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程顥、程頤兄弟二人在洛陽從事講學活動，并因其“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者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逐步形成了洛學，成為北宋時期著名的學派之一。《洛學編》作為一部梳理和討論洛學歷史和學術(shù)源流的著作，由清初理學名臣湯斌奉師命編修而成，是繼朱熹《伊洛淵源錄》和馮從吾《關(guān)學編》等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學術(shù)史性質(zhì)的著作。這部著作通過傳記的形式，清晰的記錄了洛學在中州的承續(xù)脈絡及發(fā)展軌跡，在中國學術(shù)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

《洛學編》的編纂

（一）《洛學編》編撰的歷史背景

清初，學術(shù)史的編修至為繁盛，佳作不斷，不但數(shù)量空前，而且規(guī)制宏大。據(jù)筆者粗略統(tǒng)計，計有孫奇逢的《理學宗傳》、熊錫履的《學統(tǒng)》、魏裔介的《圣學知統(tǒng)錄》、范鎬鼎的《理學備考》、張夏的《洛閩源流錄》、竇克勤的《理學正宗》、耿介的《中州道學編》、湯斌的《洛學編》、魏一鰲的《北學編》、張伯行的《道統(tǒng)錄》、錢肅潤的《道南正學編》、朱塞的《尊道集》、萬斯同的《儒林宗派》、陳遇夫的《正學續(xù)》以及黃宗羲的《明儒學案》、黃宗羲、全祖望等合撰的《宋元學案》等大約３０部。這些著作，或遵程朱而避陸王，或折衷程朱陸王，或重經(jīng)學輕理學，或為宋明學術(shù)辨源流、清學脈，雖旨趣各異，但都引人注目。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情況，是與明末清初的社會變革、學術(shù)轉(zhuǎn)型等密切相關(guān)的。

首先，在專制國家政權(quán)問題上，發(fā)生了明、清兩代的易代更迭。這是繼宋、元之后又一次以“夷”變“夏”的朝代更換，它對于深明《春秋》“大義”的清初漢族士人來說，無異于“天崩地解”。面對這一巨大的歷史事變，他們無不進行歷史的反思，探索明朝滅亡的原因，總結(jié)明朝滅亡的教訓。在思考明亡的歷史原因時，他們由歷史的省察進而進行學術(shù)的省察，認識到了理學末流長于空談，寡于治道的弊端。在他們看來，理學，無論是作為明朝官方哲學的朱學，還是明中期以來風靡一時的王學，它們精于學理、寡于治道的治學取向，對于明朝的滅亡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從學術(shù)的角度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就成為擺在清初學者面前的時代課題。

其次，理學內(nèi)部發(fā)生了嚴重的思想危機。如所周知，理學自北宋中期興起以來，經(jīng)宋、元、明長達六百年的發(fā)展演變、分化離合，形成了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兩大派別。他們雖“同植綱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然體認天理所“從入之途，各有所重”。程朱派主張“格物窮理”，陸王派主張“發(fā)明本心”，從而顯示了他們體認天理的進路各不相同。及至明末，兩派傳人更是各走極端，且爭論不斷，以至于如黃宗羲所說：“言心學者則無事乎讀書窮理”，“言理學者”則專事于“經(jīng)生之章句”，其流弊所至，或為“游談無根”，或為“封己守殘”。面對這樣的學術(shù)局面，又適逢明清易代的巨大刺激，明末清初的學者開始重新闡釋儒學經(jīng)世致用的學術(shù)宗旨，并從不同角度對之進行詮釋，學術(shù)研究出現(xiàn)了百舸爭流的局面。

總之，對理學的反思是清初學術(shù)界一個重要的學術(shù)思潮，它表現(xiàn)為對自孔孟以來至宋明理學、陸王心學等學術(shù)流派演化發(fā)展的再檢討和再認識，具有反思、批判和總結(jié)的特點。正是在這種批判、總結(jié)理學的學術(shù)思潮沖擊下，學術(shù)史編修興盛起來。可以這樣說，這一時期出現(xiàn)的學術(shù)史著作，基本都是對這一時期批判、總結(jié)理學的時代要求而作出的回應。湯斌的《洛學編》就是在這一思潮中產(chǎn)生的獨具特色的著作。

