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戰時期，郭化若開創了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孫子之先河，為抗戰時期學習和運用古代兵學指出了正確的方向；郭化若將《孫子兵法》的戰略戰術思想與抗戰實踐緊密結合，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的統一戰線、群眾路線、運動戰、游擊戰等思想賦予《孫子兵法》新的生機和活力。郭化若《孫子兵法》研究既完成了兵學再創造的理論研究使命，又對抗戰實踐具有重要指導作用，成為孫子學史上一個劃時代的高峰。

關鍵詞：郭化若；《孫子兵法》；馬克思主義；抗日戰爭；孫子學史

作者簡介：侯昂妤，軍事科學院戰爭研究院研究員，《孫子兵法研究》總編輯

文章出處：《山東航空學院學報》2026年第1期

1939年郭化若完成了長達四萬余字的《孫子兵法之初步研究》，這是第一部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孫子兵法》的理論專著。郭化若開創了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孫子之先河，得出了《孫子兵法》在哲學上屬于“唯物辯證法之戰爭觀”結論，為抗戰時期學習和運用古代兵學指出了正確的方向，為1949年后的孫子研究奠定了正確的理論基礎，在孫子學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郭化若將《孫子兵法》的戰略戰術思想與抗戰實踐緊密結合，批判地接受其對戰爭指導的法則與原理，反對曲解孫子和貽誤抗戰戎機的思想，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的統一戰線、群眾路線、運動戰、游擊戰等路線和戰略賦予《孫子兵法》新的生機和活力。

一、《孫子兵法》的最高價值在于揭示戰爭基本規律

近代以來，關于《孫子兵法》的恒久價值問題眾說紛紜，有的認為是政治因素，有的認為是外交原因。泛化《孫子兵法》的價值，對于《孫子兵法》的根本宗旨不僅難以真正把握其精髓要義，更重要的是，在抗戰時期則無法凝練出取勝的戰爭智慧。與泛化《孫子兵法》的價值不同，郭化若則是純化《孫子兵法》的價值，他認為《孫子兵法》的恒久價值在于它揭示了戰爭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規律，“孫子在十三篇中曾把戰爭中最一般的最重要的規律，大體都發現與提示出來”[1]29?。與此同時，郭化若進一步指出，《孫子兵法》的思想基本涵蓋了現代戰爭的戰爭范疇、戰略范疇和戰略指導等問題。

一方面，郭化若認為《孫子兵法》揭示的戰爭基本原則在現代戰爭中依然具有重要價值。郭化若認為，各個時代各民族各地域的戰爭都有各自的特殊規律，也因此有各自的戰略思想，但是一切戰爭都有著共同規律，在這些共同的規律基礎上就產生戰略上的共同原則，而《孫子兵法》就準確地揭示了戰爭基本原則，這些基本原則在現代戰爭中依然具有重要意義。郭化若舉例指出，“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乘人之不及”、“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等戰爭原則，反映了戰爭最一般、最普遍、最基本的規律，在現代戰爭中還有重要價值和強大生命力。[1]30

1913年，蔣百里在《孫子新釋》中談到研究《孫子兵法》的緣起，回憶1906年德國著名軍事學家、《戰略論》作者伯盧麥將軍對他說：“拿破侖有言，百年后，東方將有兵略家出，以繼承其古昔教訓之原則……”[2]104蔣百里認為，所謂古昔之教訓原則就是《孫子兵法》，拿破侖、毛奇等軍事思想，沒有超過此的。可見，蔣百里研究和繼承《孫子兵法》的原因，在于他認為《孫子兵法》的軍事原則“放諸四海而準，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2]104。1936年葉慕然指出孫子十三篇的“原則定義，顛撲不破”[3]。1943年，楊杰在總結《孫子兵法》的思想時說：“《孫子兵法》里面的原理原則，有不少地方沒有失掉時效，因為真理永遠是年輕的。”[4]4131960年5月毛澤東與蒙哥馬利會談時特別講道：“你沒有看多兩千年以前我國的《孫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東西。”蒙哥馬利問：“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軍事原則？”毛澤東肯定地說：“一些很好的原則，一共有十三篇。”[5]91毛澤東和蒙哥馬利對《孫子兵法》的推崇和肯定正是在于基本戰爭原則。應該說，關于《孫子兵法》中的戰爭基本原則具有永恒價值這一問題，是有共識的。

