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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之際,中原板蕩,烽火連天。王莽改制的失敗如同一把野火,燒遍了整個華夏大地。在這場持續十余年的全國性戰亂中,無數百姓背井離鄉,踏上了艱難的逃亡之路。他們有的向南逃往荊楚,有的向東逃往齊魯,而更多有識之士則選擇了向西,奔向那片被稱為 "河西走廊" 的神奇土地,奔向那座被譽為 "河西四郡之首" 的偉大城市 —— 武威郡(涼郡)。
這期間,綠林、赤眉相繼而起,長安兩度陷落,曾經繁華的關中平原變成了 "民饑餓相食,死者數十萬,城郭皆空,白骨蔽野" 的人間地獄。而在千里之外的河西走廊,卻呈現出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自漢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驃騎將軍霍去病大破匈奴,設置武威郡(涼郡)以來,經過一百四十余年的苦心經營,這里已經成為了一片富庶安定的樂土。武威郡(涼郡),這座因漢武帝 "武功軍威" 而得名的城市,雄踞河右之心,扼守著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
涼州畜牧天下饒!武威郡(涼郡)背靠祁連山,面朝騰格里沙漠,境內有谷水(石羊河)蜿蜒流淌,滋養著萬頃良田。這里水草豐美,宜農宜牧,自西漢建郡以來,歷代中原王朝都將其視為經營西北的戰略重鎮,不斷從中原遷徙百姓前來實邊。經過數代人的辛勤耕耘,武威郡(涼郡)已經成為 "倉庫有蓄,民庶殷富" 的西北糧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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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莽末年,天下大亂,唯有河西獨安。武威竇氏竇融出任張掖屬國都尉(張掖屬國位于漢代武威郡張掖縣,今武威市涼州區張義鎮),他深知河西的重要性,到任后便 "撫結雄杰,懷輯羌虜",深得河西各族人民的擁戴。更始政權敗亡后,竇融被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五郡的地方豪強共同推舉為大將軍,統領河西五郡。他在河西推行了一系列保境安民的政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加強邊防建設,抵御匈奴和羌人的侵擾;整頓吏治,輕徭薄賦,鼓勵農桑,發展生產;團結各族人民,實行民族和睦政策。在竇融的治理下,河西地區 "上下相親,晏然富殖",成為了當時全國少有的一方凈土。
史書上記載,當時的河西地區 "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這里沒有中原地區的兵荒馬亂,沒有餓殍遍野的慘狀,百姓們能夠安居樂業,安心生產。正是因為如此,當關中地區陷入戰火之時,"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兇饑者,歸之不絕"。成千上萬的中原百姓拖家帶口,冒著生命危險穿越戰火,來到河西走廊,來到武威郡(涼郡),尋求一片安身立命之地。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一位年僅七歲的孩童,跟隨母親和舅舅們,加入了向西遷徙的流民大潮,輾轉來到了武威郡(涼郡)。這個孩子,就是后來漢代著名的宗室學者 —— 劉般。
劉般的身份非同尋常,他是漢宣帝劉詢的玄孫,楚王劉紆之子。其世系清晰可考:漢宣帝生楚孝王劉囂,劉囂生懷王劉文,劉文生思王劉衍,劉衍生劉紆,劉紆生劉般。西漢時期,劉般的家族世襲楚王爵位,是地位顯赫的宗室支系。然而,隨著王莽代漢建立新朝,西漢宗室的爵位普遍被剝奪,劉紆也被降為庶人。更始政權建立后,劉紆被重新封為楚王,劉般也因此恢復了宗室子弟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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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好景不長,更始三年(公元 25 年),赤眉軍攻入長安,更始政權迅速敗亡。此時劉般的父親劉紆已經去世,年僅七歲的他與母親以及諸位舅舅一起被困在戰火紛飛的長安城中。為了躲避兵禍,母子幾人不得不離開長安,踏上了前往河西的流亡之路。
從長安到武威,千里迢迢,路途艱險。他們要翻越群山,渡過黃河,穿越茫茫戈壁,一路上不僅要忍受饑餓和寒冷,還要時刻提防亂兵和盜賊的劫掠。對于一個七歲的孩子來說,這無疑是一段充滿艱辛與恐懼的旅程。然而,當他們終于抵達武威郡(涼郡)的那一刻,所有的苦難都煙消云散了。展現在他們面前的,是一片生機勃勃的景象:田野里莊稼茂盛,村莊里炊煙裊裊,街道上車水馬龍,姑臧合市上人頭攢動。這里的人們臉上洋溢著平和的笑容,沒有中原百姓那種驚恐不安的神情。