（二）《洛學編》編撰的時間

《洛學編》的作者湯斌（１６２７—１６８７），字孔伯，一字荊峴，號潛庵。明熹宗天啟七年（１６２７）出生在睢州城（今河南睢縣）。湯斌既為清官，又以理學名家。他一生不僅砥礪名節(jié)，剛正廉介，而且潛心理學，文章清雅。一生所著除《洛學編》４卷外，尚有《明史稿》２０卷、《睢州志》５卷、《潛庵語錄》１卷、《志學會約》１卷、《潛庵先生遺稿》若干卷，并詩文二百余篇藏于家。

據(jù)方苞考訂、楊椿重輯的《湯文正公年譜定本》云：“康熙十二年，癸丑，公年四十七歲。著《洛學編》。”又《征君孫先生年譜》云：“康熙十二年，正月，先生命魏一鰲輯《北學編》成……十一月，先生命湯斌輯《洛學編》成。”孫奇逢《洛學編》序中亦云：“癸丑冬，湯子荊峴《洛學編》告成，索老夫一言以弁其首。”由此可知，《洛學編》的成書時間很確定，就是康熙十二年冬十一月。

那么《洛學編》具體是什么時間開始編撰的呢？孫奇逢為《北學編》所作的序中云：“余輯《理學宗傳》成，張仲誠（沐）梓于內(nèi)黃，因于湯孔伯（斌）商搜《洛學》一編，與魏蓮陸（一鰲）商搜《北學》一編。”孫奇逢是湯斌、魏一鰲的老師，他在《理學宗傳》完成之后，命張沐去內(nèi)黃梓印，然后就分別給湯斌和魏一鰲布置了輯錄《洛學編》和《北學編》的任務。那么張沐又是何時攜《理學宗傳》梓于內(nèi)黃的呢？按湯斌編《征君孫先生年譜》：“（康熙）五年，十月，張仲誠刻《理學宗傳》于內(nèi)黃，命湯孔伯與博雅校訂。”又湯斌《三上孫征君先生書》云：“去歲侍幾杖，甚蒙策勵。別來倏復一載，未能專使修侯，瞻仰函座，不勝依依……承諭《洛學編》，前河道邵公亦有字言及。某近苦經(jīng)書訓注太繁，論說不一，雖反復翻閱，終無心得。欲斟酌先儒之說，平心理會圣人立言之意，不穿鑿，不附會，定為一編。五經(jīng)中《易》與《春秋》為難，故先治其難者。此非數(shù)年功夫，不能草草脫稿。今奉先生命，欲暫輟經(jīng)書，從事《洛學》，但敝州書籍甚少，恐有遺漏。且義例體裁未奉明示。”從此信的內(nèi)容，我們可以看出，湯斌是從孫奇逢處回家后即開始著手收集資料，為撰寫《洛學編》做準備的。并且，湯斌在這封信中還向?qū)O奇逢請示《洛學編》的義例和體裁等事。那么湯斌又是何時去的孫奇逢處呢？《湯文正公年譜定本》云：“康熙五年（１６６６），丙午，七月，服闕。九月，至夏峰受業(yè)容城孫征君奇逢之門。”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初步斷定，《洛學編》編修的時間大致應從康熙五年（１６６６）冬算起，奉師命屬稿，至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成書，歷時八載。

二

《洛學編》的刊刻與流傳

《洛學編》共四卷，雖篇幅不長，卻經(jīng)數(shù)次刊刻，百年流傳。按尹會一《洛學編續(xù)編》序云：“自《洛學編》板于癸丑，又六十六年矣。”可知湯斌在《洛學編》編撰完畢后即有刊印，然此本今未見，疑為康熙、乾隆年間湯氏祠堂藏本。

今國家圖書館藏有閻興邦康熙二十九年《潛庵湯大司空遺稿》刻本，內(nèi)裝有《洛學編》５卷，含《續(xù)編》１卷，顯然此本《洛學編》非康熙年間所刻，因為《續(xù)編》乃乾隆三年而作。

湯斌辭世后，《洛學編》由他的門人王廷燦和長子湯溥共同輯校整理，于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刻于樹德堂，此本前有孫奇逢序，后有王廷燦跋，分４卷，每卷開頁題有“睢州湯斌潛庵輯，男溥校刊”，今藏云南大學圖書館。