另一方面，郭化若強調《孫子兵法》全面闡述了戰爭范疇、戰略范疇和戰略指導，這就決定了孫子戰略思想的高價值。他認為，《孫子兵法》比較完整地揭示了最主要的戰爭規律，這也是《吳子》、《司馬法》、《尉繚子》、《李衛公問對》等其他兵書無法超過《孫子兵法》的原因所在。《孫子兵法》在戰爭主要范疇方面，論述了“敵我”、“優劣”、“攻防”、“勝敗”等問題，這幾乎已經涵蓋了戰爭的主要范疇；在戰略范疇方面，論述了“進攻”、“防御”、“持久”、“速決”、“攻城”、“野戰”、“合圍”、“攻擊”等方式，幾乎涵蓋了戰略的基本范疇；在戰略指導方面，關于主動性、靈活性、積極性、堅決性、計劃性、將帥條件、紀律要求、火攻水攻作用、兵要地理的原則、地形的利用、行軍宿營的注意事宜、山地戰斗、河川戰斗、沼澤戰斗、平陸戰斗、癥候判斷、情況分析、給養運輸、俘虜繳獲、向導征用、間諜派遣等等問題都有論及，《孫子兵法》思想的宏博確實是其他兵書所不及的。[1]30

1914年蔣百里與劉邦驥合著《孫子淺說》，也指出了《孫子兵法》“百世不易之戰略”[4]6的價值。蔣百里認為，《孫子兵法》的第二篇到第六篇都是論述戰略問題，《作戰篇》是論述軍政與財政的關系，《謀攻篇》是論述軍政與外交的關系，《形篇》是論述軍政與內政的關系，《勢篇》是論述奇正運用的關系，《虛實篇》論述的是虛實關系。郭化若與蔣百里相比，由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和抗日戰爭實踐的需要，郭化若的研究更具有辯證性、概括性和實踐性，高度凝練了《孫子兵法》戰爭范疇、戰略范疇和戰略指導的內容，有針對性地總結了可運用的戰略方法。

自近代以來，《孫子兵法》的價值被逐漸泛化，從軍事到外交、政治、經濟、教育甚至是個人修身等等領域，這體現了《孫子兵法》競爭智慧的普適性，但是卻偏離了《孫子兵法》的軍事核心價值。歸根結底，《孫子兵法》作為一部兵書，其最高價值在于軍事和戰爭，只有在兵言兵才能更好地理解《孫子兵法》、賡續《孫子兵法》和運用《孫子兵法》。在戰爭中，發掘《孫子兵法》的軍事價值尤為必要。抗戰時期，郭化若不僅明確指出《孫子兵法》的最高價值在于揭示戰爭基本規律，而且還以現代戰爭理論和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解讀《孫子兵法》的戰爭范疇、戰略范疇和戰略指導等內容。兵學理論必須要經受戰爭實踐的檢驗，兵學理論的研究和運用是一個從實踐到認識再到實踐的過程。郭化若對《孫子兵法》戰爭基本原則的高度肯定一方面是結合抗戰實踐得出的結論，另一方面也是“古為今用”，發掘《孫子兵法》的軍事價值和戰爭智慧來指導抗日戰爭的實踐。

二、《孫子兵法》是唯物辯證的戰爭論

郭化若認為，《孫子兵法》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孫子兵法》全篇充滿唯物辯證思想，因此《孫子兵法》基本上已經是唯物辯證的戰爭論。[1]37雖然《孫子兵法》的唯物辯證還是樸素的，還帶有唯心與機械的成分，但是，唯物辯證思維方式足以令其成為恒久的經典。郭化若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認識和解讀《孫子兵法》，既不同于古代對《孫子兵法》的注解式學習，也不同于近代以西方軍事理論參照式分析，而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一以貫之，為馬克思主義軍事觀和方法論研究《孫子兵法》的肇基。

第一，郭化若認為《孫子兵法》充滿了理性和客觀性。[1]31-32他認為，《孫子兵法》高度重視軍事和經濟的關系，一般的唯心論者把軍事和經濟脫離看待，而《孫子兵法》強調軍事對經濟的依賴關系，“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后十萬之師舉矣……久暴師則國用不足”。與此同時，孫子還強調決定戰爭勝負的不僅是將帥、還有政治、法令、軍隊以及天時地利等條件，“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3]。孫子反對迷信鬼神與主觀唯心，主張客觀理性判斷軍情，“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禁祥去疑”。孫子分析各種地形，卻沒有機械地估計地理條件，“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因此，郭化若認為，《孫子兵法》和一般唯心論者的區別在于能夠正確認識各種客觀因素，摒棄各種主觀和迷信干擾。