劉般一家選擇武威郡(涼郡)作為避難地,并非偶然。根據史料記載,劉般的曾祖父劉贊(劉衍的兄弟)在西漢末年曾經擔任過撫軍將軍、武威太守,在武威郡(涼郡)有著一定的家族根基和社會關系。西漢中后期,中央政府經常選派宗室子弟出任邊郡太守,一方面是為了加強對邊郡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鍛煉宗室子弟的行政和軍事能力。劉贊出任武威太守的時間大致在漢成帝或者漢哀帝時期,他在任期間,勤政愛民,政績卓著,深受武威百姓的愛戴。他在武威郡(涼郡)積累的人脈和聲望,為后來劉般母子在武威郡的生活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在武威郡(涼郡)的七年時間里,劉般一家得到了當地官府和百姓的熱情接待和妥善安置。他們在這里有了自己的住所,有了穩定的生活來源,再也不用過那種顛沛流離、朝不保夕的日子。正是武威郡(涼郡)這片寬厚包容的土地,給了這個流亡的宗室家庭一個溫暖的家。
而最令人感動的是,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年幼的劉般始終沒有放棄學業。《后漢書》中記載了這樣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般時年數歲,而篤志修行,講誦不怠。母及諸舅共謂之曰:'今死生未可知,何勤苦若是?' 般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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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生死未卜的亂世,在武威郡(涼郡)這個遠離中原文化中心的 "絕域" 之地,一個年僅七歲的孩子,面對母親和舅舅的勸阻,卻能說出 "朝聞道,夕死可矣" 這樣擲地有聲的話語。這不僅展現了劉般個人超越年齡的成熟與堅定,更反映了儒家思想在士族群體中根深蒂固的影響。同時,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武威郡濃厚的文化氛圍。如果沒有一個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如果沒有當地對文化教育的重視,劉般是不可能在流亡之中還能堅持學習儒家經典的。
事實上,兩漢之際的武威郡,不僅是一個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的地方,更是一個文化昌盛的地方。自西漢建郡以來,中原地區的儒家文化就不斷傳入河西走廊。許多中原的學者和士人來到武威郡,傳播儒家思想,興辦學校,培養人才。到了新莽末年,隨著大量中原士人的涌入,武威郡的文化事業更是得到了空前的發展。這里不僅保存了大量在中原地區已經散佚的儒家經典,還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河西儒學傳統。
劉般就是在這樣濃厚的文化氛圍中成長起來的。他在武威郡的七年時間里,遍讀儒家經典,打下了堅實的學術基礎。同時,武威郡淳樸的民風、堅韌的精神也深深地影響了他,培養了他清正廉潔、體恤百姓、堅韌不拔的品格。
建武八年(公元 32 年),光武帝劉秀親自率軍征討割據隴西的隗囂,攻略河西地區。竇融審時度勢,率領河西五郡歸附東漢,河西與中原的交通重新恢復。此時劉般已經十四歲,他得知東漢政權建立、天下逐漸安定的消息后,便辭別了居住多年的武威郡,帶著母親東歸洛陽。
劉秀對這位西漢宗室后裔十分器重,封他為杼秋侯。后來劉般歷任屯騎校尉、宗正等職,成為東漢初年著名的宗室官員。《后漢書》稱贊他 "居列卿位,數言政事,其收恤九族,行義尤著"。他在東漢朝廷參與了很多文化和禮制建設工作,將在河西地區保存下來的中原文化帶回了內地,為東漢初年的文化復興做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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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般流寓武威郡的故事,雖然只是兩漢之際無數流民遷徙案例中的一個,但卻具有獨特的歷史意義。它不僅反映了兩漢之際宗室群體從鼎盛到衰落再到重新崛起的命運變遷,更深刻地體現了武威郡、涼州地區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的重要作用。
千年之后,當我們再次回望這段歷史,劉般那句 "朝聞道,夕死可矣" 的感慨,依然在武威的大地上回響。它不僅是劉般個人精神的寫照,更是武威精神、涼州精神的體現。千百年來,涼州人民始終堅守著對知識的追求、對真理的向往、對文化的傳承。無論經歷多少風雨,無論遭遇多少磨難,這種精神始終沒有改變!
本文作者:ErginulFFFDongtang、涼郡九漏魚·車非涼介、姑臧城守·閆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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