乾隆元年（１７３６），湯斌的曾孫湯定祥又以家中祠堂藏本為底本，重新整理和輯校，刻版印行，因版藏懷澗堂，故曰懷澗堂本。此本前有孫奇逢序，后有湯定祥跋，分４卷，每卷開頁題有“睢州湯斌潛庵輯，曾孫定祥重校刊”，今藏南京圖書館。至乾隆三年（１７３８），時任河南巡撫尹會一，因心向往湯斌之學，以乾隆元年湯定祥懷澗堂藏版為底本，并親撰《續(xù)編》附于后，題為５卷，刻于大梁書院。今國家圖書館藏本有尹會一手書《大梁書院祀典考》附《洛學編目錄》。

道光九年（１８２９），湯斌的睢州同鄉(xiāng)陳焯又在北京重新刻印《洛學編》，仍分４卷，書末附有他的跋，云：“今有幸通籍，官京師，欲先刊此冊，與計偕諸君子攜歸里門，廣其傳，未果。適謙齋叔父守天津，有同志捐俸付焯成之。爰于道光八年十一月開雕，其明年二月工竣，除印送若干部外，板存琉璃廠某齋中。”需要指出的是，此本是與魏一鰲的《北學編》合訂在一函中，且雕刻時所用的底本今不得而知，因是商丘陳焯所刻，故今稱其為“商丘陳氏刊本”。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浚儀（今河南開封）人田俽又以“商丘陳氏刊本”為底本對《洛學編》進行了重刊，并加上了句讀，此本可以稱“句讀本”。

同治九年（１８７０），高要（今屬廣東）蘇廷魁因仰慕湯斌之學“風雅粹然，溫潤茂密”，找到湯斌的六世孫湯樹茗，再次對湯斌的著作進行收集和刊刻，題名曰《湯文正公全集》，這其中也包括《洛學編》。此次刻印的《洛學編》，是以湯氏后裔家藏乾隆元年湯定祥刻本為底本，由番禺（今屬廣東）周思濂負責雕刻，前、后有孫奇逢序和湯定祥的跋，每卷開頁有“睢州湯斌潛庵輯，曾孫定祥重校刊”，后附有尹會一《洛學編續(xù)編》１卷，共曰５卷。整套書前有蘇廷魁、閻興邦、田蘭芳等序，后有湯樹銘的跋。今商丘睢縣湯氏祠堂中所藏亦是此刻本，故又曰“祠堂本”。

光緒二年（１８７６），江蘇巡撫吳元炳再次重新刊印《洛學編》，文前、后保留孫奇逢序和湯定祥的跋，但每卷開頁只有“睢州湯斌潛庵輯”，無“曾孫定祥重校刊”字樣。可見，這個本子可能是以乾隆元年湯定祥刻本為底本，又參校了其他刻本。這次刻印的不同之處是，不僅包括了尹會一《洛學編續(xù)編》１卷，還包括了郭程先的《洛學編續(xù)編》１卷，共曰６卷。前有吳元炳《重刊洛學編》序、尹會一《洛學編續(xù)編》序、孫奇逢《洛學編》原序和郭程先自撰《洛學編補編》序，后有莞城（今屬廣東）李翰華的跋。

以上為有清一代對《洛學編》的刊刻情況，今另有《續(xù)修四庫全書》影印懷澗堂藏乾隆元年湯定祥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康熙樹德堂刻印本，和由范志亭、范哲輯校，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的《湯斌集》標點本。需要說明的是，范志亭、范哲的《湯斌集》中《洛學編》標點本雖經(jīng)整理校勘，但存在不少錯誤。如編排不合理，以往任何版本的《洛學編》前都必有孫奇逢之序，而此本卻把孫序放置書中第六編湯斌研究資料中的序、論、祭文之中，與原文割裂；再就是標點錯誤較多，且常有錯、脫之字。如此本《洛學編·鄭仲師先生》文中，有“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誤也，正確的標點是“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又如，本書《韓昌黎先生》文中“裴度”錯為“斐度”等。