對于《孫子兵法》的理性和客觀性，近代研究者基本上都給予高度肯定。蔣百里指出，孫子所說的“天”絕非尋常談兵者之神秘說。[4]133-134孫子的“而況于無算乎”，與開篇“死生存亡”之句相呼應，一以戒妄，一以戒愚，正如暮鼓晨鐘令人猛醒。[4]142孫子重視計算和慎戰是避免狂妄和愚昧，這正是孫子的理性和客觀。1943年，楊杰編著《孫武子》一書，用通俗的語言解讀《孫子兵法》。他說：“戰爭打出了真理。從前靠鬼神保佑的人在戰爭中受苦受難，顛沛流離，鬼神也不靈了。鬼神既然不靈，自然就沒有人相信鬼神了。”[4]379孫子的戰爭理論是“理智的”，孫子幾乎完全排除了感情，反對感情用事，在孫子的腦子里感情是沒有位置的。[4]383郭化若對于孫子理性與客觀的認識，不僅僅限于孫子拋棄了迷信，而且用唯物論觀察孫子的經濟因素、五事因素、地形因素等，因此，他的認識站在了更高的維度，有著更寬的視野和更深的思考。

第二，郭化若強調孫子正視戰爭規律、把握戰爭規律。他認為，一般唯心論者輕視、否認戰爭規律，孫子則認為戰爭有一定的規律，這些規律是可以認識、把握的。[1]32孫子說“多算勝，少算不勝”，又說“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更明白地說“故曰勝可知”，“此五者知勝之道也”。郭化若指出，這些說明了孫子認為戰爭規律不僅可以認識，還可以操縱把握。孫子說：“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能夠知道敵人的規律，把握這個規律來操縱敵人，“故曰勝可為也”。因此，郭化若認為，孫子強調認識并把握戰爭規律可以取得戰爭的勝利。

楊杰認為，孫子非常重視知彼知己、知天知地這個原則，從沒有危險到完全勝利，中間是有一段距離的。孫子所說的可以全勝，只是就客觀條件方面判斷，認為有全勝的可能。“可能”勝利并不就是“必定”勝利，因為必勝是要主觀的努力去爭取的。[4]379楊杰對孫子的這一解讀與郭化若的觀點一樣，都強調孫子重視戰爭規律，并發揮主動把握戰爭規律以贏得戰爭的勝利。

第三，郭化若指出孫子不是片面、孤立地看問題，而是全面、聯系地看問題。他認為，孫子在看待戰爭問題的時候，總能全面、聯系地進行分析。[1]32-33如，孫子對于戰爭終局勝負、條件的估計，就列出了“五事”“七計”；論到將帥，就列舉出“五危”；說到戰爭就聯系到經濟；講“攻”也就講到“防”；說“利”也就說到“害”，“智者之慮必雜于利害”，“不盡知兵之害者，則不盡知兵之利者也”。因為能夠全面地看問題，所以才能提出正確適當的原則而不至偏向；因為能夠有聯系地看問題，所以在論到間諜時，才能指出五間的配合使用，“故用間有五：有內間、有因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在論火攻時，孫子指出：“行火必有因”與“火發于內，即早應之于外”；在論九地時，從地形與敵軍友邦及本軍的關系中，得出利用各種地形的原則來。因此，郭化若認為，孫子是以全面、聯系的視角和方法看待戰爭問題。

近代有學者提出，將《孫子兵法》作為戰爭哲學教科書來研究則抗戰必勝。[6]35但是如何將其作為戰爭哲學來研究，卻沒有人進行系統的嘗試。郭化若以馬克思主義的普遍聯系觀點來看《孫子兵法》，指出孫子全面、聯系地看待戰爭中的各因素，孫子因此也就能準確運用各因素取得戰爭的勝利。

第四，郭化若闡明孫子不把戰爭中的一切事物看成靜止、一成不變的，而把戰爭中一切事情與自然界一樣看成變動的、可變的。[1]33他強調，雖然孫子還沒有明確指出變化的原因基本是由于內部矛盾與斗爭發展而來，但孫子始終注意到戰爭中的變化。孫子說：“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這些變動，在孫子看來是有規律的，可以用主觀力量促成，甚至造成。所以，“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將有五危，必死可殺也，必生可擄也，忿怒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郭化若洞察到孫子能從“必死”、“必生”、“忿怒”、“廉潔”、“愛民”等五種傾向中，看出其內在矛盾與危機，所以孫子能指出“可殺”、“可擄”、“可侮”、“可辱”、“可煩”的辦法來。

