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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經常談民營經濟的話題,因為中國經濟的未來就在民營經濟。
于是,平臺總是在追問:企業家與資本家的區別是什么?
這是一個充滿了悖論的命題,它顯然不是一個經濟學的命題,經濟學沒有這種莫名其妙的問題,去追問馬斯克與任正非,誰是資本家,誰是企業家,這是正確政治的敘事,無非是讓你做一個又紅又專的紅色資本家,這聽上去很正確,其實是一種身份社會的思維。
改革開放四十年了,用政治標準給民營貼標簽,又怎么讓民營重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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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身份社會?
這是一種權力意志下的政治等級定位,中國封建社會一直是身份社會,士農工商,只要你是商人,你就被定格了,富有但社會地位很低。但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資本家”這種身份,它也可以是一個被專政的對象,不是簡單的道德批判。
所以,當我們在區分資本家與企業家時,不管你出于什么動機,已經是在喚醒意識形態中的對立。
它的危害就不說了,作為時代的潮流,人類的文明是一個從身份社會走向法治社會的歷程。你是資本家,還是企業家,是體制內的官員,還是打螺絲的工人,或者是退休下來的部級干部,在現代的社會架構中,是同一個政治身份。
梅因說過,“從身份到契約”是現代文明的主線之一
所有人的選票是同樣的含金量。
有人說,身份社會的標簽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錯了,它是大清帝國的長辮,離真正意義上的法治精神差了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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