三

《洛學編》的內(nèi)容及編撰特點

《洛學編》一書，記述中州學派自漢迄明的淵源流變，由前編、正編兩部分組成，共四卷，結(jié)構(gòu)簡單，內(nèi)容簡略，眉目清楚。

前編收錄了漢代的杜子春、鐘興、鄭眾、服虔，唐代的韓愈和宋初的穆修，共６人。杜子春、鐘興、鄭眾、服虔是漢代經(jīng)學大師，治學注重家法師承，以經(jīng)義訓詁為特點，他們或治《周禮》，或治《春秋》，或治《易》、《詩》、《左傳》，繼承、發(fā)揚先秦孔子儒學思想，專心訓解，用力傳播，“知名于世”，影響甚大。韓愈則是唐代以繼承道統(tǒng)自居的重要人物，他在魏晉隋唐佛道盛行的時代，尊儒反佛，以救道為己任，撥亂反正，“以六經(jīng)之文為諸儒倡”，“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宋初的穆修，師承陳摶，傳其易學，倡為古文，以古文經(jīng)學名天下，是開啟宋代理學的關(guān)鍵人物。從前編來看，湯斌重在表彰漢代經(jīng)師的言行，同時兼及在儒學傳承中起到關(guān)鍵性作用的人物。

正編在書中分量最重，意在表彰宋明理學家的言行。收錄的人物有宋代的程顥、程頤、邵雍、呂希哲（附呂本中）、尹焞、謝良佐、張繹、劉絢、李吁（附孟厚）、朱光庭、邵伯溫、程迥，元代的許衡、姚樞（附姚燧），明代的薛瑄、曹端、閻禹錫（附白良輔、喬縉）、王鴻儒、許誥、何瑭（附周道、婁樞、劉涇）、崔銑、王廷相、王尚絅、尤時熙（附李士元、謝江、陳麟、董堯封）、魯邦彥、孟化鯉、呂坤、楊東明（附楊澗）、徐養(yǎng)相、王以悟、張信民（附申志深）、賀仲軾、呂維祺、劉理順、王慕祥，共４８人。在這些人物中，二程是宋明洛學的創(chuàng)始人物，他們自承儒家統(tǒng)緒，影響所及，幾遍整個中州。實際上，宋代的中州就是二程洛學的天下，正編首述二程，正是要表明此乃中州理學之開端，次述邵雍、呂希哲，以為中州理學之分支，邵雍以《易》學象數(shù)名于世，呂希哲家族以“中原文獻之傳”著稱。接著記述二程及門弟子尹焞、謝良佐、張繹、劉絢、李吁、朱光庭等人，以明中州理學的傳衍，同時又記載了邵雍之子邵伯溫和避難徙居余姚的程迥。及至元代，許衡、姚樞是理學北傳的重要人物。姚樞“有王佐之略”，輔佐元太宗，曾勸趙復北上，直接推動理學北傳。他首先向趙復學習，后來棄官攜全家赴蘇門山，筑茅草屋，“讀書其間”，傳播程朱傳注于四方，“以化民成俗自任”。許衡“往來河洛間，從姚樞得程朱《易傳》、《四書集注》、《或問》及小學書”，“慨然以明道為己任”。姚、許都是元代學宗程朱的重要人物，北方學者翕然宗之，擴大了理學的影響。明初，朱學因朝廷的提倡而居于統(tǒng)治地位，中州地區(qū)亦多為程朱理學傳人。明代諸儒，湯斌在《洛學編》中首列從祀孔廟的大儒薛瑄，“本貫河東，發(fā)解中州，平生師友半在河洛，實中州明儒之宗”。其次是曹端，明代人稱他“學行在吳康齋（吳與弼）之右”，“為本朝理學之冠”，其在中州理學史上的地位不在薛瑄之下。薛、曹之下，如閻禹錫、何瑭、崔銑、魯邦彥等，或為薛瑄門人，或為私淑弟子，《洛學編》均以一一為之立傳，以明授受源流。需要說明的是，明代不僅程朱理學發(fā)達，陸王心學也興盛起來，特別是明中葉以后，王學影響波及中州，一改宋、元、明初程朱理學一統(tǒng)中州的局面。為此，《洛學編》也為“得陽明之心傳”、“闡明陽明之學”的陽明心學中州傳人尤時熙、孟化鯉、徐養(yǎng)相三人立傳，歷史地再現(xiàn)明代中州理學發(fā)展的全貌。