郭化若將孫子可變、能動的思想和抗戰時的運動戰結合起來，認為主動性、靈活性正是指導抗戰運動戰的最主要方法。郭化若批評說：“許多人不了解這個方法，缺乏這個條件，而以靜的觀點，形而上學的觀點來指導戰爭。結果總不能得到勝利。在抗戰中這種例子已演了不少，可惜《孫子兵法》已流行了兩千余年。” [1]249郭化若批評的“許多人”，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國民黨中的頑固派”，他們“不承認游擊戰的戰略地位，不搞運動戰與陣地戰相結合，處處招架，處處挨打”。[7]162郭化若進一步闡釋孫子奇正相生、變化無窮的思想，雖然有循環論的成分，但是使得軍事上能有發展，使得一切戰法不會死守舊的一套。這就與軍事機械論不同且高明的方面。郭化若以孫子的主動性、靈活性來批評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僵化，以孫子的奇正相生來講唯物辯證法的重要性，以孫子的變化無窮來講運動戰與陣地戰相結合必要性。

第五，郭化若指出，孫子不把戰爭中一切對立的范疇看成分離的無關的，而把它們看成相互滲透、相互推移。他指出，孫子有全面看待戰爭的視角，所以能從對立范疇中看出相互滲透的因素，所以能看出對立物的相互推移。“亂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強”是最明顯的例子。孫子持變動觀點，要使敵飽變成饑，逸變成勞，眾變成寡，不欲戰變成應戰，欲戰變成不能戰等等。郭化若認為，孫子不為復雜迷亂的現象所蒙蔽，能從敵人的行動中看出企圖來，這是作戰判斷情況中最主要的事情。如，孫子說“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詭而強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陣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半進半退者誘也……兵怒而相迎，分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孫子更為懂得從現象的聯系與發展中發掘本質，孫子的察明情況的方法是“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用之而知有余不足之處”。

一般研究者并沒有認識、重視《孫子兵法》的對立統一思維方式。如阿多俊介就在《孫子之新研究》中批判《孫子兵法》的《九地篇》是以人的主觀見地而立論，“現代之任何事項，莫不用推理的科學的之觀察方法。若以之觀察本篇，殆有天外奇想之感”[8]223。陳龍昌在《中西兵略指掌》中指出：中國兵書杰出的只有《孫子兵法》和《紀效新書》，而前者過于玄妙，后者則過于具體。[9]466這樣的認識是就《孫子兵法》的字義理解《孫子兵法》，無法解讀《孫子兵法》的思維方式，就談不上深刻的理解和正確的運用。郭化若是用馬克思主義矛盾學說來看待孫子的思想。馬克思主義辯證思維的核心是矛盾分析方法，矛盾的同一性和對立性可以相互轉化。毛澤東指出：“事物矛盾的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自然和社會的根本法則，因而也是思維的根本法則。”[10]336

蔣百里在1913、1914年撰寫的《孫子新釋》《孫子淺說》中，大量引用西方戰例和軍事理論，將克勞塞維茨的《大戰學理》（即《戰爭論》）、毛奇的《普法戰史》和《普奧戰史》等與《孫子兵法》比較，以“六經注我”和“我注六經”的解讀方式融會中西軍事學。這種融合開創了近代孫子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視野，但是這種融合只是“學”的融合，不是“用”的貫通；是以西方戰例為主的闡釋，不是以中國的戰爭實踐為主的剖析；是以戰例和戰史為主要論據，不以哲學視角為主要觀察方法，更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戰爭認識論的方法。蔣百里研究《孫子兵法》的時期，中國雖然已經被堅船利炮打開國門，但是，并沒有遭受全面入侵，馬克思主義也沒有在中國廣泛傳播。1939年郭化若撰寫《孫子兵法之初步研究》具有豐厚的理論背景和戰爭實踐基礎。其理論背景是1937年毛澤東撰寫《矛盾論》和《實踐論》，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系統分析了中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戰爭，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在思想上理論上逐步走向成熟。其戰爭實踐基礎是中國抗日戰爭逐步由戰略防御進入艱難的戰略相持階段，國民黨實行僵化片面抗戰路線，步步被動挨打；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全面抗戰，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和敵后抗日根據地日益發展壯大。郭化若在《軍事辯證法淺說》中嫻熟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戰爭觀分析戰爭的辯證唯物論和戰法的唯物辯證法。郭化若深入分析《孫子兵法》中的樸素唯物辯證思想，高度肯定孫子全面、客觀的思維方式，既找到了《孫子兵法》與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相契合的方面，又指出了《孫子兵法》樸素唯物辯證思想的局限和缺陷。郭化若對《孫子兵法》的研究是為“用”而“學”，是為“行”而“知”，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望遠鏡和顯微鏡研究《孫子兵法》，目的在于判斷抗戰形勢和走向，指導抗戰以弱勝強、由弱轉強。

