專家警告歐洲過于松懈時，他們實際上是在放大那些政府的安全敘事，而這些政府本就有強烈的政治動機，要摧毀本國穆斯林政治反對力量。

那個據稱威脅歐洲的穆斯林兄弟會，并沒有正式總部，沒有統一領導層，也沒有清晰的成員名冊。尤其是在2013年局勢變化之后，該組織在其昔日那個近似首都的開羅已大體遭到監禁。

這種模糊性被當成危險的證據。可實際上，它恰恰讓穆斯林兄弟會成了一個理想的“替罪羊”標簽——無法被精確定義，因此幾乎可以套用到任何人身上。

事實也的確如此。穆斯林學生社團、民權組織、倡議團體和反歧視監督機構，都曾被扣上與穆斯林兄弟會有關的帽子，而依據通常只是松散的意識形態接近性，而非任何已被證明的運作聯系。

法國解散“法國反伊斯蘭恐懼集體”時，打出的旗號是打擊“伊斯蘭主義分離主義”，并聲稱該組織與穆斯林兄弟會有關。這個組織原本致力于記錄反穆斯林歧視。

其手法如出一轍：用寬泛的意識形態懷疑取代具體證據，把“因關聯而定罪”變成證明標準。這種做法在現實中的效果，是讓整個群體在發聲和公民參與上噤若寒蟬，而不是真正消除任何威脅。

自“9·11”以來的幾十年里，美國人已經看到，“恐怖主義認定”這套邏輯可以被拉伸到何種程度——從人們在關塔那摩灣被非法監禁，到移民與海關執法局抗議者被貼上“本土恐怖分子”標簽。

當歐洲政治領導人哀嘆穆斯林沒有“融入”時，他們同時也在竭力把穆斯林進一步排除出去——剝奪他們本應與其他公民同樣享有的基本權利：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

支持融入，理應意味著擴大民主權利，而不是壓制穆斯林的公共生活。那些排斥并監控穆斯林、禁止頭巾、阻撓清真寺建設、關閉公民社會組織的社會，并不能阻止激進化。

相反，它們會加速激進化，因為這會讓年輕穆斯林更加確信：民主參與是一個陷阱，他們所生活的社會并不把他們真正視為其中一員。

這與20世紀之交的反猶主義話語頗為相似。那時，人們把猶太教重新定義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而非宗教，以此為排斥提供理由。今天的反穆斯林話語則堅持認為，伊斯蘭不是一種信仰，而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治理計劃。

歐洲長期以來一直有壓制少數宗教、扶持主導性教會的歷史，因此尤其容易接受這種敘事。歐洲本應更清楚這一點。

這種論調真正的危險在于，它為一件范圍更廣的事情提供了聽上去體面的理由：把穆斯林的公民參與本身視為可疑，并把一種壓制社區、讓政府噤聲那些為自身權利發聲者的工具交到政府手中。開放社會不是靠這種方式保護自己。它們是靠這種方式，把自己一點點掏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