總之，《洛學編》較為系統(tǒng)地再現(xiàn)了自漢至明末洛學的發(fā)展授受源流，以人系史，簡潔明了。《洛學編》的編纂有著明確的目的，第一，通過梳理洛學的發(fā)展，認識儒學衍變。“洛之有學，所以合天地之歸，定先后之統(tǒng)，所關(guān)甚巨也”，“洛據(jù)天地之中，擅河岳之勝，賢哲代生，淵源會合，是亦學者之鄒魯也”。也就是說，洛學在儒學發(fā)展史上占有核心的地位，對于認識儒學衍變，關(guān)系甚大。第二，“絕學之當新”，“表前賢以勵后進”。撰寫《洛學編》，目的是為了續(xù)接洛學傳承之統(tǒng)緒，復興洛學以續(xù)道統(tǒng)。

《洛學編》是一部精心編排的學術(shù)史著作。從它的編纂來看，主要受到孫奇逢《理學宗傳》和馮從吾《關(guān)學編》的影響。

《洛學編》本身就是湯斌在其老師孫奇逢的授意下撰寫的。根據(jù)尹會一《續(xù)洛學編》序中所言，《洛學編》是在孫奇逢纂輯完《理學宗傳》以后，命自己的學生魏一鰲編《北學編》，湯斌編《洛學編》，而湯斌在給孫奇逢的信中則提到希望老師能夠在義例、體裁上給自己以明確指示，盡快將《洛學編》寫出來，所謂“承諭《洛學編》……今奉先生命，欲暫輟經(jīng)書，從事洛學，但敝州書籍甚少，恐有遺漏……且義例體裁未奉明示……如有稿本，乞發(fā)下參酌，庶可早竣事也”。湯斌本人對孫奇逢的《理學宗傳》進行過潛心研究，提出過自己的看法。如他在給孫奇逢的信中提出自己對《理學宗傳》編纂方法的見解，“《宗傳》念庵諸文，愚意止存其論學語，前后敘次，皆可刪去。蓋此書原為明道，非選文也，如何”？他還提到自己對《理學宗傳》的研究，“與君僑同訂《理學宗傳》，挑燈商榷，常至夜分。窺管之見，不敢不竭”。由此可見，湯斌對老師著作極為重視，反復琢磨。不僅如此，湯斌還為《理學宗傳》作序，彰揚乃師的學術(shù)精神和學術(shù)思想。凡此種種，受其義例影響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王廷燦在康熙五十一年本《洛學編》的跋中說：“《洛學編》之本于《理學宗傳》，猶《通書》之本于《太極》，無二道矣。”可見，湯斌《洛學編》的編纂體例和其師孫奇逢之《理學宗傳》是有著緊密聯(lián)系的，猶如樹根與枝葉，交相輝映。另外，《洛學編》寫成后，得到孫奇逢賞識，為之作序，加以表彰，稱湯斌有“興學之功”。師生二人對洛學的認識以及編纂《洛學編》的意義有相近的看法。

《關(guān)學編》是明代關(guān)中地區(qū)的理學傳人馮從吾所編，記述關(guān)中理學大略。湯斌在《洛學編》凡例中提到《關(guān)學編》的體例，所謂“《關(guān)學編》首列圣門諸賢”云云，說明湯斌在編纂《洛學編》時參考和借鑒了《關(guān)學編》的義例。事實也正是如此，馮從吾在《關(guān)學編·凡例》中云：“是編專為理學輯，故歷代名臣不敢泛入。”而湯斌《洛學編》的凡例中也說：“此編原為論學而作，非同史傳，故雖勛業(yè)烜著，節(jié)義凜冽，不敢泛入。”其間的關(guān)聯(lián)，一看便知。

湯斌編纂《洛學編》，有明確的編纂原則和編纂體例。

首先，在選取人物時，凡“治行不檢”、“祖尚老莊”的中州學術(shù)人物均不收錄。按此標準，“刪定禮經(jīng)”的戴圣因“治行不檢”、“注疏《大易》”的王弼因“祖尚老莊”，雖同為中州學人，但都沒有被收錄進《洛學編》。湯斌云：“漢初經(jīng)師多出齊魯。修明《周禮》，惟有緱氏。至戴圣刪定《禮經(jīng)》，王弼注疏《大易》，俱有功圣學。一以治行不檢，一以祖尚老莊，并罷從祀。故不能與緱氏諸賢同列前編。”看來，湯斌雖然肯定他們“俱功于圣學”，卻又因“治行不檢”和“祖尚老莊”，不能列入《洛學編》前編。“治行不檢”謂戴圣在任九江太守時，行事多不遵法度，《漢書》云“九江太守戴圣，《禮經(jīng)》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yōu)容之。”“祖尚老莊”謂王弼盡黜象數(shù)，說以老莊之學。由此可以看出，湯斌在收錄《洛學編》人物時，和《理學宗傳》一樣，很注重學術(shù)正統(tǒng)和人的品行，凸顯“嚴儒釋之辨”的原則。

