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巴蜀大地，歷史悠久，文脈綿長。從《蜀王本紀》到《華陽國志》，從《蜀梼杌》到《蜀鑒》，歷代史家對巴蜀歷史的記載與研究從未間斷。為承繼前賢研究、力求創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歷時多年，編著而成《四川簡史》，與常見的通史不同，本書將敘述重心放在歷代四川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與特點，它采用專題研究的方式，打破時代的限制，將一個歷史事件或一項主要成就的來龍去脈完整呈現，幫助讀者快速把握重點與特點。

本書的時間跨度從遠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圍則明確界定為今日四川（1997年重慶直轄后的新四川）。在敘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歷史時，則沿用傳統四川的地理范圍。資料來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報告，內容扎實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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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簡史》

元明清時期（八）

改土歸流與民族融合

改土歸流

改土歸流，亦稱“改土設流”或“改土為流”等，是明清兩代在少數民族地區廢除土司制度、實行流官統治的一種政治措施， 旨在加強中央對邊疆地區的統一管理。

歷史上， 四川地區曾居住著藏族、羌族、苗族、瑤族、壯族、彝族等多個少數民族。明初沿用元朝的土司制度，在這些地區任用少數民族上層分子擔任各級長官，稱為“土司”。所設立的土司衙門，包括武官系統的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招討司、長官司和文官系統的土知府、土知州、土知縣等。土司官職世襲，但要承擔一定義務，如定期朝貢、服從征調、繳納賦稅等。土司之間為爭奪地盤，不斷發生戰亂。明朝政府在平定戰亂后，把這些地區的土司撤換，派出可以隨時調遷的“流官”進行統治，這種辦法叫作“改土歸流”。

明朝的改土歸流始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 年）。明朝歷史上規模較大的改土歸流，前后有過兩次：一為永樂時（1413 年）平定貴州省思南、思州（今貴州省岑鞏縣）兩宣慰使之亂，析其地為八府四州，設貴州布政使司。從此，貴州成為省一級的行政單位；另一為萬歷時（1601 年）平定四川播州（今貴州省遵義市）宣慰使之叛，分其地為遵義、平越二府。明政府在實行土司制度、改土歸流之時，也推行土流兼治。“實際上， 明王朝在推行土流兼治的時候，就已經朝著改土歸流的方向邁出了第一步。”

明朝雖然開始了改土歸流，但僅限于個別地區，并沒有普遍實施。到清朝，則逐漸推廣改土歸流，進而普遍實施改土歸流。清朝的改土歸流，貫穿康熙、雍正、乾隆等多個時期，甚至到清末依然還有改土歸流的實例。其中，又以雍正朝的改土歸流為最。雍正年間由云貴總督鄂爾泰主持的改土歸流，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改土歸流。

康熙四年（1665 年）和康熙六年（1667 年），清政府先后在水西、烏撒改土歸流?？滴跞荒辏?692 年），東川也在“獻土歸流”的名義下廢除了土司制，但習俗仍舊，改流并不徹底。在各土司之間，仍存在互相仇殺、爭奪地盤、擄掠人口、攔劫商旅等情況。在平定三藩之亂后，西南的邊防大計不可避免地提上了清王朝的議事日程，改土歸流便很自然地成了一項緊迫任務。

烏蒙、鎮雄、東川三土府，地居云南、貴州、四川三省交界處，在改土歸流大策中自然首當其沖。雍正四年（1726 年），鄂爾泰奏請將烏蒙、鎮雄、東川三土府從四川劃歸云南，盡撤東川土司。雍正八年（1730 年），烏蒙、鎮雄兩地土司叛亂，清廷派重兵征剿，并在東川、烏蒙設府，在鎮雄設州，鞏固了改土歸流的成果。此時，烏蒙米貼土司祿永孝兼有四川馬湖府磨坡長官司屬地，于雍正六年（1728 年）襲殺清軍將領，黃螂、雷坡等也紛起響應。于是，清世宗詔令四川建昌永寧官兵聽鄂爾泰節制， 以便平定叛亂。清軍從滇、黔分路入川，俘獲雷坡土司楊明義。至此，清軍在涼山地區掌握了主動權，掃除了改土歸流的障礙。隨后， 升建昌為寧遠府， 以衛地置西昌縣，改寧番衛為冕寧縣，鹽井衛為鹽源縣，并設會理州與越嵩廳。此外，在涼山東部，黃螂、雷坡也呈繳土司印信，由清廷改置為流官。不久，酉陽土司冉元齡因老病不能治事，二子互爭襲職， 當地百姓又開列土官違法事實，具呈上控。清王朝乘此機會，派兵將冉元齡軟禁。冉元齡迫于形勢，自請改流。雍正十三年（1735 年），改酉陽為縣。乾隆元年（1736 年）廢縣，設酉陽直隸州。

康熙二年（1663 年）， 清政府在平定石泉（今北川羌族自治縣）、茂州之上下五族爵寨時， 即置撫夷官一員。其后， 土官被革，“于是石泉有撫夷，無土官， 番民大小訟獄， 歸縣辦理”。雍正七年（1729 年）， 在川西天全改土歸流，設知州一員，駐扎碉門。在巴塘和理塘，清政府以兩地土官“原無世代頭目承襲”為理由，規定此后“照流官例，如有事故，開缺題補”。在雜谷土司地區，清廷多方削弱土官勢力，改其地為雜谷屯寨、乾堡屯寨、上孟董屯寨、下孟董屯寨和九子屯寨，均設屯守備。這種屯守備制度，實際上是改土歸流的另一種形式。乾隆年間，清政府又借平定大、小金川土司叛亂的機會，將四川西北部的土司廢除，改用流官。道光初，茂州土百戶所轄各寨，或編入民戶，或改為“里”，里設保長，這也屬于局部改流的性質。

清朝的改土歸流，包括四川、云南、貴州、湖南、廣西、湖北諸省，涉及苗族、彝族、布依族、侗族、瑤族、水族等民族，可謂情況復雜，改流不可能一蹴而就。雍正時，在某些具有重要軍事意義的地區，改流做得比較徹底，但在另一些地區，仍有很多遺留問題沒有解決。有的地方在名義上改了，而實際上未變，如黃螂土司早在雍正時就已追繳印信，但后來仍占地 360 余里，有土戶 640 余家。有的地方還長期保持土流兼治局面，如九姓土司，“長官率紈绔子”。道光初， 四川總督仍舊奏請“戶口地丁錢糧歸長官司經理，其考試訟獄歸瀘州兼理”（《刑部陳公神道碑》）。據魏源《圣武記》卷七附錄所記，雍正時大規模改土歸流后， 四川保留的土司尚計有宜撫使三、安撫使二十一、長官使二十六。嘉慶、道光時期，改土歸流雖然對四川的這些土司有所觸動，但進展甚微；而川西北藏族地區的改土歸流，已經是清末的事情了。

改土歸流消除了土司割據的積弊，加強了中央對邊遠地區的統治，有利于國家統一和邊防建設。改土歸流后，清政府結束了土司對邊遠地區的殘暴統治與殘酷壓榨。清政府在原土司地區實行和漢族地區相同的政治制度，如丈量土地、征收賦稅、編查戶口、組織鄉勇、興辦學校、實行科舉等，促進了邊遠地區的社會發展，也加強了邊遠地區和內地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但是，直至清朝滅亡，土司制度在一些地區仍然存在。

（未完待續）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