三、以新方法和新內容突破《孫子兵法》的思想局限

近代研究者一般認為《孫子兵法》落后于時代的部分在于技術，如“蓋孫子時代之戰爭僅為刀矢戰之范疇，近日則已由機械戰而為科學戰矣” [11]2。而郭化若則認為《孫子兵法》落后于時代的方面在于戰爭觀，如沒有區分戰爭的正義性和非正義性、忽視人心向背、信奉歷史循環論等等。郭化若認識到《孫子兵法》的思想方法缺陷和戰略思想的局限性，必須以新的內容新的生機，也就是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和戰爭觀去充實《孫子兵法》。郭化若對《孫子兵法》的這一認識，相較于認為《孫子兵法》僅僅是技術上的落后有了重大的超越和突破。

首先，郭化若認為《孫子兵法》時期的戰爭是互相掠奪的不義戰爭，孫子對戰爭沒有正義和非不義的區分。[1]13他認為，由于階級和時代的原因，孫子時期的戰爭是不義的，孫子的思想也時時體現了這一點。孫子把戰爭作為無類別，忽視義戰與不義的區別，所以孫子的很多戰略思想只為不義戰爭服務，如“掠鄉分眾，擴地分利”、“毀人之國而非久”等等觀念。郭化若強調孫子用“兵者國之大事”的空話來掩蓋當時統治階級進行的不義戰爭是階級政策的繼續的本質。[1]35另外，郭化若從戰爭的非主義角度對孫子速決戰思想有獨到的見解。他認為由于當時軍隊組織脆弱、技術也比較低下，而戰爭的性質又是不義的，所以戰爭無法堅韌持續，往往一個會戰就解決了一個戰役或戰爭，一個戰役就是一個戰斗，而一個戰斗在空間上并沒有延長綿亙的戰線，在時間上也不能有持久的對抗或激戰。[1]14郭化若強調孫子之所以主張戰略速決的根本原因在于戰爭是掠奪的爭霸，是侵入他國領土的不義戰。[1]17

馬克思主義戰爭觀認為，凡是反侵略、反壓迫的戰爭是正義戰爭，反之，則非正義戰爭。毛澤東指出：“歷史上的戰爭，只有正義性和非正義性的兩類。我們是擁護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的。”[10]174郭化若以馬克思主義戰爭觀研究《孫子兵法》，可以透過現象洞察戰爭本質。比如，關于孫子提倡的速戰速決思想，有的研究者只從戰爭結果上看到了速戰速決是更快獲利的方法。楊杰就認為：“孫子的速決主義是理智的，速決主義的核心，是爭取賤價的勝利。”[4]385有的研究者認為日本侵華的就是竊用孫子的速戰速決方法，但日本是資源貧乏的國家，不足以言戰，更不足以言久戰。我們可以遵循孫子“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的啟示，用持久不決的戰略，使他疲敝，使他困乏。[12]這些關于速戰速決的認識不可謂不清醒，但是還僅僅停留在軍事層面，沒有上升到政治層面，更沒有提高到正義和非正義的高度。中國共產黨人始終用政治目的來衡量戰爭的性質，以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觀察戰爭的過程和結果。郭化若認為，消耗戰與殲滅戰、持久戰與速決戰，只是戰爭的一個側面的區別，不是戰爭本質的區別，戰爭的本質是政治的繼續。[13]134郭化若一直見血地指出孫子主張戰略速決的根本原因在于戰爭的非正義性，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判斷日本終將失敗的原因在于日本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它的戰爭是退步的和野蠻的。[14]447

其次，郭化若指出《孫子兵法》忽視人心向背，強調抗戰必須發動人民群眾。他認為，由于階級性和時代性，孫子是無法認識到人民的地位和作用的。“故兵以詐立，以利動”與“掠鄉分眾，廓地分利”等都體現孫子以利作為戰勝的標志，而忽視人民的向背。[1]11孫子不僅不重視人民，還采取愚民政策，以厚賞來利誘，以嚴刑鎮壓，沒有也不可能發動民眾，提高兵卒政治覺悟。他強調，這些戰略思想只能為進行不義戰爭的侵略者服務，而對于抗戰則完全不適合。[1]36郭化若提倡既要看到古代戰爭與現代戰爭共同的一面，也要注意到古代戰爭與現代戰爭差異的一面。只有看到古代戰爭與現代戰爭差異的方面，才能具體分析現代的環境，靈活運用當時的原則。例如，當時的“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與今天的“屈人之兵而非戰也”（如德之吞奧分捷）、“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如德之滅波）巨大不相同。又如今之“勞敵”、“饑敵”與當時之“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也大不相同。當時的勞敵饑敵，最多只能從上而下的強迫的“堅壁清野”，這不符合抗戰的形勢要求。他批判那些照搬春秋列國時代諸侯王辦法的人，依樣畫葫蘆，不發動民眾，結果則是“敵逸仍逸之，敵飽仍飽之”。郭化若呼吁，在抗戰時期，需要在若干地域廣泛發動人民群眾的游擊戰爭才能實現孫子的原則。[1]31