以此為標準，湯斌在《洛學編》正編中，沒有收錄宋代的邢恕、耿南仲和明代的高拱。邢恕（１０３２—１１０２），字和叔，陽武（今河南原陽）人。是二程的學生，但邢恕人品不高，“善為表襮，早致聲名，而天資反覆，行險冒進，為司馬光客即陷光，附章惇即背惇，至與三蔡為腹心則之死弗替。上謗母后，下誣忠良，幾于禍及宗廟”。對于這樣“品質(zhì)極差”的人，湯斌當然棄之不錄。耿南仲（１０６２—１１２７），字希道，河南開封人，官至資政殿大學士。他與洛學雖然沒有直接的師承關(guān)系，但從其所著《周易新講義》中可以看出他與程頤《易傳》中的許多思想均有相通之處。他認為，萬物資于氣，屬氣學派人物。在政治上，他主張用《易傳》中的乾、坤變化之道來解釋君臣、君民以及封建倫理道德的關(guān)系。北宋末年，耿南仲從他的“性中正論”出發(fā)，認為“《易》之要在于無咎而已”，導致了政治上的投降主義。故《洛學編》不予收錄。高拱（１５１２—１５７８），字肅卿，號中玄，河南新鄭人。官至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高拱作為明朝中后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不僅對明朝中后期理學的發(fā)展起了促進作用，而且對明朝中后期政治、學術(shù)思想的發(fā)展都有較大的影響。但為什么湯斌不把他收入《洛學編》中呢？筆者認為主要是因為高拱對孔孟及宋儒的批評，是湯斌所不能接受的。湯斌主“敬”，認為“尊孔就是尊理”，而高拱尊儒并不迷信儒。此外他還批評了宋代理學家的不足之處。如他在《問辯錄》一書中，對程顥、陸子靜尤為贊揚，但對于程頤和朱熹的態(tài)度卻截然相反，書中批評程頤的地方達３５處之多，批評朱熹的地方亦有２６處。高拱這種批判繼承的態(tài)度是很可貴的，但湯斌認為高拱對程朱有所不敬，故將之摒于《洛學編》之外。

其次，對于《洛學編》中所收人物，均以是否與洛學有密切聯(lián)系為標準，而不是遙遙華胄，追其籍貫。比如張載，“世家大梁，父知涪州，卒于官。諸孤皆幼，遂僑居眉縣，則橫渠實中州產(chǎn)也”。再比如陜西藍田呂氏（呂大防、呂大臨等），“原籍汲郡”。但是，由于他們“久列關(guān)學”，雖籍貫中州，也一律不再寫入《洛學編》。但是，對于和洛學有密切聯(lián)系的人物，雖籍貫不在中原，也要寫進書中，比如明代大儒薛瑄，“本貫河東，發(fā)解中州，平生師友半在河洛，實中州明儒之宗，故詳列其傳，使學者有所考焉，非敢扳附名賢以自增重也”。

第三，《洛學編》“為論學而作”，所取人物均與學術(shù)有關(guān)，人物事跡與史書相表里。湯斌說：“此編原為論學而作，非同史傳，故雖勛業(yè)烜著，節(jié)義凜烈，不敢泛入。即編中諸儒，有功績繁重者，亦不能備載，以自有史傳可備采覽也。”由此可見，湯斌編纂《洛學編》，就是要向人們展示中州學術(shù)人物的風貌以及中州學術(shù)的傳承演變，至于其他，就不是湯斌所要考慮的了。

第四，間有論贊，評論學者的學術(shù)風貌和地位。《洛學編》中，湯斌在某些人物傳記之后以“湯斌曰”的形式發(fā)表自己的見解，多為評價學者的學術(shù)風貌和地位。如在《呂新吾先生》之后，評價呂坤“真體用兼?zhèn)渲逡病保瑓卫さ男袨榧皩W說影響了“其邑之城郭井野、里甲賦役之法，與夫冠昏喪祭、宴饗豐約之儀”。又如在《徐涵齋先生》之后指出徐養(yǎng)相“家居開講，生徒來者至堂不能容，蓋數(shù)十年所未有也”。此外，湯斌還在某些學人傳記后以“孫鐘元先生曰”引述乃師孫奇逢的話對學人之學行進行評價。

