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特朗普上臺后一系列政策旋風般席卷全球，從就職演說到密集的行政命令，其政策輪廓已清晰可見。
面對這位風格獨特的美國總統，我們該如何看待其新政？核心在于直面壓力，爭取中美良性競爭，避免陷入 智商性競爭。
自2018年3月特朗普發動對華貿易戰以來，世界便被拖入一個中美新冷戰時期，這個時期將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
必須清醒認識到只有在這場新較量中確保自身不被擊倒，才有資格談論與美國平等互利、友好往來，對此我們必須保持冷靜，甚至冷峻的認知而非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從就職演講和一系列行政命令來看，特朗普追求的核心是交易，并帶有強烈的孤立主義色彩，這意味著我們與美國的關系并非單一的新冷戰對手。
實際上這種關系是多維度的：我們既是戰略競爭的對手，也是諸多領域的合作伙伴，同時，美國仍是我們重要的借鑒對象。
這種借鑒既要學習其國家治理、經濟社會發展的成功經驗，也要反思其作為國際體系主導國在政策舉措上的得失成敗。
一方面必要的斗爭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也要在斗爭中爭取團結與合作的空間，同時必須冷靜、客觀地評估這個國家及其領導層的做法與得失。
在整個進程中我們的核心目標是避免與美國陷入智商性競爭，轉而爭取實現良性競爭，對中美關系最壞的摩擦情況我們要有充分準備，但要朝最好的方向努力。
這指的是兩國競爭的內容，并非聚焦于如何提高自身效率、改善治理或提升生產力，而是爭先恐后地將一些損害本國根基的做法。
當作道義制高點來爭奪，這種競爭模式是極其可悲的，這種智商性競爭給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帶來了深刻的損害。
因此面對特朗普時代的中美關系，我們的戰略應是清醒而務實的，在守住底線、增強自身實力的同時，引導競爭走向提升國家核心能力的健康軌道，這才是應對變局的長遠之道。
當地時間5月26日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在外交關系協會的一番話，比任何關稅數字都更耐人尋味。
他直言美國已接受無法改變中國這一事實，但我們可以進行一些可管理的貿易，這句話看似輕描淡寫，實則是華盛頓對過去近十年對華極限施壓戰略一次罕見的公開止損宣言，從妄圖改造對手，退回到接受共存、管控分歧。
與之配套的是具體動作，中美政府間貿易理事會和投資理事會組建程序即將啟動，美方將就符合條件、可享受減稅的中國商品公開征求意見，雙方預計先以約300億美元非敏感商品為切口互降關稅。
按我國商務部說法，這兩個理事會就是把過往起火再救火的危機式博弈，升級為有固定議程、可常態溝通的機制化減震器，讓政策預期不再隨白宮推特大起大落。
這步轉向背后有三層潛臺詞，一是關稅戰、科技圍堵折騰幾輪，美方發現中國產業鏈韌性遠超預期，反噬到自己通脹與選情。
二是《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引發的新關稅剛被國際貿易法院裁定違法，白宮經貿工具箱變淺。
三是中方始終堅持平等協商、不惹事也不怕事的態度，讓美方意識到"脫鉤"成本根本付不起，當然別過度樂觀，美方仍保留戰略領域的高墻，所謂可管理貿易也是有限度的利益交換。
至少華盛頓開始學著用談判桌代替擴音器，這對全球第二大與第一大經濟體而言，已是久違的理性回歸。
正如我國反復強調的，中美經貿本質互利共贏，斗則俱傷，穩下來、談起來才是唯一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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