蔣百里講到了民力是戰爭的一個重要因素，蔣百里用毛奇的《普法戰史》解讀“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得出了“民”是全體國民而非一部之兵卒的結論。但是“民”的作用多大、怎么發動，并沒有展開論述。[4]134由于深受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楊杰對《孫子兵法》的思考中倡導“人民的力量是最偉大的” [4]389，他認為在孫子的頭腦里，“早已有了全民戰爭的新思想”[4]396和“全體性戰爭”理論[4]398。楊杰認識到孫子不把戰爭看作是純粹軍事力量的沖突，認為兩千多年前孫子就有了全體戰的思想。楊杰的這一認識具有一定的時代進步性。1937年10月毛澤東與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說到抗戰的教訓，指出：“這次參戰的地域雖然是全國性的，參戰的成分卻不是全國性的。廣大的人民群眾依然如過去一樣被政府限制著不許起來參戰，因此現在的戰爭還不是群眾性的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而不帶群眾性，是決然不能勝利的。”[14]375郭化若從階級性、時代性、實踐性出發，強調在抗戰時期，必須將發動人民群眾和游擊戰相結合，這里郭化若是將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戰爭的統一戰線和群眾路線貫徹在《孫子兵法》的研究和運用中。

再者，批判《孫子兵法》的變動觀點具有濃厚的循環論色彩，強調抗戰必須對此進行糾正和補充。孫子解釋自然為“終而復始……死而復生”，郭化若認為這是孫子沒有看到向上的發展，他在軍事領域就只看到量的作用和變動，而忽視質的作用。孫子提出的“形敵”的結果可把敵人眾變成寡，把己方變成眾，他只能做到“以眾擊寡”和“以鎰稱銖”的量的優勢，而不能指出提高軍隊中人力與技術質的優勢。郭化若進一步指出，抗戰中提高我軍的質的優勢，即提高兵士的政治覺悟，提高兵士的訓練，提高技術裝備與使用，是非常重要的事，是孫子沒有留給我們的。他強調抗戰中軍事力量的提高必須是質量的提高，這個質是政治覺悟、訓練、技術裝備。另外，郭化若還提出孫子對攻防之間的相互滲透、相互推移完全沒有談到，他認為抗戰中必須對孫子思想的這些錯誤和缺失進行糾正和補充。[1]36

最后，郭化若指出《孫子兵法》戰略戰術上的一些消極因素。他特別以孫子的一段話為例進行說明。孫子說：“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郭化若認為，孫子的這一思想，由于時代的原因，在現代戰爭中已經成為片面的認識了。郭化若對孫子所說的“……背丘勿逆……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進行批駁，認為在抗戰中，敵人背丘，有時是可逆的；敵人的歸師，有時是可遏的；包圍敵人有時是可不闕，而不應闕的，最后窮寇則極應追擊。他特別指出，孫子對于追擊完全是消極的，在抗戰中我們則不能如此。[1]36-37楊杰呼吁學習和運用《孫子兵法》應該將歷史經驗化為指導戰爭實踐的知識理論，“忘記了歷史的經驗是可怕的；忘記了把最新的經驗化為知識，則更加可怕。……讀《孫子》，千萬不要開倒車，不要食古不化。”[4]413郭化若針對抗戰實踐分析《孫子兵法》中失去戰略戰術價值的思想，提出辯證理解和正確使用《孫子兵法》的方法。可見，郭化若不是生搬硬套、畫地為限，而是除舊布新、活學活用古代兵學，一針見血地直擊《孫子兵法》的時代和階級局限性。