總之，經(jīng)過湯斌的精心編排，《洛學編》成為一部編纂謹嚴、義例頗佳的傳記體學術(shù)史著作，在后世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李清馥撰《閩學志略》，就仿湯斌《洛學編》而成，《四庫全書總目》就指出：“是編（即《閩學志略》）取自唐迄明閩中有關(guān)講學者，人各系傳，以志其略，蓋仿湯斌《洛學編》之例。大旨以朱子為宗，朱子以后傳其教者皆錄之。朱子以前則自歐陽詹以后亦仿（湯）斌例為前編。”《洛學編》的影響可見一斑。

當然，湯斌《洛學編》的編纂也有局限性。在安排人物順序上，大致是按照大的時間順序，但個別地方又出現(xiàn)一些問題。如，明代的薛瑄與曹端，前者清修篤學，海內(nèi)所宗，后者有明初“理學之冠”之譽，如果按時間順序來排，曹端應在前，而《洛學編》卻將薛瑄列于明代之首。作者這樣的安排，不知是否因為二程和薛瑄從祀先圣而地位特殊呢？而孫奇逢在編纂《中州人物考》時，是將曹端置于薛瑄之前。筆者以為孫奇逢的做法要合理一些。此外，《洛學編》所搜集的史料不夠詳備，大多節(jié)錄自正史本傳，門人記述過于簡略。

四

《洛學編》的史料來源

關(guān)于《洛學編》的史料來源，湯斌在凡例中交代得很明白：“事實俱本原傳，間取門人紀述，不敢妄加增刪，懼失實也。”又云：“平日聞見寡陋，又屏居荒野，典籍闕略，搜羅未廣。有生平仰止最切而全傳未得，止采通志數(shù)言，殊覺寥寥。至語錄、文集，兵火之后訪求為艱。有家藏善本，倘肯惠教，總成全書，亦善與人同之意也。”因此我們可以看，湯斌在編撰《洛學編》時主要依據(jù)正史中的本傳，間采門人記述，各地方志，以及語錄、文集等。筆者通過研究發(fā)現(xiàn)，“正編”中的宋儒，不僅依據(jù)正史本傳，而且文中引用了不少朱熹《伊洛淵源錄》的內(nèi)容。而明代諸儒的傳記，《洛學編》中的敘述與其師孫奇逢的《中州人物考》幾近相似，有些地方甚至是完全相同。《中州人物考》乃孫奇逢移居河南蘇門山時所作，備載中州人物。因此，我們不得不說《洛學編》史料不僅取源正史本傳，而且參考了孫奇逢的《理學宗傳》、《中州人物考》等著作。下面就以表格的形式，來簡略梳理一下《洛學編》的主要史料來源。

五

《洛學編》的學術(shù)見解

湯斌編纂《洛學編》，有自己的學術(shù)見解，歸納起來有以下兩點值得注意：

第一，熔漢唐經(jīng)學家與宋明理學家于一爐，“經(jīng)道合一”。從《洛學編》的體例結(jié)構(gòu)可以看出，它以漢唐諸儒為《前編》，而以宋明諸儒為《正編》，也就是以宋明理學家為中心，但不棄漢唐經(jīng)學家，主次分明，既突出了洛學的地位，又揭示了經(jīng)學與理學之間的關(guān)系，即經(jīng)學是理學發(fā)展之前導，而理學則是由經(jīng)學發(fā)展起來的。正如清人所說，該書“雖以宋儒為主，而不廢漢唐儒者之所長”。所謂“漢唐儒者之所長”，從立傳的對象看，主要就是指經(jīng)學，故在此書《前編》為之立傳的６人中，經(jīng)學家就占了５人。例如，杜子春治《周禮》，鐘興治《春秋》，鄭眾治《春秋》又“兼通《易》、《詩》”，服虔治《春秋左氏傳》。而韓愈因為復興“古文”，倡導“文以載道”，推崇“言之有物”等一系列舉措，思想文風一直影響到宋代，具有積極維護儒家“道統(tǒng)”的作用，而入《前編》。穆修雖為宋儒，因其長于《易》學和《春秋》學，獨倡古文經(jīng)學，故也列入《前編》。不僅如此，該書還特別重視經(jīng)學家的授受原流，“《洛學編》通過對經(jīng)學家授受原委的辨析，為我們提供了有關(guān)漢唐時期中州經(jīng)學源流演變的大致情況”。

《洛學編》的這一特點，實際上反映了湯斌“道不離經(jīng)”、“經(jīng)不離道”的“經(jīng)道合一”的思想。作為理學史的《洛學編》能夠注意理學與經(jīng)學的關(guān)系，反映了清初學術(shù)思想的一些特點。

第二，重視程朱，兼顧陸王，調(diào)和程朱陸王，主張“朱王合一，返歸本旨”。宋代，整個中州實為二程洛學的天下，因此，《洛學編》在收錄人物時，以二程及其門人為主，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比如說，是書《正編》首述二程，以為中州理學之開端；次述邵雍、呂希哲，以為中州理學之分支；后述尹焞、謝良佐、張繹等二程的及門弟子，以明中州理學的傳衍。入元，理學北傳，而入《洛學編》正編者僅兩人：一是姚樞，二是許衡。姚樞，因曾勸江漢程朱理學家趙復北上，此為理學北傳之始。而許衡，湯斌稱他“往來河洛間，從姚樞得程朱《易傳》、《四書集注》、《或問》及《小學》書”，及姚樞被征，“獨處蘇門，遂慨然以明道為己任”。到了明朝初期，朱學由于被朝廷所提倡而居于統(tǒng)治地位，一時間，中州諸儒也多為朱學傳人。及明，薛瑄、曹端為理學重要人物，“為本朝理學之冠”。薛、曹二子以下，如閻禹錫、何塘、崔銑、魯邦彥等，或為薛瑄門人，或為薛瑄私淑弟子，《洛學編》均一一為之立傳，以明其授受原委。然而，自明中葉以來，隨著王學的興起，其影響也波及中州，出現(xiàn)了“闡明陽明之學”的王學傳人，從而一改宋、元、明初程朱理學一統(tǒng)中州的局面。對于中州理學發(fā)展中出現(xiàn)的這一新情況，《洛學編》通過專門為中州的王學傳人立傳的形式積極予以回應，充分顯示了作者“程朱陸王合一”的調(diào)停兩可的折衷態(tài)度。

《洛學編》為這一時期的中州王學傳人立傳者有三：尤時熙、孟化鯉和徐養(yǎng)相。三人均屬王學傳人。尤時熙，字季美，號西川，河南洛陽人。早年即服膺王學；年四十，又師事王門高弟劉魁。《洛學編》稱“其為說大抵祖文成致良知，而要歸于提省人心，使知所向往不容自己”；“其立教平實易簡，使學者循之可以入道，而不至以虛見為實際，可謂有功文成矣”。緣此，湯斌給他以很高評價。孟化鯉，字叔龍，號云浦，河南新安人。年十六七即往洛陽師事尤時熙，獨信師說，以為“濂洛真?zhèn)鳎湓谟诖恕薄Ｆ鋵W“以無欲為宗，其教人則專以孝弟、忠信、慎獨為要，不為高深懸冥之論”。其門人稱他“仕以達道，學本無欲”。在此，《洛學編》揭示了他的學術(shù)淵源及特點。徐養(yǎng)相，字予存，號涵齋，河南睢州人。初宗濂洛之學，后官余姚令，轉(zhuǎn)而表彰陽明之學。湯斌嘉其言行，謂：“先生孝友篤行，孚于門外。平生以講學為事。余少，見鄉(xiāng)之前輩傳先生緒言，蓋得陽明之心傳者也。當令余姚，時去陽明卒未久，偽學之禁尚嚴。先生獨聚諸生于講院，闡明陽明之學。”可以說，《洛學編》對王學傳人給以充分注意，既反映了當時學術(shù)發(fā)展的實際，又體現(xiàn)出湯斌調(diào)和程朱陸王的思想。

總之，湯斌在為洛學修史立傳的同時，又能夠突破程朱陸王的學術(shù)界限，歷史地再現(xiàn)中州理學發(fā)展的全貌，力圖將朱、王的傳人合為一史，總結(jié)理學空談的教訓，從而使后學者避免因?qū)W派偏見所帶來的學術(shù)弊端。

作者 | 王記錄、許二鳳

來源 |《歷史文獻研究》2013年