蔣百里用毛奇、克勞塞維茨、伯盧麥等西方軍事理論家的思想對照解讀《孫子兵法》，在中西融合之間能更好地學習西方、理解自身，無論是在《孫子兵法》研究方法上還是視野上都邁進了一大步。但是，要想真正將《孫子兵法》研究透徹、運用成功，只有緊密結合中國的具體反侵略戰爭實踐，發掘《孫子兵法》的永恒智慧、突破《孫子兵法》的局限。要準確回答“《孫子兵法》哪些方面局限和落后，原因是什么，如何進行彌補和糾正”這些問題并不是輕松的事情，需要正確的政治立場、深厚的軍事理論素養、豐富的戰爭實踐經驗和科學的研究方法。以郭化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做到了，他們既看到《孫子兵法》的偉大和永恒價值，又指出思想方法的缺陷和戰略思想的局限。如，其樸素辯證法的局限、服務于貴族的缺陷、歷史循環論的錯誤、戰略戰術的消極因素等等，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人民史觀結合中國具體抗戰實踐，對《孫子兵法》進行了創新性理解和創造性運用。

四、結語

“學習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一切帶原則性的軍事規律，或軍事理論，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關于過去戰爭經驗的總結。”[10]178-187抗戰時期，如何學習并成功地使用《孫子兵法》是擺在中國人面前的一個重大問題，關乎理論的傳承與再造，更關乎國家前途命運。

1950年，國民黨將領葉錕評價說，中國共產黨“……故以我國古代的軍事哲學為基本思想，講求奇正虛實，講求運用變化，寓生活于戰斗，寓訓練于戰場……故其戰術思想是基于軍事哲學的反復實踐而形成統一的一套”，國民黨則是“學德國、學日本、學蘇俄、學美國，東抄西襲，各鳴其是。……對外國的軍事科學未得皮毛，反將自己的傳統的軍事哲學拋棄無遺，逐漸變成死的訓練、死的指揮、死的戰法，而無戰術思想可言”。[15]99蔣介石對葉錕的這一認識給予高度認可。從這一段話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緊密結合戰爭實踐，活學活用古代兵學，而國民黨則是泛泛學習外國軍事理論。國民黨是不是如葉錕所說拋棄了中國傳統的軍事哲學？其實并不是，國民黨高度重視中國傳統兵學，研究《孫子兵法》的成果豐碩，并將其推廣到軍事教育中。1938年，毛澤東指示郭化若研究古代兵學的時候說：“對國民黨的軍官，搬古兵法，他們懂，聽得進，講馬列，講唯物辯證法，他們聽不進。”[7]162毛澤東的這番話恰恰說明國民黨是學習、研究古代兵學兵法的。那么，為什么在抗戰中處處招架、處處挨打呢？毛澤東說：“國民黨中的頑固派，花崗巖腦袋，不承認游擊戰的戰略地位，不搞運動戰和陣地戰結合，處處招架，處處挨打，能不打敗仗嗎？”[7]162國民黨沒有結合中國具體實際和抗戰實踐，片面研究《孫子兵法》，無法真正汲取中國傳統戰略智慧，更無法用以指導抗日戰爭。毛澤東指示郭化若研究宣傳古代兵法，目的在于幫助國民黨認識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認識實行運動戰與陣地戰相結合的必要性。毫無疑問，郭化若的《孫子兵法》很好地完成了這一理論使命，那么，為什么郭化若的研究能取得成功？

首先，先進的理論性。郭化若研究《孫子兵法》始終以馬克思主義的軍史觀和方法論為指導。毛澤東指出：“我們的眼力不夠，應該借助于望遠鏡和顯微鏡。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就是政治上軍事上的望遠鏡和顯微鏡。”[10]212抗戰時期，毛澤東在軍事和戰略方面，撰寫了《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在哲學方面，撰寫了《矛盾論》和《實踐論》。郭化若在軍事實踐和軍事理論上都受到深刻影響，他指出：“毛主席在軍事學術、軍事理論上，他一向主張‘古為今用’。他對古兵法非常熟悉，非常精通。他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矛盾論》、《論持久戰》等著作，不少地方就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從包括抗日戰爭在內的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出發，靈活運用古兵法、特別是《孫子兵法》總結戰爭經驗，揭示戰爭發展的規律。”[7]1621938年，毛澤東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中指出：“到今天為止，我們可以自信地說，中國共產黨在十七年的斗爭中，不但鍛煉出來了一條堅強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而且鍛煉出來了一條堅強的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14]548郭化若《軍事辯證法淺說》一文系統論述了戰爭的辯證唯物論、戰法的唯物辯證法問題，全面體現了其高超的軍事辯證法素養，他在肯定楊杰、蔣百里的同時，也批評他們分析抗戰時忽視了政治因素。[13]146郭化若正是一以貫之地以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研究《孫子兵法》，才能真正透過現象看本質、透過歷史看現實。

其次，強烈的實踐性。郭化若研究《孫子兵法》始終緊密結合抗戰實踐。郭化若研究《孫子兵法》的目的就是“能從我們民族的歷史遺產——《孫子兵法》中，得到一些寶貴的武器，來幫助我們的抗戰，爭取最后的勝利”[1]38。1936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強調：“中國古代大軍事家孫武子書上‘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句話，是包括學習和使用兩個階段而說的，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并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說的；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10]182郭化若研究《孫子兵法》的初衷就是為了落實毛主席的指示，他眼看抗戰以來國民黨當局的種種無能，有感可發，有感要發。郭化若針對抗戰中國民黨的反人民立場，不敢放手發動群眾的片面路線，針對日軍侵略戰爭的非正義性等問題來研究《孫子兵法》。[7]163因此，郭化若以指導抗戰勝利為目的研究《孫子兵法》，既充分看到《孫子兵法》偉大的價值，同時，也看到它的缺陷。他看到了孫子時代戰爭與現代戰爭的共同性，才能提煉出《孫子兵法》的精華，同時，他也看到了孫子時代戰爭與抗戰的差異性，提出根據抗戰具體情況以唯物辯證法來改造充實并靈活運用。[1]38在對《孫子兵法》的解讀中，郭化若用取得抗戰勝利作為目標，將抗戰的具體情形放入《孫子兵法》的理論中進行剖析，對敵我、強弱、攻守等理論做出了具體研判，批判和反對曲解《孫子兵法》的思想和貽誤中國抗戰戎機的思想，以人民史觀、統一戰線、運動戰、持久戰等思想創新和豐富《孫子兵法》，古為今用、理為戰用，在堅守、批判和創造中尋求抗戰取勝的戰爭智慧，真正實現了《孫子兵法》的軍事價值。

最后，深厚的歷史性。郭化若始終以深厚的歷史積淀為研究《孫子兵法》的基礎。他在《孫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中花了三分之一的篇幅來論述孫子與《孫子兵法》，包括關于孫子之歷史記載、關于《孫子兵法》之考究、孫子時代的政治經濟狀況及哲學思想、孫子以前之戰爭及戰略思想對于《孫子兵法》之影響。郭化若認為，只有深入研究孫子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性質、哲學思想，以及孫子以前和兵學思想，然后再對《孫子兵法》本身做研究，才能夠真正發揚和充實中華民族的軍事遺產。[1]1-2他考證《孫子兵法》產生的時代和其所受的思想影響，闡釋了《孫子兵法》的時代背景、階級特質和實踐特點，為后面兩部分論述繼承、批判和創新《孫子兵法》奠定了扎實的歷史依據和理論基礎。郭化若的《孫子兵法》研究不是單線獨進的研究，而是以豐厚的歷史積淀作為支撐，一方面體現在《孫子兵法》領域，一方面還體現在其古代戰史研究領域。郭化若1939年2月撰寫了《赤壁之役及其對民族抗戰的啟示》；1939年4月撰寫了《齊燕即墨之戰的初步研究》；1939年4月撰寫了《淝水之戰初探》，這是在撰寫《孫子兵法之初步研究》（1939年11月）之前完成的；1940年3月撰寫了《孔明兵法的初步研究》。郭化若的《赤壁之役及其對民族抗戰的啟示》，以孫劉聯合戰勝強敵曹操說明中華民族團結則存，分裂則亡。《齊燕即墨之戰的初步研究》一文認為，齊國能轉敗為勝的根本原因在于軍民一致，堅持抗戰到底，抗戰要動員組織人民，軍民團結才能取得抗戰勝利。這兩篇文章分別發表在1939年2月和4月的《八路軍軍政雜志》上，許多國民黨將領看了不無感慨，有的還給雜志編輯部來信，說“赤壁之戰”、“即墨之戰”等文章切中時弊，令人深省。[7]164-165深厚的歷史積淀使得郭化若能夠精濾《孫子兵法》中卓越的戰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對戰爭指導的法則與原理。

總而言之，沒有先進的理論，認識《孫子兵法》如同盲人摸象，只能流于片面和局部；沒有結合抗戰實踐則無法除舊布新，運用《孫子兵法》只能紙上談兵、固步自封；沒有豐厚的歷史積淀如同無本之木，研究《孫子兵法》只能流于單薄和空泛。關于抗戰中如何學習和運用《孫子兵法》這個問題，郭化若的研究給出了最好的答案。那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兵學相結合、與中國具體抗戰實踐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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